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也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这样，全国工、农、商、妇、青和少数民族与国共两党一道，汇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十分注意发动和领导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国发表的抗战宣言中就主张“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①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要求中共“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②。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与机会，坚持发扬民权改善民生以动员群众的方针，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发展多方面的救亡运动。这种群众的救亡团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容许它的合法性存在与公开活动的条件下，可以加入抗敌后援会中去，以充实抗敌后援会的群众基础，推动抗敌后援会的改造。”③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开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适时进行了调整，这些对于开展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
    抗战开始后，具有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工人抗日救亡团体，各工会组织或者捐钱捐物，或者战地服务，或者宣传动员，或者直接参战。具有光荣传统的长辛店铁路工人，早在七七事变前，就把大批铁轨、枕木、麻袋运往前线，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在上海，7月20日，海员工会等30多个海员团体成立上海工人抗敌后援会。日军进攻上海后，上海工人建立工人战时服务队，协助军队构筑工事，捣毁日军工厂、码头和仓库。工人群众纷纷建立义勇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抗日组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七七事变爆发后，汉口人力车公会抽出2万名工友，派赴前方，担任义勇队及运输队。汉口红十字会也训练和抽调护士，组成救护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天津，11月5日，天津工人救国团召开成立大会。12月底，天津工人救国联合会成立，该会的方针是团结国共两党工人活动分子，共同努力抗日救国；决定吸收各方面抗日分子入会，扩充实力，秘密组织各厂工会，进行抗日活动。另外，山西、福建、江西、徐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纷纷成立工会组织。这些工会组织，既有国民党的官办工会组织，也有抗战开始后新建立的各种工人救亡组织，还有中共领导和影响的工会组织，他们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农民阶级勇敢地担负起救国的责任。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地，沉睡的农民被唤醒了，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1937年11月成立于山西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地动委会”)是一个动员组织农民抗战为首要任务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随着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动委会由山西发展到绥远、察哈尔、晋察冀、冀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地区。在动委会以下，建立农民协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教师救国会、喇嘛救国会和抗日的儿童团。在有些地方，动委会还发动和组织游击战争，组织工人农民自卫队，担负起当地行政人员败逃后的社会管理职能，一旦抗日的政权建立，动委会便成为政权领导下的重要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抗日组织。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维持战区的社会治安；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动员民众为抗日出钱出力，支援前线；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等。动委会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全国性抗战伊始，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文协”通过的宣言指出：“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野心与罪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大会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被推举为名誉理事。此后，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中国青年记者等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协”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相继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昆明、延安、晋东南、贵阳、上海等地建立分会，其会刊《抗战文艺》发表了许多抗战文艺作品，并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前线，直接为抗日服务。例如，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影片；音乐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救亡歌曲；美术界创作了大量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画报等。
    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更使中国妇女蒙受了巨大的欺辱和灾祸。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妇女界的觉悟和奋起，她们向全国宣告：“起来吧!亲爱的姊妹们，别再踌躇，别再叹息”，“鼓起勇气跳出厨房，抛弃家庭，踏上救亡图存的坦途，和敌人清算民族的血账!”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1938年3月6日，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妇女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在晋绥地区、冀南、冀鲁豫、晋冀豫也都建立了妇女抗日联合会，组织妇女投身抗日工作。在山东，许多妇女不仅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筹粮筹款，缝制红旗和袖章，还英勇地参加了起义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成立了由何香凝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由宋美龄任董事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等。这些妇女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成员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和宣传，征募捐献，制作军衣，救济难民，抢救难童，甚至建立妇女自卫队，协助部队打击日伪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部队中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湖北武汉和湖南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民先队”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接着它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在临汾、济南也举办了短训班，学习形势、军事、游击战术、农运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还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他们在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办事处。在武汉，以“民先队”成员和武汉的秘密学联为基础，在中共的关怀下，12月28日建立了青年救国团，在工人、农民、店员、职员、难民、妇女中发展团员，仅1938年7月后就有1万多团员，第五战区有5万多名成员。他们利用歌咏、话剧、漫画等宣传抗日，举办友谊会、慰问会、周末晚会、庆祝会等扩大抗日影响，激发人民的民族爱国意识。他们还给伤兵演出文艺娱乐节目，替受伤的将士写家书，给伤兵敷药，号召难民、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在西安，从1937年冬到1938年春，一些群众团体曾先后三次发动西安学生组织了150个工作团分赴三原、渭南、绥德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西安高校学生还组成战地服务团等，前往接近战区的潼关、华阴、朝邑、大荔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在抗战中，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绥远归绥地区，蒙古族青年高风英和共产党员杨植霖等建立了一只蒙汉抗日游击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建立大青山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回族出身的抗日英雄马本斋，七七事变后在家乡河北献县一带组织了一支回民武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声威远扬。东北、东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也都为抗战事业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身居后方，远离战区，但他们维护祖国统一、支援抗战的坚定立场值得称赞。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在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做出了贡献。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和热情，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④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
    ④《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