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统一战线区面临的问题和斗争。统一战线区的形成有利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活动范围，有利于党和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但是，由于在统一战线区内还存在着国民党的旧政权，使统一战线区呈现着复杂的情况，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以至尖锐的斗争。主要有：
    第一，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既得利益面临着丧失的危险。国民党旧政权支持和唆使地主势力颠覆民主政权(原先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区、乡政权重新被地主势力所霸占。地主分子强迫农民退回已经分配了的土地、房屋、窑洞，或者强迫欠债户归还已经宣布废除的债款，一部分农民遭受到土地得而复失的威胁。
    第二，土匪活动重新猖獗，社会秩序得不到安宁。在工农苏维埃区域内，原有的土匪基本上被消灭，因为生活困难所迫而造成的盗匪之属，许多已被改造成新人。在统一战线区形成以后重新出现的土匪主要是由地主复辟势力、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纠集起来的股匪。这种土匪按其来源和社会性来说，大致不外：土地革命时期受革命打击的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反动的地方军阀武装，日寇汉奸武装，国民党组织的武装特务，以及与托派相勾结的反动武装等。这类股匪在陕甘宁边区有40多股，约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到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我党和八路军，以及抗日的群众团体。他们袭击八路军，围歼抗日自卫军，暗杀我党军政工作人员，摧毁地方政权机关，危害极大。
    第三，压制群众的抗日运动，制造“摩擦”，危害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起，国民党就指使其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地方政权机关公开地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制造谣言，攻击和污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欺骗、勾引或杀害我方人员，并利用交通邮电机关进行特务活动；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捣毁或解散抗日救亡团体；挑拨离间八路军同群众和地方友军的关系；支持反动民团和地主势力进行复辟活动，颠覆我地方民主政权；以至调动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等等。因此，在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时有发生。从1938年起，不断加剧。由国民党县级政府和保安队直接制造和策划的“摩擦”事件，也不在少数。1938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长李笑然借故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张勋烈，并制造谣言，向国民党西安行营谎报“八路军包围县城，请令撤退”。后又私自调集各地保安队列旬邑县城集结，企图驱逐八路军驻当地的部队。同月，在富县召开各界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的群众大会上，国民党县党部指导虽范尤文放黑枪杀害我看守所所长，制造事端。6月，国民党清涧县长迫令该县抗敌后援会取消青年救亡工作。7月，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和县党部指导员王道之，指使其部下伪造所谓“八路军信件”，挑拨两党关系，破坏团结，并据此下令驱逐八路军，单方面停止我方工作人员在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擅自改组抗敌后援会。8月，国民党吴堡县保安队无故逮捕八路军残废人员，并严刑拷打，迟迟不予释放。12月，旬邑县长张中堂(县长易人)，纠集保安队800余人，对驻土桥镇的八路军残废人员加以包围，鸣枪恫吓，欧打侮辱，迫令残废人员即刻退出土桥镇。这种“摩擦”事件从1939年起更加严重。1月，国民党安定(今子长)县长田杰生非法逮捕八路军民运工作干部两名，无理阻挠抗敌后援会工作。3月，田杰生又假借宴客为名，竟绑架我安定县长薛兰斌，后又调集保安队400余人，胁迫我在瓦窑堡的驻防部队。同月，国民党合水县店子区区长无理阻挠八路军购买粮食，并开枪打伤八路军两名战士。6月，发生延川县保安队袭击我县政府的事件。同时，在旬邑县发生枪杀八路军伤残人员的严重流血事件。5月24日，八路军残废院采购人员出外采购时，遭旬邑县保安队杀害。事件发生后，我残废院20多名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求查究杀人凶犯，并要求保障残废院的安全，不料旬邑县长竟指挥保安队对我残废院的代表用排枪扫射，残废院的9名代表惨遭杀害。更有甚者，旬邑县长又调换保安队千余人，对我驻防的八路军独立一营发动进攻，一夜之间，竟发起了7次猛攻。我八路军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团结抗日，而作了最大的让步，撤离土桥镇防地，开到店头、骆池一带。随即，国民党军队侵占了由我八路军驻防的旬邑县城。
    上述问题出现，其根源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国民党不仅有政府机关，而且还有县党部，在绥德警备区、富甘警备区等还派了专员，这一切严重地阻碍着陕甘宁边区在行政上的统一。就当时的情况看，在国民党所派出的县长、专员中，除了个别主张抗日、同情八路军的(如肤施县长马豫章、国民党扶施县党部党务指导委员高仲谦等)以外，绝大多数是顽固分子，其中少数又是“摩擦”专家(如安定县长田杰生、旬邑县长张中堂)。因此，要团结抗战，消除“摩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同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顽固势力作斗争，以保障人民的既得利益和坚持长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