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教育

    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域，自古以来几乎是文化荒漠，群众中90%以上是文盲。有些地区，如华池县、曲子县识字的人只占0.5%。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兴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如延安县，1935年冬曾创办小学5所，招收学生70多人；1936年又增加了25所，招收学生500多人。当时，由于陕甘苏区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文教事业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范围内，只有小学120所，学生2000多人。至于社会教育，基本没有开展。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以极大的注意力狠抓了群众教育。1939年1月，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普及教育问题，他指出：“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12月，中共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规定了群众教育的方针、方法、对象等，并统一编印了教材，加强了对教师的培训，充实了教师队伍，改善了教师生活与待遇，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在行政领导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套领导机构。边区政府设教育厅，分区专署及县政府均设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主任。各级领导机关通过定期的会议、报告、指示、巡视、检查等制度，加强对普及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对各类学校的领导，规定分区专署直接领导中等学校，县(市)政府直接领导所辖区域内的完小，乡政府领导普通初级小学。在经费上，边区政府每年抽出边区总经费的1/7用于教育事业，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一)中学教育
    边区的中学是1937年后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8年9月8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中学(因日本侵略者轰炸延安，11月迁至安塞吊儿沟。1939年9月6日与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改称边区师范)。延安中学初创时期属短期训练班性质，学制3至6个月。教育内容，起初偏重于政治，后政治文化并重，但内容多仿效陕公与抗大。1940年9月成立陇东中学，并接收了米脂中学(其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三民二中，1939年改为省立米脂中学)，接着又成立了三边公学。从1940年起，中学教育强调正规化。1942年边区政府教育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章草案》，规定初中学制三年，高中二年。初中课程有：国文、外国语、数学、常识及军事训练等。高中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国文、外国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哲学及军事训练等。为了适应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还设置了一些职业课目，作为选修或必修课。
    中学教育体现了处于战争环境、且经济文化落后，但政治上较先进的陕甘宁边区的特点。在教学法上，坚持课堂教学，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外，还利用课外活动和假期从事社会活动。如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工作团或秧歌队进行宣传，或直接参与反奸、拥军、征粮、查哨、慰劳军队、优待抗属、检查春耕等活动；或帮助政府作记录、写报告、填表册；或帮助乡村干部宣传政策法令，进行社会教育或组织群众生产开展卫生运动等。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加深了对基本知识的理解，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这样，既使学生对政府的政策法令与群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具体了解，又使学校教育达到了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的目的。
    边区中学还坚持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通过生产劳动，解决学校的部分经费开支，减少政府支出，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使学生树立劳动观念，掌握生产劳动的实际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边区中学普遍参加了以种粮、纺毛线、打盐、烧炭、建房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运动。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必须有20天至1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陇东中学全校学生除年幼体弱者外，都参加了生产劳动。1941年开荒85亩，农业、园艺、纺织、合作社、运输业各项总收入1.2396万元。
    边区中学还开展各种课外辅助教育，如讨论会、研究会、讲演会和时事报告会。讨论会以班为单位，每周3至4次，内容有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时事等。研究会由各种小组组成，如文艺小组，社会科学小组、美术小组和时事研究会等。讲演会每周1次，主要是进行专题讲演。报告会每周1次，或两周1次，由学校作时事报告。
    1941年12月，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教职员暂行待遇条例》，规定边区中学教职员待遇为薪金制和津贴制两种。米脂中学实行薪金制，其他各中学都实行津贴制。
    边区各中学的毕业生大都被分到各个岗位从事革命工作。如1942年陇东中学共毕业52人，其中有48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人病故，3人归家)。
