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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教育的实施

刘宪曾 刘端棻


    《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公布后,各级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立即进行普遍的传达和动员,根据《方案》精神,更加有计划的开展战时教育工作。
    1947年2月17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土地改革是今年一切工作的中心,教育工作应与这一运动密切配合起来”。为此,特规定:(一)各学校应配合这项运动,向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要组织学生参加有教育意义的集会,如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会,使学生从实际斗争中,了解农村剥削制度的不合理与土地改革的必要;教员要组织学习有关土改的政策和搜集有关材料并向学生讲授;学校要随时搜集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现,加以研究,作为思想教育的根据。(二)各学校及社教组织,应配合这一运动,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务使教育工作,在土地改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指示》指出:“教育工作配合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基本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因此,教育工作密切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成了战时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战时教育方案》的重要补充。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规模进攻边区,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由于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各级学校在敌占区无法存在,除个别县、区外,大部分县、区的小学和社教组织几乎全部陷于瘫痪;中等以上学校则在学校统一领导下,在边区境内辗转迁徙,与敌周旋,坚持办学。有的一度迁往晋西北,有的直接改为后方医院(如行知中学等),跟随解放大军,转战南北,直接为战争服务;有的组成各种工作队,参加军勤动员、土地改革、运粮救灾、宣传慰问等以支援前线。
    延安大学于1947年3月14日撤离延安,在子长、安塞、志丹、华池、吴旗、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佳县等十多个县境内,辗转迁徙,坚持办学。1947年8月中旬东渡黄河,先后转移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吴家湾和隰县川口镇两地,才比较安静的住下来,直到延安收复后不久,才回到延安,结束了战时教育生活。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延安大学究竟怎样进行战时教育?
    第一,实行军事化编制,从延安撤退时,边区政府对后方机关进行了统一编制,延大被编为一个大队(相当营),大队下设连、排和班,行动军事化。
    第二,教育内容紧密结合国内政治形势及战局发展情况。在边区境内辗转行军时期,教育内容主要结合行军实际进行行军纪律教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战局形势教育。到晋绥后,由于环境比较安静,主要结合当时边区正在开展的土改运动进行土地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以及三查整风教育,不同班次还进行了一定的有关业务知识教育。
    第三,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在战争中仍然坚持把学习与生产结合起来。延大每到一地,即组织一部分师生帮助周围群众播种、锄草和收割,密切了学校与群众的关系。1947年5月在志丹县义正川时,根据边区政府生产自给的指示,学校还单独进行了开荒生产。
    第四,为了巩固后方,支援战争,延大曾先后派出了许多工作队,帮助地方政府和部队工作,例如在陇东时,曾先后派出两个工作团,帮助地方做收复区的工作。在晋绥时,曾先后派出两个土改工作队,到学校住地临县地区和绥德分区做土改工作。以后又先后派出四百余名师生组成的运粮救灾工作队,由李之钦副校长率领到晋绥九分区洪、赵、隰、宁一带做运粮救灾工作。直接参军参战和调出工作的为数就更多。
    第五,向周围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延大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宣传队,向周围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着重向群众解说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解说我们放弃延安,绝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向群众宣传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鼓舞人民的斗志,树立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由于延安大学师生每到一地,不仅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而且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所以和周围群众关系处得十分亲密。
    总之,延安大学在战争中,辗转行军数千里,途经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二十多个县,在敌情十分紧张,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按照《战时教育方案》的要求,坚持组织行动军事化,坚持教育内容与战时生活相结合,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坚持依靠群众,为边区的解放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延大师生在运粮救灾中,由于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曾受到晋绥边区负责同志的称赞和表扬。
