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1934年4月日本政府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公开叫嚣它是“亚洲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为此，一方面提出实行“中日经济提携”，从经济上逐步控制华北；另一方面则以军事压力，配合政治阴谋活动，企图吞并华北5省。于是，在1935年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
    5月，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抽调大批军队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至7月，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接着，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5省自治运动”，妄图使冀、鲁、晋、察、绥5省脱离中国而“自治”。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冀东数县的汉奸进行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维持会”。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嗾使原国民党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抢先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声称冀东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
    日本在制造华北事变的同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棉业、纺织、面粉等重要企业，大部分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日本还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日货充斥中国市场。华北的沦落表明，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独裁内战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退让。1935年6月10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邦交敦睦令》，禁止发表反日言论和组织抗日团体。11月28日又与日方商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人荐派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等为委员，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华北局势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对内一面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一面对长征中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全中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日本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蒋介石政府的步步退让，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自“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自治运动”以来，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成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为推动抗日而斗争。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针对华北的严重形势，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寇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号召，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于是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
    波澜壮阔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冲破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使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中国革命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二)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与“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迅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派出共产党员谢华到西安(1935年10月到达)，与先期派到西安的共产党员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组成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兼管组织(后由杨明轩总负责)，徐彬如、李木庵管宣传；主要成员还有宋绮云、金闵生、童陆生和王根僧等秘密党员。特支在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的领导下(1936年春西北特支和苏区接上了关系，直接归中共中央领导)，通过17路军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安、兰州等地，组织领导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总会(简称全救)在上海成立。根据全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推动西北救亡运动的建议，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负责联络抗日救亡组织，出版《救亡周刊》，开展抗日运动。
    西北特支首先领导西安中等学校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声援北平学生，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1935年12月24日，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痛斥他们的卖国罪行，要求他们从速停止卖国活动，释放被捕学生；同时致电北平各大学，对所发起的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声言誓为后盾，以实际行动响应北平学生的壮举。25日，西安一中、二中、西安师范、西安女师4校学生4000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保全国土完整”，“反对伪组织”，“铲除汉奸”，“释放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等口号，群情激愤，斗志昂扬。随即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教育厅请愿，并发表宣言，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抚恤受伤学生；严惩汉奸卖国贼；保护爱国运动；加紧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在学生的压力下，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请愿，答应转达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欺骗、恫吓，说什么“不要受他人利用”，“以免荒废宝贵光阴”，应该“镇静读书”，企图以此瓦解与阻挠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激昂地说：“我们并不是受了谁的利用，牺牲了自己的光阴；我们是救国不忘读书，求学不忘救国，良心未死，热血沸腾，不驱逐倭奴，取消伪自治，我们誓不停止；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我们誓不干休!”
    接着，西安学生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不顾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成立了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北各地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西安学生的影响下，也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大力开展爱国救亡工作。到1936年春夏，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各种救亡团体相继成立，统归西救领导。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的抗日救亡组织，就有23个之多。1936年10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安队部(到1938年春成立了民先队西北队部)。同时，还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在西救、东救等组织的领导下，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发动了多次群众救亡运动，如追悼被打死的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梅世钧，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悼念鲁迅逝世等活动。特别是11月为援助傅作义等领导的绥远抗战而举行的“援绥运动”，影响更大。“援绥运动”开始时，西安学生纷纷组织募捐慰劳队和宣传队，为抗日绥军募捐物资，对人民进行抗日宣传，激发了西安人民的援绥抗日情绪。1936年12月14日，成立了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22日召开了学生前锋总队部成立大会；援绥战地服务团第一批团员80余人，于1937年1月1日从西安出发，开赴绥远战地工作，并于当日致电全国人民，表示“誓以鲜血寒贼胆，冀以肉体争长城”。1月4日，服务团到达潼关时，国民党潼关驻军却扣留了服务团全体人员，并押送到洛阳。1月6日，陕西战地服务团后援会常委会为“潼关事件”召开了临时紧急大会，通电全国，申述被扣真相，并派代表从各方设法营救，要求立即护送战地服务团到绥远去。