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变化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14年间，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换届多，变动大，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成熟、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①
　　1931年1月，党的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主导、博古负总责的中央，实行更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惨重损失。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撤销了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红军在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②从此，毛泽东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虽然他当时并未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当时党最重要最急迫的工作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覆盖全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同时，由于他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因而张闻天、周恩来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采纳他的主张和建议，因此毛泽东实际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也对进一步加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确立他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③，首次在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从此，形成了毛泽东主军，张闻天主党的特殊“体制”。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挑战和斗争之后形成的。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既不理解，也不放心。于是，派所谓“熟悉国际形势”而又富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成员，又深受共产国际领导欣赏，回国伊始就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并提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决定不设总书记，实行书记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并增补王明等为书记处书记。同时，王明还取代了毛泽东分管的共产国际最为关注的当时党的核心工作。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不少与会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这样，王明就对已经开始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此，胡乔木曾记述道：“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泽东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④后来，毛泽东页认为，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得势，使他更加忘乎所以，会后率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在武汉期间，王明独断专行，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发布指示，公开宣传他的错误主张，甚至以通知的口吻致电延安，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议程。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根据王明的提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又做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宣传他的右倾错误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虽有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抵制，王明的主张仍被与会大多数人所接受。显然，王明在会议上又一次获得了优势，使毛泽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由于王明与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矛盾加剧，甚至趋于公开化，中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路线和党内领导层的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任弼时在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指出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汇报，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认识，也使共产国际领导人认识了王明第二次回国后所推行的错误做法。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和任弼时即将由莫斯科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重要谈话。明确地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了。”⑤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会上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表示“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比如百辰而众星拱之)。”⑥会前陈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中央总书记，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同意。此后，张闻天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毛泽东都没有接受。会后，张闻天提出把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他虽仍然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作出决断。⑦张闻天在参加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风后，主动要求赴陕北、晋西北调查研究，就不再参与中央主要领导。这样，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待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后确认。张闻天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党史上也传为佳话。张闻天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⑧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⑨
　　三、延安整风运动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从1941年到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消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也为全面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了政治局、书记处及所属机构的权限：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决定。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⑩这就不仅在政治作用上，而且在组织程序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刘少奇和任弼时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毛泽东工作。刘少奇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就奠定了其在党中央二把手的格局。经过调整，周恩来虽然不参加中央书记处，但他作为党在国统区的主要代表，同朱德一起继续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在许多方面发挥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四、党的七大正式形成由五大书记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大字。大会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根据新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最终形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这一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共七大形成的这一领导集体，使党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
　　五、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形成的原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从客观原因来讲，党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历经磨难，从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党中央不断吸取遵义会议前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多、变动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惨痛教训，从而为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首先，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党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党克服了“左”、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具有成功地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其次，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党对基本国情和革命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1927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痛苦考验，也取得了北伐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给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使党对国情和革命进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集中表现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全党对中国革命“两步走”进程认识上的统一。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做了系统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纲领，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党的近期和长期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宏伟蓝图，一个清晰的中国革命前景，展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从而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最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共领导集体形成的关键。江西苏维埃时期，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使党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但错误和挫折也使党深刻反思，彻底醒悟，不断地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由于戎马倥偬的长征和空前严峻的抗日战争爆发，使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和集中时间来清理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但是，历史走到一个关节点，中国社会的发展赋予了共产党人以新的历史重任，就是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清除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1938年秋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也激励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不断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探索。从1942年到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真正确立，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团结原则和党内斗争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用整风的方式进行党的建设的好形式，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政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无比战斗力的政党。毛泽东当时说：我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在完成这个伟大工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筑成了自己独创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时问里，走完了从延安到北京，从偏居一隅到全国范围执政的胜利之路。
　　从主观上来讲，是毛泽东等领导人自身不懈奋斗的结果，这些领导人大多是在革命根据地孕育和锻炼出来的新一代领袖人物，他们是共产党内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人物，他们都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同时，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也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
　　毛泽东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委主席，是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主要创建人。他领导过学运、民运、工学、农民、兵运斗争，从事过党、政、军、群、统的工作。他的实践经验最为全面丰富，具有宠辱不惊、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具有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以他为代表的理论思想，成为全党公认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担任全党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是通过实践斗争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党内外、国内外所公认的。
　　朱德长期带兵作战，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同毛泽东领导建立红四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他长期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1930年起一直是人民军队(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设和组织领导经验。为人坚强正直，谦和平易，作风深入，善于团结，是党、军队和人民敬重的忠厚长者。
　　刘少奇既有在白区工作的经验，也具有领导学运、工运、民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对党的建设深有研究，发表多篇党建理论著作。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整风运动，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思想水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是党中央、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创建新的革命军队，担任过红军总政委，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全党最早从事军事斗争并长期主管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他领导过学运、民运、军运、统战、根据地建设，主管全党组织工作，具有全面丰富的实践经验，独立领导能力很强，善于做统战工作，擅长全面组织计划指挥。政治坚定，机智灵活，工作极端负责，作风深入细致，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善于团结。他长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对全党全军高级干部最为熟悉，知人善任，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
　　任弼时曾经领导过青运、民运、工运、农运、根据地建设，具有党、政、军、群、统各方面实际工作经验，与共产国际关系熟悉。他独立工作全面，组织领导能力很强。他政治十分坚定，原则性极强，为人忠诚正直，工作极端负责，任劳任怨，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⑤章学新：《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⑥《王明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页。
　　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⑧《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⑨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⑩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