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干部学校的类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里，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20余所干部学校，从办学目的和培养任务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
    (一)抗大式学校类型
    抗大式学校类型是以抗大为代表，主要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军事工作干部。这种类型学校的特点是：办学思想突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风建设体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教学内容注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校管理实行军事化管理。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
    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是诞生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所学校，它是在陕甘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31年10月，工农红军陕北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组建成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同时，还创办了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调集班排干部，学习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知识。1932年2月，军政干部训练班扩大成为军政干部训练队。同年12月，又改组为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
    1934年秋，以随营学校为基础，在陕甘边苏区华池南梁地区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任政治教员。学校的培养对象是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的连排干部以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选派的赤卫队干部。设有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
    1935年7月，军政干部学校随政府机关迁到延川永坪镇，改名为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吴岱峰，政治委员张秀山，教育长张文舟。同年10月，学校又由永坪镇迁到瓦窑堡，有学员400余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1936年2月军政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团合并，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该校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
    从陕甘军政干部训练班到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其主要教育内容是：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游击战术教育。这些教育内容，通过与符合实际的教育形式和方法相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了革命纪律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红军、游击队的军事素质，从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战胜了敌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一所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江西苏区的工农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隐名为干部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中央红军干部团与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合并，于1936年2月在陕北瓦窑堡建立红军干部学校，由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同年6月，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抗大一产生，便很快因其“有很多独特无二的地方”而闻名全国、蜚声海外。原因主要是“由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布尔什维克的风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并在教育的历史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办法”①。
    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②。抗大还有自己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大学员主要是从部队抽调的干部，也吸收一些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抗大总校办学九年间，共培训了八期干部，其中前五期和第八期是在陕甘宁边区办学，第六期、第七期深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到1945年8月，抗大还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12个分校，其中第三分校、第七分校设在陕甘宁边区。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女学员1000多人，教职员1000余人。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的倾向；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③全校师生都遵循这些原则，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中心。抗大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理论课程，还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同样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9年7月从延安挺进敌后办学之后，抗大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许多青年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
    抗大把培养学生具备“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作风，作为教育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敌人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修建校舍。
    抗大的教育方法是：“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互相帮助学习”等。抗大每期学习时间为4—8个月。在军事队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在政治队里，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
    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学员全部分配工作。抗大光荣地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告结束。
    在八年抗战期间，东至渤海之滨，南至长江流域都有抗大的红旗飘扬。抗大总校及其各分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20多万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所以，毛泽东赞誉抗大：“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④
    八路军医科大学
    八路军医科大学，简称医大，是一所为部队培养医务人才的专业学校。它的前身是1931年创办于江西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后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曾开往前线，既是学校，又是医院，培养了一批医务工作者，治疗了成千上万名指战员。以后又返回陕甘宁边区，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调了一批来自大后方的青年入校学习，分别编为五个军医班、三个药剂班和两个护士队，总计八九百名学员。
    1940年3月，八路军卫生学校从富县张村驿迁到延安柳树店，同年9月改名为八路军医科大学。校长王斌，副校长史书翰，政治委员谢滋群。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有艰苦作风、为革命工作和为大众服务的卫生干部。学校以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在艰苦的环境中，学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充实力量，逐步改善设备条件，使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教育质量日益提高，成为党和军队培养卫生干部的重要基地。毛泽东为医大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医大分设四个班，即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特训班，共有学员300多名。高级军医班一般招收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生，普通军医班和调剂班一般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特训班是专门训练有长期医务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的老干部。各班学制不一，二年、四年都有。学校设有生理实验室、解剖实习室、化学实验室、细菌检查室、X光室等十余室，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学校实习的主要场所。教员各有专长，名专家也不少。学生大部分是抗大、女大、陕公、青干等校的学员自愿报考的，还有从前线部队中抽调的医务工作者，也有来自国统区的进步知识青年。