    (二)小学教育
    边区政府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困难的实际和人民群众对于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要求，实行了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大力增设公办小学的同时，奖励群众自办小学，鼓励人民群众不拘形式，按照自己的意志，创设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政府则予以具体指导和帮助。在这个办学方针指导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如变工队发起办学，合作社倡议办学，由识字组、冬学发展为学校；以乡村干部、地方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团结群众办学；学生家长自动联合办学等。于是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年春，只有小学320所，学生1600人；1939年春小学达到890所，这年暑假取消了一些质量差的学校，秋后减少到883所。1941年春，边区小学数量急增至1341所，小学学生达4.3846万人。1941年，三边和陇东区遭受灾荒，在关中分区国民党搞军事磨擦，使学校教育受到了一定影响，学校数量减少到1198所。这时，一部分学校出现了师资力量不足，学生数量少，设备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的情况。1941年秋，边区教育部门提出了“重质不重量”的口号，合并了一部分学校，到1942年春，学校减少到847所，但学生总数仍有所增加。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指出，模范小学必须参加各种宣传、优待抗属、放哨、锄奸等社会活动。1941年2月1日，又发布了修定后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其中第24条规定：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并谋得儿童身心之正常发展。边区小学教育，经过不断摸索，逐步创造了与生产、社会、家庭生活、对敌斗争相结合的教学法。学校把生产列入教学计划之内，边学习、边生产。通过生产，解决了学校的部分经费，也使学生学到了生产知识。边区各小学还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学生们还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有益于边区建设的社会活动。延安县小学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在半年内抓大烟灯200盏，查获逃兵45人，种地40多垧；延川县王家埝初小在1938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内抓大烟灯100盏；赤水土桥镇小学，逢集就派学生在交通要道查路条，查出大烟犯60多个。边区小学还提倡学生参加家庭劳动，养成劳动习惯。为使学生经常了解革命斗争的形势，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边区小学还设立了与民族斗争结合的时事教育课。
    边区小学从根本上废除了打骂和体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对学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学生代表可以参加学校的会议，并可向学校提建议和批评。学校的各种决策与规章制度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制定。在各小学中，普遍建有学生会组织，学生会经常领导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教训。
    抗战初期，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状态。但由于边区物质经济条件差，师资缺乏，边区教育领导部门兴办教育的经验又不足，所以在办学方法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主要是有的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有的地方采取了脱离群众的强迫学龄青少年与儿童上学的办法，有的教学内容结合边区建设与群众切身需要不够。
    (三)社会教育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救国热情，灌输抗战建国和边区建设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办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进行不脱离生产的扫盲教育。至1941年，社会教育在边区广泛地发展起来，主要形式有：民众教育馆(既是一种教育形式，又是一种组织领导社会教育、宣传和服务于民众文化生活的教育机关。设立于各地区教育中心所在地)，俱乐部(用各种不同的娱乐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它既是边区政治、军事、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机关，又是宣传、鼓动、讨论、布置工作的场所)，读报组(利用群众的空闲时间，将群众组织起来读报，宣传时政、灌输生产和抗战等方面的知识)，识字组(将社会中的文盲或半文盲组织起来，3至5人一组，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扫盲工作)，夜校(把白天生产忙不能学习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夜间教学)，半日校(以工作或生产较忙不能进全日制学校的学龄儿童或青少年为对象。一般附设在小学里，采用单级复式教学，学期1年)，午校(以妇女为主要对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进行教学)，冬学(利用冬闲时间进行教学，学期一冬或两冬)，巡回教育与轮学(即无固定校址的巡回学校，对几个村或单位的学生，特别是对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文化棚(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等。另外还创造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教育形式。
