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26军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发出指示，并派遣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奔赴陕北和陕甘地区，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刘志丹、谢子长就是执行省委指示开展武装斗争的代表。他们曾先后打入陕甘地方实力派苏雨生、谭世林部，从事兵运工作，准备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因当时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曾多次遭到失败。后来，谢子长到中共北方局和省委工作，刘志丹在几经挫折之后，辗转到了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收集赵青山、杨沛盛和贾生财等部，成立南梁游击队，活动于深山老林之中。不久，由杨仲远、阎红彦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在南沟岔收编了师储杰护烟武装后，改称陕北游击支队，前往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壮大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时省委又派谢子长来加强部队的领导。1932年1月上旬，根据省委决定将部队暂时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仲远为参谋长。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和刘志丹分别任支队长。根据省委指示，部队开赴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进行整顿。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成立了以谢子长为书记的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时三原地方党组织派了大批优秀青年来三甲原，加入了陕甘游击队。全队共有300多人枪。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阶段。
    陕甘游击队建立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首战阳坡头并取得全胜。接着攻克照金、占香山、夺宜君、攻山河(镇)。1932年3月22日，占领了甘肃正宁县的四村原。并在这里建立了陕甘地区第一个根据地政权——四村原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敌人不断进攻，游击队不得不撤出四村原，这个革命政权仅存在了20多天。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他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谢子长离开部队以后，杜衡以省委的名义将陕甘游击队划分为3、5两个支队，刘志丹任3支队队长，阎红彦任5支队队长，分别到陕西西部的永寿、礼泉和三原县的武字区一带活动。1932年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于是部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袭击马栏镇、占领吉字岘、夺取英旺镇、进攻临真镇，取得了很大胜利，陕甘游击队发展到1500多人。这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却命令刘志丹率领部队向陕东韩城进发，试图建立平原根据地，威胁西安，夺取大城市。但部队一到韩城即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轮番攻击。由于游击队弹药不足，寡不敌众，因此战斗失利。刘志丹乃率部突围，边战边退，以四昼夜的急行军，过白水，经蒲城，越桥山，跨合水，回到了甘肃正宁县之梁掌堡，部队只剩下200多人。这时，阎红彦回到部队，被选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率领部队迅速收复了五顷原和盘克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斗争，接纳高鹏飞、曹胜荣、苏杰儒等率领的敌新编11旅一个连170多人的起义队伍，使部队扩大到400余人。
    正当游击队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又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领导”，并于1932年7月下旬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由于李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到一个月，同敌人打了3次硬仗，全部失败。李艮的错误作法，引起指战员严重不满，而他却认为这是阎红彦等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竟然通过省委撤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这样，就在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加之敌人三路包抄，使陕甘游击队又陷入困境。为了改变陕甘游击队的困难局面，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8月30日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就任以后，以退为进，沉着应战，照金一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三原县民团总指挥谢党芳，俘获敌耀县民团团总蔡子发，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
    照金战斗后，敌人动员了大批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疯狂地进行报复，使游击队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队委会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由于发挥了各分队的积极性，很快摆脱了困难局面。1932年11月各路游击队重新集中，准备向旬邑、淳化一带出击，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游击队和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任命杜衡为红26军政委。1932年12月下旬，杜衡到陕甘游击队执行中央决定。但他一到部队就搞过火的党内斗争，召开军人大会批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直至将谢、阎排挤出部队。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26军，并宣布自己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因部队人数较少，暂不设军部，只成立红2团作为军的主力)。为了排挤刘志丹、杨仲远，杜衡提出民主选举团、连干部，排以下干部没有选举权，选出的干部要由政委任命。选举结果，王世泰为团长，郑毅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处处长，白雪山为经济处处长。刘志丹等被排斥在领导之外。由于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所以在郑毅牺牲之后，才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红26军一经诞生，就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12月27日，宜君一战，旗开得胜。接着又攻照金、打雨原、占香山，连战皆捷，使红色区域扩大到以薛家寨为中心的整个照金地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杜衡被军事上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强令红军攻打与自己有互不侵犯默契的庙湾民团，偷袭不成，转为强攻，敌人凭险据守，红军伤亡很大。庙湾战斗结束后，敌孙辅成带领3个团的兵力与当地民团联合向照金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杜衡不顾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命令红2团死打硬拼，结果军队损失过半，不得不撤出照金根据地。
    1933年3月3日，照金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在红26军的帮助下，赶走了敌人，恢复了照金根据地。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秦武山、习仲勋等到达照金根据地，筹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与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指挥部。红26军也抽调了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3月8日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金理科任书记。