    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处方、妇产、护理、调剂等，还有政治课、军事课、时事政策报告和临床实习课。
    在教学中，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学员爱护伤病员的观念及为部队、为群众服务的思想。经常带领学员深入部队、农村，为战士和群众医伤治病，还进行破除迷信的卫生宣传教育，这既是教学，又是为军民服务。边区文教大会以后，医大和边区卫生署合办了边区医校，由医大负责教学工作，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村的卫生工作。
    1946年3月，医科大学前往东北，途经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改称中国医科大学。
    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
    1940年8月1日，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延安诞生。这所学院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正副院长分别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兼任。
    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离开延安东征晋察冀，抗大留延部分教职员工组建了抗大三分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许光达、郭化若先后担任校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同时考虑今后部队的发展与组织反攻需要，中央军委指示抗大三分校，以培养特种兵干部为主。所以从第三期开始，主要培养炮兵、工程兵干部和俄文干部。全校分为3个大队，下属8个队：两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一个机械工程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步兵队，两个俄文队。
    194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将八路军军政学院与抗大三分校合并，建立军事学院。12月1日正式开学，校址设在王家坪。朱德兼任院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全院分为高干队与特殊队两部分。高干队训练旅、团级干部，特殊队又下设5个队：炮兵两个队，工兵一个队，参谋一个队，俄文一个队。
    1943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党中央决定抗大总校从晋东南返回陕甘宁边区绥德办学，并令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与抗大总校合并。合并后一段时间仍沿用军事学院校名，不久就恢复了抗大的名称。
    军事学院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培训了一期学员。虽然时间不长，但学院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任务，培养了一批人才，尤其是特种兵种人才，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延大式学校类型
    延大式学校类型是以延安大学为代表，主要培养各种高级与中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具有早期综合大学的性质。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以适应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教学内容突出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与用一致的基本精神，课程设置注重少而精；学制灵活多样，由短期培训逐步向正规化教育过渡；教学方法实行讲授与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学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在管理方面，校务委员会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上实现校、院、系三级管理。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陕北公学
    抗日战争初期，为了适应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创办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1938年3月，李维汉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1938年7月，在关中分区新正县(今旬邑县境内)成立了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1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新正县与分校合并。
    1937年10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讲话中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⑤随后，他又给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⑥毛泽东的讲话和题词，为陕北公学指明了办学方向，规定了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的学校，它以政治教育为主，主要培养做统一战线工作、做民运工作、做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政府工作的政工干部。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学员大多为坚决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学习期限普通班为3—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在教学实践中学校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教育制度和方法。在课程设置上不仅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课，而且还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课程；教学方法除了课堂讲授外，还经常邀请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来校作报告、讲演，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众运动、选举运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做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如何在选举工作、政府工作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时还派出一些师生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此外，学生还组织有文化、教育等研究会，按照专长和爱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活动。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这是陕公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生活准则和作风。陕公也有自己的校歌。
    1939年1月，党中央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干部教育，决定从陕公总校、陕公分校抽调干部前往敌后办校。陕公动员了1000多名师生，协同抗大到敌后晋东南和晋察冀建立了抗大一分校与二分校。随之，延安的陕公总校与分校合并。合并后的陕公，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学习期限定为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马列主义，以及专题讲座如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游击战争等。
    1939年夏，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青训班部分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办学。成仿吾任校长。陕北公学在开办的一年零十个月中，共培养了6000多名抗日干部。
    1939年11月，在延安又重新开办了陕北公学(即后期陕公)。李维汉任校长。为了进一步培养专门人才，学校分设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四个系，另有一个研究部。学习期限暂定为一年。
    1941年9月，陕公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陕北公学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是一所蜚声国内外、影响极大的高等干部学校，在其存在的四年内，培养了大批的抗战干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延安大学
    1941年9月，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学，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赵毅敏。直属中央文委领导，1944年4月改由边区政府领导。
