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三
三、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抗日战争前，由于封建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和战争的破坏，边区农村经济凋敝不堪。一方面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土地集中普遍存在；一方面农村手工业破坏殆尽，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因此，农村经济结构只剩下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农业经济了。抗战期间，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农村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
首先，在农业经济中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边区植棉面积不断扩大，1943年至1945年棉田面积占边区耕地总面积达到1.1%、2.2%和2.4%。①因此，棉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1944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斤棉花值1.3石小米，每斤棉花4500元(边币)②，当年的棉花产量是3044865.2斤③，这样棉花一项收入就相当于395832石小米，或等于137亿多元边币，是1944年粮食产值的21.8%。④特别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半数以上。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蚕桑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1941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45000斤左右，可产丝3000斤，价值约45万元(法币)。⑤1943年，蚕桑业得到较快发展，和1942年相比，绥德、清涧、吴堡、米脂、绥西、葭县养蚕户、养蚕量、出茧量分别增加了29.37%、87%和46.87%。⑥蚕桑业在产蚕地区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蚕桑生产成为吴堡农村一个重要的副业，在清涧东部几区和绥德枣林坪等区域蚕桑生产也占农村副业的一部(分)地位”。⑦边区畜牧业也得到发展，主要分布在陇东、三边分区和绥德、关中部分县区，在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中畜牧业地位相当重要，许多农民以养牛羊为生，出售皮毛换取日用品及必要的粮食。皮毛成为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仅1944年皮毛出口价值约11亿元。⑧可见，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其次，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村工商业的兴盛与边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经济封锁，外面的工业品进不来，这就要求边区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内部商业贸易体系，以达到自给自足的需要。
边区的工业是白手起家，到1944年时，边区在当时条件下已经建立超大部分工业产品可以自给的工业体系。边区的公营工业包括了纺织、食盐、石油、煤炭、造纸、印刷、化学、炼铁、被服、机械和军工等十多个行业。公营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军用和供边区党政机关之用，很少拿到市场上当做商品出售。而在边区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作坊。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较快，1939年政府提倡大力发展工业合作社，1942年就“由10个生产合作社增至50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199人增至563人，股金由11130元增至2491600元；每月生产总值，由6万元增至230余万元”。⑨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591个，占各种合作社总数的67%，每月生产总值达32.2亿余元(券币)。⑩为了自给的需要，农村乡镇个体手工业发展也很快，而且行业比较齐全，主要有家庭纺织、毡坊、鞋铺、成衣铺、口袋坊、皮坊、染坊、木工坊、铁铺、掌铺、铜匠坊、麻绳铺、粉坊、油坊、豆腐坊、磨坊、纸烟坊等，而且从业人数较多。1944年，边区对延川、固临、鄜县、吴堡、盐池、定边、靖边、延安、环县、华池、庆阳、镇原、曲子、合水等14县市的调查统计，1942年有手工业作坊399家，从业人数656人；1943年发展到作坊1108家，增长了2.8倍，从业人数2047人，增长了3.1倍。(11)在素无手工业基础的三边、陇东分区手工业也成为主要产业，如1944年三边分区有作坊506家，从业1426人；陇东有作坊302家，从业517人。(12)在某些地区，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居于支配地位，如绥德分区，“地少人多，大部分农户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靠纺织生产收入，交换粮食，解决穿衣及补充其他生产的不足。所以中农以下的家庭，积极参加纺织的目的，不仅为了穿衣自给，而且是为了交换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13)在绥德以纺织业为主的村子是很多的，比较典型的如枣林坪乡福乐村，有45户人家，全部从事纺织，布匹产量的三分之二出售；再如农民韩玉英全家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48.79%，纺织收入占51.21%。(14)这些事例虽然典型，但在当时的边区却带有普遍性。
在对外贸易被封锁的情况下，边区各地产品的调剂只有靠内部市场来进行，而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则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在边区这种联系的纽带则是消费合作社和农村集市贸易的普遍建立。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始创于苏维埃政权时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边区的县、区、乡均建立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发展边区农村贸易的重要环节，它真正起到了供给群众日用品与帮助群众调剂交换，互通有无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每年由合作社供给农民犁、铧、耕牛、种子等，在工业生产中帮助各工厂收购皮革、羊毛等农副产品。
抗战开始，边区就建立了一些集市贸易点，特别是1942年后，随着边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工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边区发展起了集市贸易。边区的集市主要建立在县城或区、乡所在地。平日，这里公私营商店营业，也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每逢集日，周围农民和商贩赶集。集市有三天一集、四天一集或五天一集的，在一个地区内的各集市日期相互错开。绥德、关中是边区经济发达地区，集市分布也比较密集，绥德有43个集点，关中有22个集点。(15)一些历史文献记录了农村集市的繁荣，如延安1938年有商店90家，1939年有149家，1940年为320家，“每逢集日，百货云集”，“一个荒沟忽然成为长二里的华屋高窑，熙来攘往，俨然都会”。(16)陇东的“曲子县与三岔镇都是以逢三、六、九为集期的。每逢集日，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和一切流动商贩，常是潮涌而来，因此商业交易顿形活跃”。(17)合水西华池“逢集的日子(五天一集)，四面大路上，人群不断向这里蠕动着、汇集着。各种各样的小摊，街道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塞满了街道，潮水般地涌来涌去。”(18)久而久之，一些集市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如西华池1937年“除了两三家连肉也找不到的小饭馆外，整条街道还没有十家铺面”。1943年时已发展成为“有30家卖布匹、毛巾等的杂货店，18家皮货店(卖皮带、牲口鞍子的)，5家木器铺，4家铁铺，3个理发店，大小饭馆16个、3架压面机，镶牙社1个，染房4个，中西医诊疗所1个，公私客栈18个，各种小贩75个，全市商店居民在两百户以上”。(19)西华池市场货物吞吐量是很大的，据1942年4月份贸易情况统计，“输出方面有：食盐每日平均4万余斤，牛32头，驴30头，羊95只；输入方面：码子土布60匹，四〇码青白洋布20匹，棉花2200斤，其次火柴、毛巾亦有输入”。(20)西华池集市贸易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商业贸易发展和繁荣的一个缩影，从这个缩影中可以看出农村集市贸易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足见工商业在边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引起了边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
① 1943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分别为1377.4、1220.5和1425.6万亩，植棉面积分别为15、29.5和35万亩(《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5—87页)。
② 《解放日报》1944年2月14日。
③ 《卅三年二十七县(棉花)统计》，《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7页。
④ 1944年边区粮食产量是181.7万石，《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3页。
⑤ 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年1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55页。
⑥ 《绥德分区四三年养蚕工作总结》，《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66页。
⑦ 《绥德分区四三年养蚕工作总结》，《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63页。
⑧ 《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93页。
⑨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6页。
⑩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工作概况与今后计划的报告》1946年，《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485—486页。
(11) 《建设厅一九四三年工业统计表》1944年4月1日，《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481—482页。
(12)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概述》1948年2月19日，《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96页。
(13)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4页。
(14) 《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554页。
(15)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正文前插图。
(16) 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2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399页。
(17) 《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18) 《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19) 《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20)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