    边区人民群众性的社会教育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1937年，边区创办冬学382所，有学员1.0337万人。1939年，有识字组3852个，组员2.4107万人；夜校535所，学生8086人；半日校202所，学生3323人；冬学643所，学生1.7750万人。1941年，有识字组1973个，组员1.2259万人；夜校505所，学生7907人；半日校393所，学生5990人；冬学659所，学生2.0915万人；民教馆25处；剧团10个；读报组3371个(平均每450个人有一个读报组)；秧歌队949个(平均每1500人有一个秧歌队)；自乐班114个；皮影戏62班；旧戏25班；板报668块；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六七十种(平均每70人有一份报)。社会教育把整个边区变成了一个大课堂、大学校，广大群众依据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掀起了以识字、学科技为中心的学习热潮。
    边区的社会教育采取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允许怎样学就怎样学的教学原则。
    在教育内容方面，紧密联系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实际，以适应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需要。主要课程有文化、政治、自然、社会与军事等常识。文化课以识字为主；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主；自然课以自然常识、农业生产知识和医药卫生及一般生活常识为主，社会常识课以社会发展简史为主；军事课以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的防卫技术(如防空、防毒等)及战时工作技术(如构筑工事、救护、慰劳、侦察等)为主。为了使教育更加切合实际，还依据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或群众的最迫切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如镇原刘家城村有妇女54个，其中43人有病，在194次生育中，有106个幼儿死亡，群众很苦恼。教员李珠便在冬学教学中讲授妇幼卫生常识，辅之以识字教育，大大提高了妇女上冬学的积极性。有的则从群众的爱好兴趣出发，确定教学内容。关中中心区老庄子上冬学的寇金魁编了个“毛主席爱老百姓”的歌，受到了区上的奖励。在他的影响下，群众兴起了编歌高潮。教员便以他们的歌词为教材，教他们识字。有的联系群众的职业活动确定教学内容。如华池县温台冬学驮盐组编了一首《驮盐歌》，“吆上毛驴走三边，去驮盐，驮回盐来赚了钱，全家老少有吃穿”。该冬学便以这首《驮盐歌》为教材，让驮盐组的学员在驮盐路上边走边唱边识字。还有的依据被教育对象的年龄等特点确定教材内容。如盐池石家炕冬学对8岁儿童选择他们最有兴趣、最熟悉的东西编为生字，进行扫盲教育；对16岁左右的放羊娃，从他们经常接触的山、河、牛羊教起；对成年农民，从他们最关心的庄稼、牲畜教起。
    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对于居住集中的村庄和单位，实行集中教学，如靖边县牛家沟冬学，就是由牛家沟、张家沟、扭子园3个村共同成立的。对于居住分散的村庄，则实行分散教学。如定边县梁圈冬学，将全村分成3处，每处选一较大热炕，作为集中教学地点。家庭冬学则根据家庭成员的忙闲情况安排教学，使教学与家庭生产劳动相结合，家庭即学校，父兄即教员。同时又从家庭扩展到邻居乡亲，如延安市张泰家庭冬学，开始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后来又扩大到邻居，不久就由3人发展到9人。有的以职业分类确定教学方法。如子洲周家圪*(左土右劳)冬学，就是按学生的职业编组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法，运输组，领字条，在路途中学习：熬硝组，忙时早晚学习，闲时全天学习；推粉组，午前推粉，下午漏粉，中午、晚上学习；卖饭组，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学习3天，工作两天；杂务组，没有工作任务时，全天教学；拦羊娃娃组，清早领字，揽羊时间学习，夜间检查温习；拾粪组，平时全天学习，逢集日放假拾粪。延安市洋芋渠冬学，则采取男子进夜校，女子进半日校和识字组以及送字上门等办法，将全村90%以上的文盲都组织到社会教育中来。米脂高家湾冬学，则是娃娃全日上课；变工组晚上学习；拦羊娃早饭前后学习，妇女午前学习；出外揽生意的毡匠领字条由他们之中识字的人教。延安市桥镇乡冬学，天暖时集合起来上课，天冷时，按地区划分为5个小组，选择适当的学生家庭作为固定教学点；天冷后，则由教员上门个别教学。庆阳县赤城区扭子湾冬学，则根据群众忙闲情况安排教学。农历10月13日至11月初5启发识字兴趣；从11月初8至16，把字送到场里教；从11月17至腊月初8，分早晚两班集中教学；场活完毕后，则分午班和晚班教学。
    由于边区经济困难，因此，在兴办社会教育方面采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力量，民办公助的办学原则。在经费上，群众能全部解决的由群众解决，群众不能全部解决的剩余部分由政府拨给。如赤水东风岭寺就是靠群众开药铺，积累资金，兴办学校、识字班和自乐班的。在师资方面，采取边区政府培训和选派、群众兼任两种办法。兼职有多种形式，或由小学教员兼任，或动员当地知识分子兼任，或聘用附近机关、部队的同志担任，或采用“小先生制”——由小学生担任识字组的教师，或开展民教民的办法(夫教妻、子教父母，兄教弟，互教互学)，特别是“小先生制”，在边区扫盲中起了重要作用。如绥德市的小学生，在一个月里动员了700多妇女、儿童进入识字组。在办学工作方面，以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劳动英雄、知名人士和变工队长、自卫军干部和热心教育的人士及驻军、学校等为骨干，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克服了社会教育中的许多困难。没有校舍，群众就将冬学、半日校、午校、夜校设在小学内或条件较好的住户家里；没有黑板，用石板代替；没有粉笔，用粘土、木炭代替；没有纸，用沙盘代替；没有课本，自己抄。甚至把地当纸，指头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从抗战和边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中，一齐推进。这样，就使社会教育适应了边区分散的农村特点和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适应了边区人民群众传统的生活习惯，调动了广大群众办学和参加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使社会教育直接为边区建设服务，为抗战服务，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园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的缺点是在强调社会教育广泛性的同时，忽略了扎实性，出现过一些形式主义。有些夜校、识字组等几乎是徒有形式，实际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