    延大最高领导机关是校务委员会，它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下设三院二系：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俄文系、英文系，另附设中学部。1943年4月，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学校设社会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民族学院。1944年5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大，民族学院从延大分出，各院的设置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系)、自然科学院(包括机工、化工、农业三系)和行政学院(包括行政、司法、财政、教育四系)，另办一个医药系。这时全校共有教职员近2000人，周扬任校长，王子宜任副校长。
    延安大学几经调整后，于1944年5月21日公布了《延安大学教育方针暨暂行方案》，该方案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学与用的一致”为基本精神，重新规定了教育方针、学制和课程。教育方针是：“一、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二、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三、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四、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五、本校在教学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⑦学制暂定为：行政学院两年，自然科学院三年，鲁迅艺术文学院两年，医药系一年至二年。但修业年限并非机械的规定，主要以学完规定的课目为标准。课程分为全校共同课与各院系专修课两种，另外设补助课以适应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教学计划：校内学习与实习并重。教职员与学生一律参加生产劳动。招生办法分为：一是招考，一是轮训。前者是吸收边区内外的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边区实际工作干部；后者是提高边区原有的实际工作干部。招考对象一般为中学以上学生，轮训则为区长以上干部。
    延大是一所适应抗战与边区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际工作干部的综合性大学。它的成立与调整，标志着陕甘宁边区高等干部学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延大在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强调学习并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战争中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不良倾向，为发展边区经济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服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大自然科学院全部、鲁迅艺术文学院大部和行政学院一部分师生与工作人员调往东北、华北等地，延大规模缩小，取消了院系编制，将各系改办为班。由江隆基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1946年，为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对干部的急需，延大暂设政法、会计、教育、新闻四个班，学习时间半年至一年。同年9月，江隆基调边区教育厅任厅长，另调李敷仁任校长，李之钦、于藻先后任副校长。
    1947年3月，胡宗南敌军进攻延安，延大撤离延安后，辗转于延属各县及陇东、三边、绥德等分区和晋西北地区，坚持办学。延安收复后，延大师生于1948年7月全部回到延安。在此期间，全校师生还组成工作团参加了战斗、运粮、生产和土改等工作，使师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
    1948年6月，在洛川创办了延大分校，吸收国统区和新解放区知识青年，进行短期培养教育。这所分校先后为解放大西北输送了1500余名干部。
    1948年10月，延大总校在新型正规化工作方针指导下，建立正规学制。规定：(1)延安大学依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进行各种教育，使学员获得并掌握专门业务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政治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培养学员具有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作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勤务员。(2)延大的一切教育内容，必须与新社会实际需要和学生具体程度密切结合，坚持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为着与边区实际结合，各系须与有关机关建立一定的联系，聘请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学校行政领导或参加教学。为着学用一致，在学习期内，以一定时间进行实习。教员应善于以身作则，诱导启发；学员应着重个人自习，辅以集体互助，提倡敢于怀疑、自由研究、民主讨论、服从真理的风气。在实际工作中，延大除办好总校的教育、文艺、政法、经济建设四系外，还及时开设短期培训班，培养边区实际工作干部，并在大学设立研究室，吸收国统区大学生、助教、讲师、教授等，按各人的专长与志趣分若干研究组，研究边区实际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建设工作的开展。
    1949年7月，总校与分校合并，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此延安大学结束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延安大学从1941年9月创办至1949年7月迁往西安，八年里共培养出1万多名干部，他们分布到各条战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党群式学校类型
    党群式学校类型是以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和民族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做党群与民族工作的高中级干部。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办学目的以培养做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学风建设提倡“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教学原则为“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教学内容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有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简称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负责培训中国共产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长征时，该校教员和学员都编入了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团。党中央到陕北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以干部团为基础，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主要任务是培养党的各级实际工作干部。12月开始招生，首先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的一个教员班。1936年7月，中央党校随党中央迁到志丹。1937年1月又随党中央迁到延安。同年5月，董必武调离，由李维汉接任校长。这时全校已发展到15个班，开设的课程也比初办时更完整，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教研室。党中央还在这里设立了“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在教学上也建立了一些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学业鉴定制度，就是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情况进行考核和评定。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如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对学校发展十分关心，经常来学校讲课和作报告。
    1938年4月，李维汉调离，康生任校长。同年10月，康生调离后，由陈云兼任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干部教育的新方针。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干部教育的新方针，中央改组了中央党校。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了。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原管理委员会取消)。这时邓发任校长。毛泽东为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⑧。
    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直接主持党校整风学习的领导工作，具体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教育上的革命，改造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
    中央党校是一所对革命事业有巨大影响的干部学校，也是培养党的政治、军事、文化干部的规模宏大的学校。学员有中央及各省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文化工作者等。改组后全校分六部，中央及各省的负责同志集中于第一部，从抗日前线调回延安学习的同志集中于第二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作家集中于第三部，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干部集中于第四部，陕甘宁边区地方干部集中于第五部，新来边区的干部集中于第六部。
