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全面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更深层次地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是大有裨益的。本文试图分阶段对其作以探讨。
　　一、从斯诺访问陕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其他渠道，提出了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即一方面力争美国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援助中国抗战，并通过它对国民党的影响支持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改革；另方面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妥协绥靖政策及其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当时，日本是一个具有近代工业武装的强国，且还有其盟国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持久抗战，联合一切尽可能联合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在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同时，努力把反日统一战线推广到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有可能成为援华抗日的反战国家。形势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可能和在当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也改变了外交策略路线，由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制裁日本，支持中国抗战。由于当时中共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上述争取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活动开展的。
　　1936年7月到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士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认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阵线”①；要求美国从两个方面积极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外交问题上果断地作出决定，主张“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的协定”②，同时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谈话时对美国方面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举动，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重视，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希望美国政府“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它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③
　　在努力争取美国援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行径冲击着美国在华利益，但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美国出于自己国际国内种种利害得失的考虑，虽有声援中国抗战的一面，但为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将祸水向北引向苏联，更有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妥协的一面，故对美国一切出卖中国，与日本妥协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当美国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伙同英国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所谓“中日冲突”时，中国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④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决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940年，国际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德军席卷西欧大地，日本趁此“良机”实施其酝酿已久的南进计划。9月23日，日本占领北越。美国为牵制南进日军，被迫实行“以华制日”的方针，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对中国的援助渐趋积极。鉴于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毛泽东在这年8月、9月和12月的多次报告和指示中先后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已有很大不同，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目前暂时打不起来。要求全党在执行对美政策时，务必“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⑤。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华政策后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是年冬，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制造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四处散布同日本和谈空气。11月6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为制止投降分裂，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该与英美作外交联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与美国驻华使馆多次联络，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1941年2月14日，周恩来与正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总统代表劳克林·柯里会晤，向其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解释了中共目前的各项民主主张和内外政策，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将导致内战扩大，使中国无法继续抗战，中国战场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军南进的作用。通过这些接触，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美国也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态度和各项民主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这就为日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赫尔利访问延安
　　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友好密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开始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作为一个长期政策加以考虑，力争与美国政府直接对话，以期建立双方的抗日、民主合作以及双方战时战后在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长期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处于日本进攻下的美国和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已成了历史的必然。太平洋战火烧起之后，中共中央除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外，相继向党内下达了《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等文件，明确指出：(一)在新形势下必须充分估计到美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此时对日作战的性质“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的胜利不仅“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是万恶的法西斯日、德、意的失败；亦是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必经路程”，“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意义的”，“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英美的抗战，以取得胜利。”(二)此次太平洋战争“使英美政府及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积极。”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向英美人士特别其当政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之黑暗，以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三)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解放区，或经过解放区退走。(四)我们与美国政府人士接洽的正式代表“应以外交代表的地位出现”，以表明我们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重视及我们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多次向美国外交官表达了在战争期间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并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建立中共与美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采取了全力支持国民党而轻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努力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随着敌后战场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越来越显示出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力量；而国民党战场的作战却一再失利，其政权也越发显得虚弱、腐败，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显明的对比。1943年，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之后，美军由守势转入攻势，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政治局势也愈加关注。美国政府遂决定接受驻华外交官的建议，采取对国共两党都支持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和联系，联合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1944年6月1日，有美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团一行21人，抵达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7月22日和8月7日，有史以来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分两批先后乘飞机抵达延安。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美军第14航空队也主动与新四军第五师联络，要求中共方面提供军事合作。美国政府的行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长期封锁，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改善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处境。中共中央对美国的这些积极行动十分重视，认为“不能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⑥，它“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决策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有所擘划。”⑦故对其采取了主动争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早在同年3月9日，周恩来就致电中共中央常驻重庆的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您们表示热烈欢迎。”⑧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修改了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在这篇社论里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形势的迅速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考虑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制定出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为此，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对美政策又有了新的进展，确认美国是目前与中国抗日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我党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当前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合作，扩大我党影响，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并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与美国在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合作；并认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是一项长期政策。
　　中国共产党这时之所以再次调整对美政策，不仅是为了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前途。首先，中共设想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能否防止国民党的内战分裂，实现和平、统一，进行民主改革，不仅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而且必须借助于国际上一切希望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其次，通过发展与美国的合作，为中美关系打下良好基础，可以使中国在战后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时，采取较为均衡的政策。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限于只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⑨，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可把中国作为摩擦地区之一希图争取外国的支持。再次，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⑩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1944年8月到1945年4月间，多次对谢伟思坦率而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政策，告诫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11)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逆转，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未能继续下去。对此，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和政策上都已有所准备。
　　三、从赫尔利访问延安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4年11月，美国开始正式调停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在继续争取与美国建立抗日合作关系、维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致分裂的同时，又增加了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防止美国在战后控制中国的新内容。
