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目前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的主张是：(一)“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三)“全面的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四)“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五)“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①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②。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9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由延安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③叶剑英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的政策与战略的发言。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还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南方8省13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④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38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461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4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