    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党校也随党中央迁到河北，改组为马列学院(后改为高级党校)，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
    陕甘宁边区党校
    陕甘宁边区党校是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的一所培养党的边区基层干部的学校，是在陕北特委创办的短期训练班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4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二郎山创办了陕北特委训练班。1935年1月，训练班改名为陕北特委党校，校址迁至安定。王士英先后担任训练班班主任和党校校长。一开始，组织机构十分简单，学习时间仅十多天，每期学员只有二三十人，校址也经常变动。1935年8月，陕北省委成立，将陕北特委党校更名为陕北省委党校，校长高长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央党校，这时陕北省委党校也迁至瓦窑堡，合并入中央党校。1936年4月，由于中央党校随红军主力东征，陕北省委党校从中央党校分出，继续办学。是年10月，唐洪澄接任校长。1937年，校址由安塞迁到延安蟠龙镇，白耀民接任校长。
    从1934年秋至1937年7月，校址迁移了十处，校名更换了四次，培训干部1340余名。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所党校与关中、陇东、神府三个分区党校合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党校，统一负责县区干部以及少数乡级干部的培养和训练，由刘有恒、李景膺先后担任校长。校址由延安蟠龙镇迁到延安东川罗家坪。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边区党校以培养区乡两级工农干部为主，一面学习理论，一面学习文化，并确定了“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学原则。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政治常识、识字、国语、自然常识、卫生常识、统一战线、游击战、中国问题、边区问题、近代史、工青妇工作等。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总结过去办理党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边区党校进一步规定：以培养区级干部为主，加强党性锻炼，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平，研究党的路线，提高理论水平。同时将在校的350名学员，按文化程度分别编为高、中、初三个级七个班，各班的课程依据学员情况各有侧重。1940年秋，由张邦英任校长，李景膺任副校长。
    1941年底和1942年初，边区党校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按照入校学员的职务与文化程度，设立了高级与普通两个班次，并对两个班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高级班培养县级干部，具备县级工作的文化知识，了解与运用党的政策，学习工作方式与方法，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个精神，边区党校对课程设置作了调整，先后增加了读报常识、统计、国际问题、政策、领导方法、农村工作、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艺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课。同时，高级班增加了两个月的实习课，即学完规定的课程后，到地方作实际工作，培养和锻炼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1942年秋，边区党校改名为中共西北党校，习仲勋兼任校长、李景膺任副校长。1943年，高岗兼任校长，赵伯平、白栋材、马国瑞先后担任副校长。学员最多时增加到800人。1944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党校合并为中央党校第五部，白栋材任部主任。从1937年9月边区党校成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共培养训练干部达3700多人。
    1945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的新形势，西北党校从中央党校分出，恢复原建制，继续办学。马文瑞兼任校长，副校长是杨成森和高仰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党校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都作了相应的调整，规定：对入校的学员，通过培养教育，强调要达到能够运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而坚持党的路线，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处理工作时少犯错误；强调学习要坚持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具体到理论的原则，反对好高骛远，贪多不精。根据学员文化程度的差别，将学制也分为一年和二年两种。课程设置除文化课外，主要开设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课程以及党史、党章的学习等。
    1946年11月，国民党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西北党校的师生一面坚持学习，一面积极参加战备工作。1947年3月，学校随中央撤离延安。在转移的过程中，虽然战争形势十分紧张，办学条件极为困难，支援战争的任务也很繁重，但是学习从未中断。教育方针是：“针对学员的实际，紧密结合战争形势与任务进行学习，明确方向，提高认识。”这时，没有固定的学制，月月收生，月月有人被调出分配工作。办学形式是“两头集中，中间分散”，既先用两个月集中整顿思想，学习政策，检讨过去对政策执行的情况；然后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农村，在工作中体验所学的内容；最后回校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即可毕业。正是这种正确的教育方针，灵活机动的学制，符合实际的办学形式，才保证了西北党校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然能坚持继续办学，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1948年5月，西北党校迁回延安，为了适应新区急需干部的要求，创办了400人的地方干部训练班。课程有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新区政策、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每门课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还在延安花石砭、杜甫川、李家渠设立了一、二、三院，共有学员1600人。1949年3月，在韩城双楼富村又建立了一所分校，接收了1400多名晋绥干部学习。西安解放后，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党校于1949年7月，迁往西安市小雁塔附近，继续办学。
    从边区党校到西北党校的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里程，是陕甘宁边区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干部学校，先后共培养了9000多名县、区、乡以及营连级各类干部，为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西安事变”后，为了培养青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扩大陕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10月在陕西三原县斗口镇办起了一个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从第四期起，该校校址迁到泾阳的安吴堡，所以又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青训班。朱德为青训班名誉主任，冯文彬任青训班班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是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直接主办的，其宗旨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知识，使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⑨。所以，青训班的教学期极短，少则3周，最多为3个月。学员三分之二是陕西西安、三原、蒲城一带的学生，三分之一是其他各县和各省的青年。出身、职业、年龄、信仰各不相同，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差异较大。课程包括抗战基本理论与军事课程两部分。理论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学、革命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军事课程有：操场动作、武器使用、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等；此外，时事、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抗战中战略战术等问题，作为专门讲演，以补充正课。学校先后成立了职工大队、干部连、农民连、妇女连、儿童连、游击连、佛教连、回民连、艺术连、少年连、研究班、党员训练班、速记班等专业连队。第四期结束时，学员已突破1000人，以后一直有增无减。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全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形势，决定加强青年干部的训练工作，将安吴青训班改为专门训练青年干部的学校，学生除继续从抗大、陕公选调外，还决定从中央党校、鲁艺选调一批学生到青训班来学习，并将陕甘宁边区青训班并入安吴青训班。
