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敌斗争
华北地区八路军的对敌斗争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发起以破袭正太铁路为主要目标的“百团大战”，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参战的有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直属队的部队，兵力达到105个团，约27万人。期间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攻克据点2993处，缴获各种枪支5900余支(挺)、炮53门及一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也付出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的代价。①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日本侵略者以强有力的打击，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
日军在百团大战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因此，从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起，抗日战争进入完全的相持阶段。日军先后集结重兵对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和“蚕食”，尤其在华北平原地区加强伪军和伪乡村自卫团，实行保甲制度和配给制度，破坏抗日组织，搜捕抗日人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如此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敌后抗日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1941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明确提出了深入敌后去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方针，并具体指出开展敌占区工作的特点、方式和方法。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42年2月18日和25日分别发出指示：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是不会松懈的，与敌人和平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均必须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坚决反对敌人的进攻。“应当把积蓄力量和削弱敌人联系起来，削弱敌人也就是生息自己，要积蓄力量生息力量，就必须积极的展开对敌斗争。”194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1943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必将进入空前紧张、空前艰苦的局面。华北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为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时，敌后军民派出大量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尤其是连续发动政治攻势，打击与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变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在反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坚壁清野，避敌锐势，保存力量，寻找日伪军弱点，积极创造战机，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乘日伪军刚刚展开、尚未形成严密包围圈之机，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多点地猛烈攻击、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攻其必救。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各邻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则向当面日伪军展开进攻，牵制敌人，有力地策应被“扫荡”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
自1941年8月至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800余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9月24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以第三、第二十团吸引日伪军的同时，以第一团主力乘隙掩护干部和群众突出重围，安全转移。25日拂晓，担负掩护任务的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在完成阻击任务时，已来不及摆脱日伪军的追击，遂主动将其引向狼牙山主峰棋盘坨。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带领战士宋学义、胡福才、胡德林，在手榴弹用完、子弹打光的情况下，抱定誓死不当俘虏的坚定决心，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壮烈牺牲，两人负伤后被救脱险，他们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
1941年11至12月，日伪军5万余人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根据鲁中日伪军在东面沂河沿岸一带预伏重兵、在西面津浦铁路沿线戒备森严的情况，改变以往多向东面滨海区转移的规律，率机关和直属单位约5000人，在1个营兵力掩护下，先后在日伪军活动的间隙中，隐蔽地通过两道封锁线，成功地跳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至12月28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后来，第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部队还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
1942年5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针对4万余日伪军进行的大“扫荡”，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避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敌连连扑空，屡遭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其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
晋绥军区部队自1942年冬季以后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运用各种形式向敌人进行“挤”地盘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恢复了部分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山东军区先后粉碎了1万余日伪军对清河、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1.2万余日伪军对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4至9月，又相继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对清河地区的“扫荡”和“蚕食”。在此期间，山东军区还以一部向盘踞于沂(山)鲁(山)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伪军发起进攻，消灭伪军一部，基本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改善了滨海、鲁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在1943年四五月间粉碎了1.2万余日军对北岳区的“扫荡”。太行区抗日军民于同年5月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同年7月底至8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军在太南扩张的企图，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冀鲁豫军区集中第四军分区第十六、第二十一团等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侵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卫河以南部分地区的伪军发起卫南战役，第一二九师集中5个团的全部和7个团的各一部向侵占太行抗日根据地林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的伪军发起林南战役。这两次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华北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公开斗争与隐蔽的、合法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形成对敌斗争的合力，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其中八路军在1941至1942年粉碎日伪军1万至7万人的“扫荡”就有24次，同时打击了日伪军的“蚕食”活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坚持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对敌斗争 194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指示，强调“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点来布置”；要求华中军民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争坚持华中抗战。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日、伪、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皖中和鄂豫边区游击战争。5至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后，新四军大力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和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工作以及抗日根据地建设，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但在日、伪、顽夹击下，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特别是苏南东路地区和豫皖苏边区大部丧失，苏中、盐阜、淮海等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据点增加而日益被分割和压缩。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②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和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任务。
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领导下，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相互策应，密切配合，艰苦奋战。1941年七八月，新四军第一、第三师粉碎了日伪军1.7万人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经过大小战斗1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余人。1943年2月17日至4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在第一、第二、第四师的配合下，粉碎了日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区的“扫荡”。
从1942年夏季起，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肃清内奸的同时，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破袭战，挖沟破路，割断日伪军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袭击、围困和拔除日伪军据点；或组织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恢复和开辟新的游击区，逐一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蚕食”。
针对日伪军的“清乡”，新四军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43年4月，日伪军1.6万人对苏中(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实施“清乡”。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和中共苏中第四地委在上级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的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等各种手段相结合，进行反“清乡”斗争。至1944年2月共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和镇压伪“清乡”人员2400余人，并争取伪军、伪职人员1700余人投诚。
1941至1943年，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1万余次，歼敌9.5万余人，基本上粉碎了日伪军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至1943年底，新四军总兵力由皖南事变后的9万余人发展到12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华中抗日根据地民兵达62万余人，为部队的恢复和再发展创造了条件。
华南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陷落。东江纵队奉中共中央命令，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具体执行营救在港爱国人士和文化人的任务，从1941年底到1942年9月，先后营救出包括柳亚子、何香凝、邹韬奋、茅盾、夏衍、梁漱溟在内的著名文化界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及他们家属共800多人，另尚有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英国军官及外国侨民等。1943年，华南地区抗日力量在反“扫荡”斗争中迅速发展，1943年12月，东江游击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于1941年7月10日整编为第一、第二中队和独立第一中队及警卫小队，此后相继进行了大谷围、西海等20余次战斗，开展了番(禺)顺(德)敌后游击战争。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杀敌锄奸，开辟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至12月，中共领导的珠江地区的抗日武装共发展到800余人。为统一领导珠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1943年2月成立了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游击区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南番中顺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新区和扩大游击区，抗日游击战争在南海、三水、番禺、顺德、中山、新会等县普遍开展起来。到1943年底，南番中顺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于1941年2月成立中共琼崖军事委员会，特委书记冯白驹兼主席。随后，琼崖独立总队以第一、第二支队进行了罗蓬坡、美德、大水等战斗，打退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军事进攻，保卫和发展了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于1942年初进入万宁县六连岭后，与乐(会)万(宁)地区的独立特务大队合编。继而进行了金鸡岭等战斗，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于1942年6月成立后，恢复和发展了琼西抗日根据地。
在南路地区，雷州半岛失陷后，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建立了卜巢游击中队、界炮乡抗日联防自卫队、深泥塘民众抗日自卫队、遂溪县中区抗日游击中队、海(康)遂(溪)边境联防自卫大队和吴(川)化(县)廉(江)边抗日自卫总队。这些抗日武装，以各种不同形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巩固抗日阵地。
在潮汕地区，1942年夏至1944年，潮(安)澄(海)饶(平)敌后抗日游击队保存了60余人、100余支枪，继续坚持隐蔽斗争。
经过敌后军民的艰苦战斗，1943年底各解放区得到恢复和发展。晋冀鲁豫区恢复原来的区域，并且有所扩大。晋绥区收复村庄1000多个，晋察冀区收复和新辟1万多个村庄。被敌“蚕食”最严重的冀中也恢复到1942年大“扫荡”前的局面。山东则收复7000多个村庄，鲁南、沂蒙区全部恢复并有所扩大。这些成果的取得为此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