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的中心任务——发展生产

    (一)中心任务的确定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其所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明确地指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最中心的任务。中共西北局接受毛泽东的提议，把生产建设确定为边区党的基本任务。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决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向全边区人民宣布了上述决定，指出：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因为，当时边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拥戴新政权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性，才能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和最后胜利准备坚实的基础，才能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模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条件。
    把发展生产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也是完全可能的。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有先进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有150万翻身作主人的人民群众。在经济上，边区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大批劳动力，尤其是经过几年的休养民力与发展生产，为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了条件。虽然边区隔黄河与日本侵略军对峙，不时遭受敌机的侵袭轰炸，又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但从总体上看，边区却处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之中。这一切，说明边区有条件进行经济建设。
    (二)实现中心任务的各项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1942年12月向西北局高干会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首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正确关系。“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因此，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工作，才是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保障军民需要的根本途径。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做法是错误的。其次，它明确地规定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边区的经济建设，要紧紧围绕着解决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急需问题。最后，它要求有一条正确的经济工作路线。一方面，它要求放手发动和组织边区广大军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人民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它要求发展生产必须从边区的实际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小而大，逐步发展，反对那种不切实际的所谓“大军工”、“大盐业”等建设计划。总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中共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顺序，突出地说明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为了发展农业，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允许富农安伙子、雇长工；同时，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农业生产有了初步发展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实行农业累进税等八项具体政策，提出了“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后，限制了一些地区还存在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是相辅相成、辩证的统一整体。因为边区的人力物力分散，交通不便，要解决生产和供给问题，就必须调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分散经营”。但是，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就要同时强调“集中领导”即“统一领导”。当时规定，凡关系到全边区、全旅、全团供给的事业，同一系统、同一地区的同类企业，在条件具备时，应当实行集中领导，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分配恰当，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不过，当时这种“集中领导”也是相对的，是由边区财经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统一的计划，交给各系统、各单位分别经营，而不是把所有的农、工、商业通统集中成若干大企业、大公司，通统集中于一个领导机关手里。实践证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是边区在当时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的方针。必须正确对待各种经济成分，要以极大的力量组织领导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同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在处理公私关系、军民关系时，应本着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既保证抗日战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既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作风，又反对不顾抗战需要的片面施“仁政”的观点。在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时，应在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下，注意照顾个人利益。
    以上方针政策，从边区的客观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关系，农业、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领导部门与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革命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三)干部思想与作风的转变
    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以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与作风的转变，以适应边区建设工作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的著作和报告中，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生产建设中存在的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充分认识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和特点，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毛泽东反复指出：“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甚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这是思想路线问题。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从边区实际出发所确定的中心任务及一系列方针政策，认识发展边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实事求是地去完成中心任务。
    其次，要认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搞好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弼时等反复说明经济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党员和干部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没出息”等错误思想。1944年4月，任弼时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①。同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招待边区职工代表会议代表时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②为了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抽调一批党性强有能力的党员干部到下级机关、工厂或基层单位去工作，对党政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支部干事和小组长，应尽量挑选有生产经验、能联系群众、党性强的人担任；在发展党员和考察干部时，要把对生产运动的态度和在生产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些要求和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后，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党政主要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要领导好生产，必须改进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指出，在生产运动中，必须“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1945年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又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英雄“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①《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第4—7页。
    ②《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