    1939年1月，党中央决定从青训班抽调500余名师生与抗大、陕公的部分师生一道，深入敌后，到晋东南和晋察冀办学。同时，改安吴青训班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分为预科和本科，学习时间延长为一年。
    同年2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和青年运动发展的需要，在战争中训练革命青年，青训班组织了六个战地工作团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实习，经过几个月的实际锻炼，于同年底各工作团陆续返回边区，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更充实了教育内容，证明了这是理论联系战争实际的最好的教育形式之一。
    安吴青训班从创立到迁至延安，两年多时间培养了1.2万多名青年干部，输送到青年工作和其他各个岗位，为抗战和革命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党中央决定把安吴青训班迁到延安，于5月3日在原安吴青训班基础上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全校办六个班：第一班是高级班，学员的文化理论水平较高，也有相当的青年运动工作经验，学习期为一年；第二班和第三班是普通班，学习的内容是一般的政治理论知识与青年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四班是陕北干部班，培养陕北地方上的青年工作干部；第五班是军事班，培养青年武装干部；第六班是儿童班。
    1941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马列学院与中央研究院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王学文。
    学院创办伊始，有学员三四百人，他们一般都经过考试入学，又经抗大、陕公、党校初步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学习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党的建设等。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指示精神，1941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在改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该院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同年8月，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院务委员会成员有：李言、温济泽、董纯才、陈元晖、陈道、蔡天心、丁玲、张健等。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按照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进行。全院上下从院长、主任到一般研究人员，都参加研究。研究工作有计划、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兼；教育研究室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兼。其中教育研究室由13名专家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
    1942年中央党校改组后，中央研究院合并于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第三部。从此，中央研究院结束了独立存在的历史。
    中国女子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是培养妇女干部和吸收敌占区的爱国女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一所学校。
    1939年7月，女大在延安创立。校长王明，后为李富春，副校长柯庆施、林莎。学员来自全国21省(包括台湾)。她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女工，有刚从敌人监狱里逃出来的女同志，有经过长征的工农女干部，也有从敌占区来的出身不同的青年女学生。从文化程度上看，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不识字但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女战士。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
    学员依文化程度分别编为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中，有一部分是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是从敌占区来的女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是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工作干部的。特别班学员则是经过长征，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
    女大的教育实行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提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学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亲自为女大讲课。
    政治课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等。高级班内还分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中国问题等系，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某一个系，作专门研究。此外，还设有外语、新闻速记技术、会计、医药等选修课。教员大部分由各机关干部兼任。
    在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年月，学校提出“半农半学”的号召，学员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女大的设备非常简陋，但学员们情绪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1941年9月，女大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培育出1000多名优秀的妇女干部。女大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妇女作用和妇女运动的真实写照。
    延安民族学院
    党中央为了开展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需要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于是，陕北公学于1939年八九月间开始。成立了蒙古青年工作队，编为第55队。有学员五六十人，设指导员一人，管理该队工作。宋友田担任指导员。
    1940年8月7日，陕北公学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设队长两人，由同学选举产生。正队长领导全队学习，副队长管理全队生活。学习以班(10人左右)为单位，另设指导员一人，负责与学校的联系。学员共有30人，全是少数民族干部。课程设置有艺术课，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占40%；政治课，一般革命理论学习，占40%；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20%。学制为一年。
    1941年6月，在少数民族工作队的基础上，陕北公学又成立了民族部，王铎担任主任。民族部成立后，第一次招生185人，学员主要是蒙、回、彝、苗、满等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汉族。民族部的政治课程设有：马列主义理论、民族问题、政治经济学、少数民族知识；文化课设有：蒙文、藏文、自然地理、算术等。
    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来延安的少数民族青年越来越多。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9月18日，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
    民族学院的组织机构为院部下设教育处、干部处、总务处和研究部。其中，院部，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胡震任秘书长。教育处，乌兰夫任处长，王铎任副处长；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和阅览室，教务室主管教学工作，注册室管理学员注册和生活纪律等工作。干部处，由刘志瑞、塞农负责。总务处，梁大军任处长，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生产科、医务室、休养所。研究部，刘春任主任，下设三个研究室，即蒙民问题研究室，由包彦(包正言)负责，研究人员有孔飞、克力更、刘元复、吕林(乌兰)、高鲁峰(董英)、云北峰、张路、赵诚等；回民问题研究室，由马寅负责，研究人员有霍流；藏民问题研究室，由马尔萨(牙含章)负责，研究人员有韩格鲁、海明。
    民族学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文化沟时期。从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民族学院一直在延安文化沟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校址上单独办学。桥儿沟时期。从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民族学院与自然科学学院、鲁迅文艺学院等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迁往桥儿沟参加整风运动。三边时期。从1944年4月至1948年2月。为了使民族学院的学员便于接触民族地区的实际，中央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与三边师范、地委干部训练班、整风训练班并为三边公学，但民族学院的建制仍保留。1944年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蒙古学员调往内蒙古开辟工作，其他少数民族学员仍在校继续学习。1945年2月，民族学院又从定边迁往内蒙古地区的城川办学，直至1948年春结束。
