朱理治

    
    (1907—1978)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化名王志、王刚、李迅等。江苏南通人。1927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28年春因党组织遭破坏潜往上海。1930年发起成立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会长、中共党团书记。1932年7月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1934年3月被中共中央调往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35年7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派到陕北，任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兼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在扩大西北红军，推动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和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九十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当时，朱理治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中央到达陕北对肃反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后，他对陕北错误肃反造成的损失非常痛心。同年11月，他得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达甘泉下寺湾，即赶到下寺湾向周恩来、李维汉、张闻天等承认了错误，以后又作过多次检查。1935年12月后，朱理治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8月到西安，为争取东北军抗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5月，朱理治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8年9月，回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撤销河南省委，朱理治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共豫南省委书记、省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回延安期间，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1940年1月，朱理治任新成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3月奉调回到延安。
    1941年3月，朱理治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兼贸易公司经理。当时边区财政金融极端困难，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建立独立自主金融体系的形势十分严峻。朱理治临危受命，抱着“一切照真理办事”的决心，首先从学习经济金融论著入手，邀请边区经济学专家研究，探讨解决边区经济金融波动的办法。他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边区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受法币影响和经济封锁不是主要的，边币跌价是由于边币数量多和商品数量少的矛盾造成的，而这个矛盾又是边区经济的生产力和财政消费力的矛盾带来的。因此边区市场上的问题，不但是货币量增多了，而且商品量也减少了，这才是边区物价上涨，边币跌价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根据这个分析，朱理治一方面领导边区银行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边币的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基本做到了既不害怕发行，又不无限制的发行，使边币发行由初期的猛跌逐步回升到平跌和提高。
    为了开展边币与法币的斗争，朱理治大胆设想，创立货币交换所，运用交换手段，调节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稳定金融物价，经过一段试行之后，效果很好，立即在边区范围内广为推广，全边区建立了30多个货币交换所，有效地推行了边币，制止了法币在边区内部市场流通。
    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朱理治最早提出把银行当作“财政的出纳机关”和“建设的会计科”的理论。1941年11月，在边区银行大楼落成之际，他借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幕典礼，以示边区银行的公开化。朱理治提出“战争时期，金融贸易的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赞同。朱理治还把他在东北军和河南省委时搞统一战线的经验运用到边区银行工作中去，认为“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就要积极运用和推广。”他召开青救会主任、士绅名流等各种会议，并与三边商会考察团座谈，商定了扩大出口的办法，向任弼时汇报后，中央给予肯定。这一举措，对争取人口贸易平衡，克服边区经济困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朱理治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边区银行成立了调查研究处，分行成立了研究室，办事处成立了研究小组，全体同志都是研究员。朱理治身体力行，与贸易公司副经理秦炎、研究处处长苏子仁到延川等县调查后，针对边区没有食盐统销组织，贸易上主动权被投机者操纵的情况，提出以统制对付统制的办法，改变了公私运盐漫无组织的现象。朱理治经过调查研究，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制定的规章制度就有20多个。他亲自起草的《边区银行条理(草案)》，是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走上真正的银行轨道的重要标志。
    1941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朱理治，询问有关金融和贸易的情况。朱理治立即回信，针对边区经济金融存在的症结，提出了减少“财政拖累”的看法和建议。毛泽东称赞“很有些价值”，批示中央西北局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朱理治任职期间，撰写的20篇、约7万余字的论文、报告等，资料翔实，论据充分，观点明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延安时期，有人说朱理治既“爱财如命”，也“爱才如命”，正是这样，边区银行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一方面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专家组成银行顾问团，设置了法律顾问；另一方面“不惜重金”广招人才，使边区银行总行的大学生人数比例占了40%，并且通过改革内部机制，量才使用，把他们放在最需要而又最适合的岗位上发挥才能。
    1943年，朱理治调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赴东北解放区工作。解放战争初期，朱理治任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1946年7月赴朝鲜，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领导驻朝办事处的工作，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回国后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理治于1951年6月调北京，先后任中央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书记。1977年5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3月被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4月9日，朱理治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