    陕甘边特委建立后，首先领导当地群众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将各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建立政权、武装斗争和分配土地的教育，群众的觉悟程度有了提高。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1933年4月5日，在薛家寨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了临时性的政权机关——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出身的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同时还建立了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为总指挥，张秀山为政委。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的革命斗争，使群众得到了物质利益。同时革委会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包括戒烟、禁赌、除奸、放足等内容。军事方面，在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建立了23支游击队。红26军在照金根据地还建立了红军随营学校、红军医院、红军被服厂、红军修械所、红军仓库等后方机关。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这时杜衡提出放弃照金根据地的错误主张。他起先主张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把照金根据地同苏联联结起来；后来又提出南下渭华，在商雒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与红29军会合。他不顾指战员的反对，也不听省委的劝告，强令部队南下，使新生的红26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红26军南下之后，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等率领游击队仍坚持原地斗争。1933年7月底，王泰吉率领的耀县骑兵团起义部队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余部退到照金地区。8月，黄子祥等率领的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也撤退到照金地区；另外张秀山等率领的耀西游击队，张邦英、张仲良等率领的耀县游击队都先后到达照金根据地。这几支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机构，影响战斗力的发挥。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各部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由于总指挥部的成立和军事指挥的统一，部队战斗力显著增强，而且新建立了1、3、5、7、9、11等6个游击支队，巩固和扩大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的建立，在西北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党在西北地区第一次建立的山地游击根据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陕甘边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照金根据地的扩大，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恐惧和不安。国民党陕西统治当局调集几个团的正规军和泾阳、三原、高陵、富平、淳化、耀县等6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于1933年10月13日对照金根据地的中心村庄——薛家寨进行突然袭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三水游击队龙王寨游击队领导人叛变，李妙斋、周冬至等领导人在战斗中相继牺牲，根据地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不得不于15日撤出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以后，当地群众遭到很大损失，部队遇到极大困难。红军失去了立足之地，甚至连伤员也无处安置，难以连续作战。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建制为红26军42师)和建立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工农革命政权。
    为了建立南梁根据地，首先要扫除南梁地区周围的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为此，王泰吉和刘志丹等率领红42师，兵分两路，主动出击敌人。红3团在甘泉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骑兵团在荔园堡和阎家洼歼灭敌人两个连，在赵家沟门歼灭敌民团一部，红军在南梁地区初步站住了脚跟。同时，红26军42师还成立了以刘约三为首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一方面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后方游击队。不到一年的时间，地方游击队发展到五六百人枪。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红26军42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进剿”，取得了九战九捷的光辉胜利，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斗争开展起来后，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来到南梁地区开展党、政、群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进而平分土地的革命斗争。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堡川、义正川等地建立了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富西、定边、合水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安塞、赤安、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在此基础上，1934年5月1日在荔园堡召开南梁地区工农代表会议，重新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李生华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南梁阎家洼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要“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节成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边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工作，11月1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苏维埃政府委员会主席为习仲勋，副主席为贾生秀、边金山(一说为牛永清)。政府委员会下设秘书长(先后由蔡子伟、张文华担任)、民政部(部长蔡子伟)、财政部(部长杨玉亭)、教育部(部长赵耀先)、粮食部(部长胡自录)、军事部(部长边金山)、土地部(部长李生华)及政治保卫队(队长白天章)。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委员有吴岱峰、焦家训、杨载泉。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为朱子清，副总指挥为郭得明、杨生贵。11月7日在荔园堡召开了五六千人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
    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把二路游击区和三路游击区联成一片，根据地范围东到临真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
    南梁根据地是刘志丹、习仲勋等把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和陕甘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吸取了渭北和照金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把陕甘边政权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成了长征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之一，奠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