    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抗日为中心，培养和造就一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努力奋斗。
    民族学院的学员，来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七个民族，约300人。其中蒙古族学员约100人，来自内蒙古地区；回族学员约50人，来自甘肃、宁夏等地；藏族学员约七八人，彝族学生1人，他们来自贵州、四川，是跟随红军长征过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汉族学生。
    由于学员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学院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置了研究班、普通班、文化班三种类型的班级组织教学。班级的编制既考虑到文化水平，同时也照顾民族特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编入研究班，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编入普通班，文化水平偏低的编入文化班。文化班又分为蒙古班和回民班，以学习文化课为主。每班设指导员一人，由学生选学习干事一人。
    民族学院紧密联系抗战时局的需要，同时结合各民族学员的实际，分别设置不同的课程。研究班和普通班高年级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时事政策等课程；普通班设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基础理论、社会发展简史、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时事政策等课程；文化班设汉语文、民族语文、数学等课程。
    民族学院在教学上，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教师深入浅出的讲授，使学员易于接受，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时事课，经常请各部门领导人作专题报告，以便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
    在民族学院，各民族青年满怀革命热情，自由、平等、友爱、团结地生活和学习。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困难，边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干部尽力给予优待。1942年边区政府把所有人员的待遇划分为十类四十余种，国际友人和少数民族干部为第一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第九类。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关心和照顾。
    民族学院从1941年9月创办至1948年2月结束，八年多的时间，为党培养了数百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栋梁和骨干的作用，为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建立了功绩。
    (四)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
    专门学院式学校类型是以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艺术、科技、行政、医卫和新文字教育等专业人才。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了为加强边区建设而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学院的组织结构是以某一种应用专业为主独立建制，在管理上则主要实行教学机关、科研机关与经济建设等实际部门三位一体领导，专业及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教学上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习相结合。属于这种类型的学校有：
    鲁迅艺术学院
    抗日战争爆发，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先后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同时革命战争也急需大批的文艺人才，于是，1938年4月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直属中央文委领导。负责学院领导工作的是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利、徐以新、吕骥、张庚等组成的院务委员会。1939年夏，鲁艺部分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由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开赴华北抗日根据地办学。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继续办学，由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
    鲁艺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具体目的，是为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具有文艺创作和某种技术专长以及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才。毛泽东为鲁艺题的校训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学校初办时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又增设文学系。另外，还成立了“鲁艺实验剧团”、“鲁艺评剧团”、“鲁艺文艺工作团”等艺术团体。各专业的学制最初规定为6个月，实际延长到9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3个月学完后，分派到前线或抗日根据地实习3个月，然后再回到学校进行第二阶段的3个月学习。从第三期起，改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高级阶段各系又分为各专业组，总共学习时间为8个月。
    课程设置分专修课和必修课。必修课有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论、艺术讲座等。专修课各系不同，文学系有：中国文艺运动、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及写作等；戏剧系有：戏剧概论、戏剧运动、导演、表演、化妆术、舞台管理及装置、剧作法等；音乐系有：音乐概论、音乐史、音乐欣赏、和声学、作曲法、视唱、指挥、乐器；美术系除美术理论外，还分木刻、雕塑、漫画三个班。
    教学除课堂讲授外，还有课外实习。鲁艺很重视课外实习，师生经常到各机关、学校、团体，去帮助排戏、教歌、组织晚会等。并且，按规定每3个月到附近的乡村或留守兵团进行一次文艺宣传，同时为创作收集民间素材，还定期进行有计划的公演。在学习、生活、教学工作中，鲁艺有一种紧张活泼的气氛，各系分别成立大队，设大队长，并有指导员负责学员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工作。各系学生学习期满以后，大部分分配到前方工作。
    1941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学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一律将学习时间延长为3年，并注意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进行了整顿和合并，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入延安大学。
    1945年11月，延大鲁迅艺术文学院由周扬校长带领迁往东北，从此结束了鲁艺在延安的历史。
    鲁艺自1938年4月开办，到1945年11月迁出，在延安七年半的时间里，文学系招收了四届学员，戏剧、音乐、美术系各招收五届学员，培养出各类专业人才和文艺骨干635人。此外，还举办了普通班、部队艺术训练班、前方艺术干部训练班、地方艺术干部训练班等各种短训班，培养了大批部队和地方剧团的文艺工作者，为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然科学院
    1939年5月，自然科学研究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成立。1940年1月，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使之成为一所进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等学校。自然科学院由中央文委领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第二任院长徐特立。
    自然科学院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目的，要求学生“既是技术的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⑩。
    学院设大学部和中学部。大学部设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林牧科，偏重于理论研究与实际技术的结合。中学部则分纺织、缝纫、机械、化工(制革、造纸)、农林、畜牧等科，偏重于通用技术的学习。中学部又分为预科和初中两个部分。另外，学院还附设有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实习工厂、农场、科学馆等。学习期限大学部三年，预科二年，初中三年。各部均参加校外实习3—6个月。
    大学部基本上按当时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开课，学院寒暑假时间短，三年的实际学习时间与四年正规大学差不多，可以学完一般大学规定的课程。大学一年级先学基础课和外语，二三年级按各系的性质学习技术基础课和少数专业课。预科和大学的政治课，每年都占教学总时数的20%。业务课的教材，主要选用正规大学的英文版教科书。学习以自学方式为主，教员着重用提纲启发、辅导、释疑等方法教学，并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和实习活动。
