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发展演变

    边区抗敌后援会，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其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全国各地各界都纷纷成立各种抗日的群众团体；在此形势下，为了便于和全国各抗日团体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广泛发动人民投入抗日斗争，初成立的边区抗敌后援会显得非常活跃，在对外联络及做好边区抗战动员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害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壮大，对共产党不断制造磨擦，并千方百计压制群众运动。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连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等13个救亡团体。是年8月20日，正当日寇进攻武汉的紧急关头，武汉卫戍总部竟悍然解散了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三个抗日团体。国民党还在各省、市、县成立官办的“抗敌后援总会”企图将群众运动纳入其“一党专政”的控制之下。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随后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就调兵遣将，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并令胡宗南向边区发动进攻。国内的形势，不利于边区抗敌后援会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边区抗敌后援会一般号召及动员逐渐减少，而加强了对边区群众实际组织工作，注重发挥所属各群众团体的作用。1940年1日14日，边区党委决定乡一级建立工、青、妇组织，各以3——5人组成，抗后会只保存名义。然而抗敌后援会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仍然有它独特的作用。例如1940年初，边区的富县尚未成立县级政权机关，大部分的区为统战区，并存在着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县长。我们通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大量的群众工作及统战工作。后因该县县长专事制造磨擦，纵兵为匪，贪污枉法，民怨沸腾，抗敌后援会团结各阶层人士，选派代表调查其罪恶事实，揭发斗争，在成立我方县政府之前，起了过渡政权的作用。当日寇加紧对边区进攻时，边区党委组织部于1940年3月2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区、各县务须将各级抗敌后援会成立起来，以便团结广大群众英勇抗战，把边区建成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进地区。
    1942年，当边区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及实行精兵简政时，中共西北中央局本着精简精神，提议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三团体合并，组成一个办事机构，在联合会中设部或委员会，分管工、青、妇工作。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正确解决党政军民各系统之间关系，加强一元化领导，对如何开展群众团体的工作作了原则规定。接着，边区召开了各分委、县委及群众团体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整顿群众团体问题，本着整顿三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抗日民主政权下群众团体的性质和任务、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区级以上工、青、妇团体，应将工作领导机构统一起来；在乡村，各种群众团体仍可保存独立的组织形式。还指出群众工作的方针是克服组织上的形式主义，给群众团体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各级群众团体纷纷合并，名称或叫抗敌后援会，或叫抗敌救国联合会，本着精简原则，将原来各团体都设脱产主任改为只设抗救会主任，由抗救会各部工作人员兼管工、青、妇工作。从1943年以后，边区抗敌后援会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这时的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和抗战初期的抗敌后援会不同之处，是成了工、青、妇三个团体的联合办事机构。从实际来看，工、青、妇群众团体，仍旧存在。1943年4月，边区群众团体进行登记时，对工、青、妇三个群众团体，边区政府都给予了独立登记。
    边区抗敌后援会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支援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