　　美国调停国共关系的政策是由赫尔利付诸实施的。赫尔利插手国共谈判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11月7日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多方威胁利诱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留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美方：“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作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绝不能干。”(12)
　　在与美国控制中共的企图作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继续争取与美国建立抗日的军事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以此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以求战时和战后得到美国的支持。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全党在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据此方针，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贯彻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一方面与美方商谈合作的具体问题。1944年1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驻华美军总部分别派人到延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敌后合作抗日的计划，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答应在山东沿海向美军提供1个空降师2.8万人的给养。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向美方提出了他们访问华盛顿的建议，以直接与华盛顿建立军事的政治的联系。同月，朱德要求美军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用来策动伪军。这些建议均遭到美方的拒绝而未能实施。尽管如此，1945年3月，当美方重申要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并派海军少校甘滋率一工作组到东江解放区，要求东江纵队协助进行沿海测量，为美军登陆作准备时，中国共产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除批准东江纵队协助甘滋完成测量任务外，还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和时评，表示解放区欢迎并一定能配合美军登陆。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再次表达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愿望。可见，尽管美国已开始实施其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分歧与对立日渐暴露，中国共产党仍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大局为重，以友好的方式诚恳地争取美国改变其错误政策，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根据雅尔塔会议后的国际关系，在华盛顿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谈话，公开宣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开始恶化。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已公开支持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美还面临着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美国在军事上尚需中国共产党的配合，眼下又不敢与中共彻底决裂。由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以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另一方面，动员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起来一致批评美国政府，迫使其改变对华的错误政策。4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对赫尔利2日的反共谈话予以坚决反击，指责其只能“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警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要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公开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认为它“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从6月下旬开始，《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措辞严厉、态度强硬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战后取代日本，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伟大运动，是世界上任何力量所阻遏不住的。”(13)为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政策，中国共产党除在舆论上谴责美国外，还根据美国在军事上有求于己的情况，减少了向美军提供的军事合作，并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新的军事合作要求。
　　在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作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仍从抗日大局出发，并未放弃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政策。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若是为了打日本，在订一个条约的前提下，要派人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此后，共产党人又表示，我们对扶蒋反共政策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美国有一天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反对到底，还可以重新合作。但是，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定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美国还未放弃其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笼罩着一层阴影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四、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
　　在这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先是实行“中立美国”的政策，设法使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全面内战爆发后，又发展为全面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尽可能地排除美国在华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由于抗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比预料的要早得多，许多情形也和原先设想的大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急需对形势作出新的判断，以便及时作出部署。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共内战是否一触即发，是否还能制止。对和、战基本倾向的估计影响全局，涉及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如何估量美国的意图。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曾发生过一些变化。最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直觉是，原以为还可以推迟爆发的内战，实际已迫在眉睫。毛泽东于8月13日发表的两篇著名讲话《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突出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焦虑。在上述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并打算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附庸。几天以后，形势渐趋明朗。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来电相邀。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存在着有利于国内和平的因素：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也有不少困难。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认为全面内战的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对美国政策的估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报刊上减少了对美国的批评，并发出若干指示，要求各地极力避免与美军冲突。中国共产党采取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观察美国政策的动向，并为自己的对美政策留下充分的选择余地。
　　1945年11月27日，名誉扫地的赫尔利宣布辞职，杜鲁门立即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驻华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关系。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也即将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局势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洞察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立美国”的政策。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提出要“中立美国”，即设法使美国在国共斗争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减缓中共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为减缓美国干涉带来的不利影响，它本质上是一种反干涉的策略。这一政策的运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遏制美国政策的反动性，对其错误的政策予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予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则予坚决抵抗，并调动国际国内一切掣肘美国的因素，使其知难而退、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对美国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其寻隙的借口。同时充分利用美国政府尚不愿中国内战并希望促成中国统一这两点，通过谈判向美国说明中共当前的纲领和政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得与美国某种程度的合作，并运用美国的影响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采取“中立美国”的政策是一项极为理智、巧妙的选择，完全符合当时外交斗争的需要，使中共在劣势中求得主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对美态度日趋激烈，要求美国军队完全退出中国。这种变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美国政府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这无疑意味着美国已采取了公开支持蒋介石内战的政策，故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其次，在内战爆发而美国又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尽快把美国势力挤出中国，并尽可能地排除美国在华影响。通过一年来的接触，中共领导人已看清美国基本没有武装干涉中国的能力。当内战局面已无可挽回、国共两党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鼓舞士气，扫除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恐惧已成为中共的当务之急，继续维持同美国名存实亡的关系已没有多少意义，甚至害多利少。9月底，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中，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借所谓的“调解”作掩护，助蒋内战屠杀，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10月上旬，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同马歇尔的一次会谈中，暗示他应退出调解。但马歇尔并未接受这一暗示。调解失败美国又不愿退出，这无异于在人民中间散布和平幻想，不利于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为此周恩来曾指出，谈判斗争“最后一幕”的中心是揭露“美国骗局”。最后，通过一年的谈判斗争，中共领导人对于美苏关系、国共关系和中国革命这三者相互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从利用美苏的妥协促成国共的妥协到认识美苏之争并不妨碍中国革命。在美苏矛盾日趋激化之际，国内外许多人士担心中国内战会成为美苏战争的导火线。但毛泽东却认为，美国进攻苏联的战争喧嚣不过是美帝国主义施放的“烟雾”，它的真实意图是掠夺“中间地带”。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候，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轻蔑地把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再也没有表现出早先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极度担忧。
　　1947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陆定一的署名文章《对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美苏矛盾不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战后人民民主力量的兴起决定中国仍有光明的前途。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全面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仍未改变。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几经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美国现实政策的分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14)的策略方针，既反对忽视或不要外援的孤立主义，极力打破国民党的封锁限制，主动争取美国的援助，又没有依赖外援、听任美国摆布；既利用了美国一切有利于中国抗日、民主的积极因素，取得了美国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加速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对美国一切不利于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消极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对美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吴黎平：《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72页。
　　⑤同上书，第766页。
　　⑥《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⑦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5日。
　　⑧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
　　⑨[英]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译本，第275—276页。
　　⑩美国国会编：《亚美文件：中国大变动的线索》，华盛顿1970年版，第787页。
　　(11)同上。
　　(12)《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58页。
　　(13)延安《解放日报》时评，1945年6月25日。
　　(14)毛泽东：《论目前形势与中共抗战》，《群众》周刊第3卷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