    自然科学院既是进行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开展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许多学科的学会都设在这里，许多学术报告、讨论会、专题讲座都在该院的科学馆进行。徐特立积极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开展学术问题讨论。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于1941年10月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并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使工厂、农场的负责人都作为主人翁参加进来，彼此商谈，学校也可以按照工厂和农场等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重视实习课教学，全院师生经常和有关经济建设单位联系，采取多种形式，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工作，为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生物系师生赴南泥湾考察，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种地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和干部，在中国科技战线、文教战线和其他部门中，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3年秋后，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诞生，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既区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理工院校，又区别于国外的理工院校，也不同于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其他培养党政、军事、文艺人才的大学。自然科学院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办学目标，培养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干部，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新中国的科技战线、文教战线以及其他部门准备了骨干力量。它从当时中国抗战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了一条自己创办高等科学技术大学的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学院
    行政学院是一所培养与提高边区行政工作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40年7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院长，李六如任副院长。
    学院成立初，设正规班(分县级干部班、乡级干部班)、专门训练班(如教育行政干部班)、临时训练班(如征粮干部班)等。不久，学院改为专修科，分行政、财经、法律三系，另设普通科。修业年限为一年。学员绝大部分是来自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的干部，毕业后仍回到原单位工作。
    行政学院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2年中共西北局成立后，行政学院由西北局下设的教育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仍是为边区培养与提高行政工作干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行政学院的教职员和学生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中，认真总结各项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特别就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年3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并决定了三条办学原则：“一、学习课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实践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11)会议还指出：行政学院学生文化程度虽低，但多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学习期间，教员应注意对学生实际工作经验的整理，也应抽时间参加县、区、乡政府的工作，搜集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行政学院坚决贯彻西北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把专业设置同边区政府工作需要结合起来，把教学内容与边区实际和有关边区建设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对公共课进行了调整，除各系的专业课外，全院公共课为：边区民主政治、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和文化课。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习，规定全院师生每年要有3个月实习时间，实习一般分为边区课的实习和技术课的实习两种。边区课的实习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边区，因此，无论哪个专业都要开展这种实习；技术课的实习，一是参加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另一是做群众工作。同时，还聘请实际工作部门有特长的干部担任教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除教学外，分别参加边区政府各项实际工作，从事于各种实践经验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供教学使用。
    1943年7月，行政学院开始大规模地训练干部，学员增加到1500余人，编为12个班。除了三系一科外，还设立了一个研究班。
    1944年5月，边区政府根据中共西北局常委会的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三大院之一。
    行政学院成立4年来，为边区的各个部门培养和培训了数千名行政干部。他们在领导和管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另外，行政学院还作为边区政府培训在职干部的基地之一，为边区县区一级在职干部的学习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字干部学校
    新文字干部学校是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教育运动培养教员和干部的一所专业学校。这种性质的干部学校，在革命根据地里是第一所。
    新干校的历史，始于新文字教员训练班。该班于1940年秋培训的70多名新文字教员，在延安县、市试办新文字冬学，1941年1月冬学结束后，便在这个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大部分原训练班学员就成为了第一批学员。吴玉章兼任校长，景林任副校长。1942年上半年景林调离，由王志匀任副校长。
    开学伊始，没有现成的校舍和校园，学员和干部自己动手，发扬抗大、陕公的艰苦创业精神，在山城北门外，濒临延河之东的清凉山北一个山湾的半山上，进行建校劳动。经过不到三个月的连续奋战，完成了建校的基本工程。是年5月初，正式开学上课。一个以“和尚塔”为标记的沉睡的山湾，顿时变成了一个生机盎然、荡漾着嘹亮歌声的校园，充满着浓郁的学习气氛。
    新干校是一所小型的干部学校，行政机构简单，实行校、科两级管理，人员少，精干灵活。学校设党支部，负责做党的工作和学员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既设高级班，又设初级班，所以从性质上说，新干校既属中等干部学校，也属高等干部学校。高级班有学员50余人，大都是原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初级班有学员40多人，是从边区直属县、市招来的青年，文化程度较低。另准备设立研究班，但未实现。此外，还举办短期的速成班、讲习班。
    新干校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概括起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依据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结合边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推行新文字教育培养专业干部和教员。具体要求是：
    第一，培养学员树立科学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思想；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与建设新中国的坚强信念；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第二，培养为边区新教育建设，尤其是为推行新文字教育而努力工作的志趣和毅力。
    第三，培养学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与教学管理才能，以及对新文字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第四，培养和锻炼学员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勤奋学习、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联系劳动群众的作风。
    根据教育方针、任务、培养目标和学员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各班学制与课程设置是：高级班学制为两年，初级班学制为三年。高级班课程是以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设置的，大体分为政治、理论、业务三个门类；初级班是以政治、文化、业务并重而设置课程。具体课目如下：
    高级班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文字学、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写作基础知识、世界语、边区建设、农村教育、时事政策和新文字冬学实践等课程。初级班有文化课，基本上是按当时的初中课程设置的；业务课主要是新文字，教材是教员自编的。第一年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并开设一门新文字概论课；第二年以学习新文字为主；第三年以实践为主。
