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人民战胜“胡祸”与天灾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秉承蒋介石旨意，重兵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企图把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消灭在陕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给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被边区群众称为“胡祸”。据不完全统计，仅胡宗南部就劫走粮食约19万石，宰杀与抢劫牲畜100多万头，砍伐树木约140万株，棉花15.2万斤，布匹6万余丈。如再加上马步芳、马鸿逵部的破坏，数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在“胡祸”给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同时，边区人民又遭遇干旱、雨涝和冰雹、霜冻等多种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边区人民生活的困境。陕甘宁边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到1946年耕地面积已达到1500多万亩，年产粮180多万石，然而，随着1947年国民党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以来，在“胡祸”、天灾的双重打击下，边区1947年全年粮食总量不足90万石，仅为1946年的一半，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生活再次面临极其严峻的困难。
    为了战胜这一严峻困难，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发出“胡祸必灭，人定胜天”和“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号召边区军民投入到战胜天灾与“胡祸”的斗争中去。
    早在1947年夏秋之际灾祸发生之初，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就注意到各地灾情日趋严重的情况，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1947年6月至7月间，分发救济粮900石，1947年10月12日，边区政府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生产救灾问题，决定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到十二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也专门讨论并研究对策，毛泽东等指示：陕甘宁和晋西北的灾荒是很大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好。为此，西北局于1948年1月20日作出了《关于救灾问题的决定》，指出：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同灾荒作斗争，度过今冬明春饥饿时期，并准备春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是边区当前最严重最紧急的任务。同时还安排了解决灾荒的八项工作。6月初，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先后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力动员，救灾救民，对漠视灾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予以纠正。6月7日，边区政府又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机关、部队、学校及各级政府立即广泛动员组织节约救灾运动，停止一切不急需的修建和购置，节约开支(最好做到本月每天节约一两小米)，救济灾民。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的几个月里，中央机关节约黑豆70石，小米30石，全部分发给了烈军属和贫苦农民。
    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不仅强调战胜灾荒的迫切性，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还亲自深入佳县、米脂等地区调查灾情，及时作出有效指示。此外，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常常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有时甚至以糠菜充饥，这种共患难的精神坚定了边区民众战胜灾荒的信心和勇气。中共中央除了带头履行节约抗灾之外，1947年12月又决定由晋冀鲁豫和晋绥解放区调拨粮食，救济陕甘宁边区灾民。周恩来亲自致电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人，要求筹拨1500万斤粮食，帮助边区渡过难关。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共得到各解放区救灾粮食达151万余石，救济款107亿余元(边币)。特别是晋绥解放区农民，组织十余万民工不顾敌机轰炸，在长达千里的运输线上突击运粮，仅1948年2月至3月中旬，运粮就达6万石。
    在政府的重视和其他解放区的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广泛开展自救运动。边区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劳、畜力变工互助，群众之间相互调剂，通过变工互助，有效调剂了劳动力资源，同时妇女也在政府倡导下参加农业生产，据统计，近半数青壮年妇女上山生产，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土地及时下种，未因灾荒而荒废耕种。冬闲季节，边区民众广泛开展各类副业生产，如开展纺织、运输、熬硝、制碘等生产，特别是组织贩运副业土特产品外销换取粮食等急需物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吃粮压力。另外，绥德分区重灾区群众4.3万余人克服安土重迁的旧习，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迁往陇东、延属、晋南等产粮区，在当地政府安置下，安家落户后的边区民众积极从事生产。据统计，志丹县一区二乡、甘泉四区五乡及吴起四区一乡等地安置移民后，平均劳动力增加11.5％，耕地面积扩大30％～40％。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其他解放区的大力帮助下，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带领边区军民积极自救，排除万难终于战胜了空前严重的大饥荒，到7月全边区已种夏田450万亩，秋田1040万亩，使边区人民不仅保证了吃穿，度过了灾荒，而且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到1948年夏收以后，形势逐渐好转，边区人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战胜“胡祸”、天灾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