国民党政府在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讨之下，被迫释放了部分团员，而正、副团长吴云萍、蔡毅之及团员30余人仍被扣留，没有释放。但是，群众的抗日热情是压不下去的，1月24日西安学生联合会又组织了抗日士兵慰问团，奔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从26日起，第二批援绥人员陆续出发，开赴绥远战地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请愿游行为标志。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是西救、东救共同组织的。12月8日，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开会商量了第二天的具体部署。9日早晨，按计划举行了近2万人的纪念大会。会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向西北“剿总”司令部、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于警察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激起群众的无比义愤，决心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当时阴云密布，寒风怒号，游行队伍不顾宪兵和警察的阻挠，高呼口号，冲出城门，毅然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惊恐，电令张学良派军队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不愿看着群众流血，驱车赶到东十里铺，劝大家回城。游行队伍强烈要求抗日的情景使张学良很受感动，表示“一星期以内以事实作答复”。这次请愿游行，对于促使张、杨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与此同时，西北其他一些地方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如兰州，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也有7所学校的学生涌向街头，示威游行。他们在援绥抗战的群众运动中，也召开声援大会，发起了募捐活动。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迅速开展并形成高潮。
    1935年11月13日，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历次“宣言”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利用传单、标语、口号、会议等一切方式，在共产党员、红色战士、游击队员及广大的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他们集中力量消灭蒋介石的进攻部队，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实现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成效卓著。
    第一，声援、支持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北后，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12月16日，瓦窑堡召开了约4000人的反日讨蒋示威大会，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苏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秦邦宪)，应红色中华社记者邀请发表谈话，高度赞扬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表示要用各种办法援助“一二·九”爱国运动。他指出：北平学生“一二·九”的英勇斗争精神，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可灭亡的精神，苏维埃政府对在卖国贼刀枪下牺牲的英雄，表示沉痛的追悼，并号召全国人民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为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对于被捕的爱国学生致意慰问，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全部释放。重申苏维埃政府“主张组织抗日反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1935年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表了《告工友书》，呼吁根据地和白区的工会组织，以集会、示威、募捐来声援学生的救国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声援学生爱国斗争，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27日又发表了《关于学生爱国运动宣言》，高度评价了学生的爱国斗争，指出：“当国亡种灭，大祸临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紧急关头，爱国青年的血，决不会是白流的；全国有血气的青年，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必定一致奋起，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踏着爱国青年的血迹前进!”号召爱国的学生、知识界团结起来：“(一)组织学生反日会；(二)组织学生抗日义勇军；(三)要求学生有反日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四)救济被日本占领区域和失学的学生。”指出，要使抗日救国运动取得胜利，必须与全国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号召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并郑重地声明：为了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青年，决定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表示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5年12月25日，陕甘苏区学生抗日联合会一成立，即发出通电，声援白区的学生斗争。
    第二，发起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一二·九”前夕，少共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和中共陕北省委联合发起并于12月1月在瓦窑堡召开代表大会，宣布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筹备会成立。1936年6月29日，在苏区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了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到会有陕北、陕甘苏区的代表，也有国民党109师和山西白区的代表，共140余人。大会选出宋庆龄、鲁迅、蔡廷锴、毛泽东、朱德5人为名誉主席，邓发、马明方、蔡乾(台湾代表)、白国英等19人为大会主席团。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各党派、地方政府、武装部队和抗日的苏维埃政府及红军联合起来，召开全中国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指出只要坚决“依靠中国的四万万人的体力、财力、武力、智力，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大会决定：(一)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拥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二)在西北各省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首先是在苏区内)，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准备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三)发起筹募抗日基金的运动，组织抗日基金筹募委员会。会议最后选举蔡乾、成仿吾、毕士梯(朝鲜代表)等41人为委员，宣告西北抗日反蒋同盟正式成立。
    第三，积极筹募抗日基金。1935年底，西北抗日反蒋筹委会号召筹募抗日基金，苏区中央各机关首先响应，西北办事处在一次会议上，不到20分钟，即募捐123.23元(大洋)。周士第捐献50.2元，罗士保捐献20元，邓发捐献15元，……西北中央局机关32人个个都捐献了抗日基金，共232.64元。在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为了募集抗日基金，被服厂工人自动要求每日做两小时义务劳动。有的厂提出星期天继续上班，不拿工资。延安县南区柏林湾高云胜年过花甲，他用上山砍柴卖钱的办法积攒了1元大洋捐作抗日经费。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商人、地主也参加了抗日募捐的行列，特别是各地区的小商人纷纷加入募捐的热潮。
    第四，利用纪念日宣传抗日道理。1935年12月11日、1936年1月28日，先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淞沪抗战纪念日，西北中央局为推动临近苏区的抗日斗争，全苏区以区为单位举行抗日反蒋武装示威。如“绥德二区在‘一·二八’纪念大会后，举行千余人的抗日反蒋大示威，最后并深入白区，突进白军所驻的郝家坪一带，高喊口号，飞散标语，敌人见声势浩大，避入堡中，始终不敢出外，直至傍晚时候，示威群众才胜利的回到苏区，在白区士兵和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办法对白区士兵和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第五，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准备对日作战，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项根本措施。在扩红运动中，父母送子，妻送夫当红军的事迹层出不穷。如延川县第二区一乡的李有年就动员他的3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参加了红军。
    第六，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是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优红歌可反映当时优待红属情况的一般。
    (一)前方炮火响连天，红军抗日打汉奸；苏区公民好榜样，优红工作莫迟延!
    (二)红军家属最光荣，优红工作要认真!砍柴挑水都做到，红军土地要先耕。
    (三)优红工作要紧张，解决红属的困难；好让红军不挂念，勇敢向前去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