    关于教员任课，采取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方法。高级班的课程，一部分是由学校领导和专职教员担任，另一部分是由各大学和科研单位聘请来的专家、教授兼任。徐特立、吴玉章、柯仲平、叶護生、辛安亭、胡采、庄栋、景林及马列学院的几位专家，都给高级班授课。初级班课程全由校内的专职和兼职教员担任。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办有各类性质的高等、中等干部学校，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经验。但创办新文字专业的干部学校尚属首次，自然要从其他学校接受许多先进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它办出自己的特色。这里特概述三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环节。新干校的教育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成为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塑造人才的根本环节。学校规模小，学员不过百人，少数是从边区农村来的，而多数是外来的。尽管学员来源不同，素质有异，文化程度悬殊较大，但他们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共同的政治志向和献身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的革命精神。特别是高级班学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抗日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奔赴延安来的，更加勇于追求和实践。这些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思想基础。
    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是，引导学员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和工作。为此，学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品德教育、民主和纪律教育、生产劳动教育、社会活动教育(拥军、访问群众、防旱备荒……)，培养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思想教育中，强化专业思想教育，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因为推行新文字教育是一件新的工作，既生疏又艰巨，还有许多困难，特别要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所以学校通过多种形式、方法，不断激发学员对推行新文字教育的热情和信心，巩固与提高他们的专业思想。经过1942年的整风教育，学员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从而更加巩固了专业思想。
    第二，在学习、实践的繁忙活动中，迅速建立起稳定的教学新秩序。教学工作是学校中的中心一环，新干校是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繁忙循环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任务单一，教学工作不复杂，所以能迅速建立起新的教学秩序，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全校有两个班，教学难易繁简，差异较大，但不求统一，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以高级班为例，它的教学工作的安排、要求、方法等，根据时间短、课程多、实践紧的实际，正确地贯彻了以下几个原则，即少而精、急用先学、由近及远、古今中外结合以中以今为主等原则，使教学工作突出自己的特点。当时，马列主义理论课居于首要地位，但它只占约10%的学时，因为注重的是教学质量，而学时适量即可；文化课约占20%；专业课不少于70%。专业课程，诸如文字学、语言学、文字改革史、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及其应用问题研究等，都是必修的，而且是急用的，特别是国际辅助语——世界语(Esperanto)也属于必修之列。这些都不是纯理论的学习，而是为了解决推行新文字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同时，新文字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密切结合，如从国语罗马字方案中吸取其优点，从研究汉语四声入手解决陕北方言问题，关于同音字和词儿连写问题，用新文字学汉字问题，新文字教学法以及新文字理论方面的研究等。这样做，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活跃了新文字的研究工作，大有助于新文字扫盲运动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第三，学校教育与新文字冬学实践紧密结合，为新文字扫盲教育服务。从1940年至1942年的三年里，新干校的高级班学员参加新文字冬学实践共有三次，每次按教学计划是三个月，但第二次是先办训练班后办冬学，实际占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下乡学习，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完成教学计划的要求，既是学习，又是工作。通过下乡实习，引导学员认识边区社会的变化，农民翻身后建设起的新生活，尤其是急需识字学文化的要求，从而更自觉地为边区新文化建设而工作，并不断地提高自己。
    下乡办新文字冬学的教育实践，是新干校教学工作的最大特点。在新文字冬学里，学员既教授新文字，又研究新文字推行中的问题；既搞教学管理，又做群众工作和调查工作；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比较全面的实践和锻炼，使学员更快地成长为优秀的新文字教员、干部、坚强的革命者。
    1943年春的新学期开始后，正当新干校贯彻整风精神，结合新文字扫盲教育新的发展，总结经验、克服缺点、部署新学年工作的时候，由于形势迅速变化，延安的几所高等学校合并于延安大学，新干校也随之并入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改为新文字系，王志匀任系主任。当年下学期，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停止，新文字系也再未办下去。
    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虽仅有三年的历史，但是，它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以自己独特的办学形式和很有成绩的教育、教学及冬学实践，在陕甘宁边区以致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西北医药专门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自卫战争，培养医药卫生干部，1946年6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所辖卫生署合办的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简称西北医专)在延安成立。校长曾育生，副校长马荔。同时，把边区医院作为医专的教学实习基地。
    学校分编为军医期、边医期、边药期、军药期和预计5期。招收学员270人。医科期学制3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中级医务干部；药科期2年，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药剂干部；预科1年，补习数、理、化和语文。教学从实际出发，前期课服从后期课，后期课服从边区需要。除课堂讲授外，特别重视实验和实习。在加强专业教学的同时，尤为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时事政策教育以及生产劳动教育。学校建有化学、解剖、组胚、生理、微生物、药理、病理、制剂等9个实验室，临床教学和实习用边区医院各科室的100多张病床进行。学校还有一个藏有2000余册图书的图书室。
    1946年10月后，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加强了对战场救治和疾病防治的军事医学训练，从解剖到外科，从生理、药理到内科，大胆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了从基础到临床“一条龙”的教学安排，急用先学，凡是可以自学的课程，放到工作岗位上自习。
    1947年1月，为战备需要，学校开办了部队卫生干部野战外科训练班，学员是各部队的卫生干部，共100余人，学习时间20天。
    1947年3月，学校奉上级命令，将大部分学员分配到野战部队和各军分区卫生部门，另一小部分学员分配到几个后方医院，充实这些医院的技术力量。学校的教职工与安塞地方干部一起，到西河口组建联防卫生部所属的第三后方医院。从此，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宣告结束。
    西北医药专门学校虽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但它坚决贯彻边区政府的战时教育方案，积极开展战时教育，突出体现了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为支援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①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③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④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⑤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⑥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⑧  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⑨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⑩  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1)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