    蒋介石军队大规模侵犯边区后,各中等学校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学校以为在战争期间难以坚持教育,因而过多的遣散学生,或要求把学生全部调出工作;有的学校带领学生,终日行军,不知今后工作如何进行,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所受损失必然更大。为此,1947年4月26日,边区政府及时给各专员各中学校长发出了《关于战时各中等学校工作的指示》,指出:(一)在保卫边区,发展西北的斗争中,边区各中等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论环境如何困难,各校必须在教育与战争结合,学习与工作结合的总原则与支援前线、服务战争的总任务下,坚持工作。(二)教育内容需加必要的精简与修改、酌量增加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增强学生的胜利信心与提高服务战争的热情。增设群众工作及军事常识等课程,减轻文化教育课。(三)各中学学生(地干班在内)都要加紧学习,帮助区、乡在邻近村庄进行群众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如有个别学生不能适应战时生活,可斟酌情况,保留学籍,疏散回家,或安置在较安全地区的群众家中。最近某些学校不适当的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学生遣散回家是不对的。如不立即纠正,将无法完成继续大量培养干部这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增加了今后抽调学生的困难。因此,这些学校务须迅速设法动员那些被遣散的学生回学校。(四)学校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与人员配备,要力求灵活精干。家属、小孩与干部中之病弱者,必须立即疏散回家或安置在群众家中,精简疏散后,多出的适于参加战时工作的教职员,可参加工作团或介绍到政府另行分配,将来仍回学校工作。(五)学校要经常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人员,应分别轻重,加以处分,并给受损失的群众道歉与赔偿。此外,各校还需以一部分时间进行各种助民工作。搞好群众关系。并与地方政府在工作与情况上取得密切联系,是学校站稳脚根,坚持工作的先决条件,也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为适应战争环境,加强领导效果,除行知中学仍由教育厅领导外,其余各校暂由所在分区之专署代表教育厅具体领导,最后要求各校接到此指示后,应展开讨论,订出今后计划,务使我们的学校虽处后方,但仍不失为一个有力的战斗堡垒,以便更好的支援前线,服务战争与争取胜利。
    1947年9月,由于边区财粮供应困难和学生来源减少,边区政府教育厅对各中等学校进行了缩编。三边公学、陇东中学、关中师范仍为分区性的学校,直属各该分区领导,学生的招收与调整归分区负责,继子长中学并入行知中学和绥德师范后,绥德师范与米脂中学又合并为绥米中学。行知中学与绥米中学是边区性的学校,直属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绥米中学主要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政治质量与文化质量较高的文教干部,以备不久将来的需要。行知中学主要任务是培养一般干部,以备随时调用。在加强行中、绥米中学工作的原则下,编余干部组成延安大学中等教育研究班,到延大集中学习提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总结经验,提高自己,另一方面又可保存干部,准备参加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
    1947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西北革命形势将要加速发展的局面下,培养大批开展新区和加强老区工作的干部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而边区各中学、师范除地干班外,大多是青年学生,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改变边区各中学、师范为各分区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在边区内暂由延大办理一中学部,担负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各分区中学、师范暂改为各分区干部学校,归地委直接领导,集中力量,提高区、乡、村各级干部,有计划的抽调,施以短期教育,以适应当前工作(特别是开展新区工作)之急切要求。《决定》还对各干校的招生对象、教育内容、干部配备以及地委在完成这一改变之后如何加强其经常领导,均作了原则规定。根据这一《决定》,边区五所中等学校(因子中并入行中,米中与绥师合并,故只留五所)于1948年春先后改为各分区干校。旋又改为分区党校,集中培养各分区区、乡干部。
    这时,小学教育除赤水、吴堡等个别县、区尚能坚持外,其余各县几乎全部停顿。根据这种情况,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7年7月5日及时给各专员、县长发出指示信。信中指出:“近来我军迭获胜利,使边区战局日趋好转。为配合对敌宣传斗争及提高群众政治文化起见,国民教育工作亟待恢复。”接着对战时国民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工作提出如下四点要求:(一)不同区域,采取不同办法。在巩固区域尚未疏散之学校,应继续坚持上课,以学校作据点来推动社教工作,已解散之学校,应避开城镇及交通要道。先恢复完小,再根据具体情况逐渐恢复普、民小。在游击区域应积极开展社教工作,从原有教育干部中抽调一部分工作能力较强的,组织战时社教辅导团,巡回各乡,积极开展社教工作。小学因战争影响暂时无法上课者,可号召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军和当护士。对完小五年级以上学生,成绩较好,且能行军的可送入分区中等学校学习。(二)教学内容应根据战时需要加以伸缩。政治课以报纸及战时各种生动的实例为教材,来进行时事教育,借以提高学生的胜利信心与仇敌情绪。文化课以国语为主,配合一些战时常识,如防空、看护、站岗、放哨等。课外应进行生产与群众工作。(三)教育干部设法保存,不能任其自行离散。其已参加地方工作并能胜任者,暂不调回,尚未参加工作者,可选择一部分工作能力较强的,组织巡回社教组;完小高年级之外籍(指非边区籍)教师,送入延大学习,一般普小、民小教师,目前无适当工作可做的,可选送各中学学习,以便将来使用。(四)各级行政领导要克服取消教育工作的观点,把教育工作和战争动员工作适当地配合起来,以收全面抗敌之效。这一指示下达后,各地小学教育,主要是巩固区的小学教育便逐渐走上恢复的道路。小学教育怎样坚持战时教育,关中分区的经验,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敌来我散,敌走我办方针;另一类是敌来我转,敌不来我不转的方针。采取前一种方针的较多,采取后一方针的仅新正完小。前一方针的表现形式是敌人来了,将干部学生疏散,敌人走了又到校上课。后一方针是根本不解散,敌人来了,教员把学生领上集体转移,继续上课,敌人走了又回原校。赤水县就是采取“敌来我散,敌走我办”的方针,使全县76所小学中有50所小学,1100多名学龄儿童未因战争而失学。
    社会教育,在战前曾有力的促进了各地战备动员工作。但战争爆发后,各地的社教组织和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这时的社教工作主要由党政机关、学校、部队和游击队来进行。各机关、学校、部队走到哪里,住在哪里,即在哪里的周围群众中开展各种形式的社教活动。这样不仅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而且组织推动了群众的对敌斗争。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刘宪曾 刘端棻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