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及俄共(布)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它作出的决议，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坚决执行。这从1925年3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的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出来。斯大林说：“至于共产国际的权力和它对各国党的事务的干预，我坚决不同意某些同志所主张的缩小这些权力的意见。……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②斯大林的话非常严厉。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和态度。纵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关系，概括地说，它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高度和中国革命宏观战略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指导；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在给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具体指导中又脱离了中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作出一些错误的指导，影响中国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问题。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党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怎样灵活地处理好这种关系，就成为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高超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就在于他既原则上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又灵活地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积极利用、放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指导正确的一面，同共产国际保持团结和一致，又巧妙地抵制其错误的一面，向共产国际报告国内党内实际情况，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对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上的功过评价，毛泽东认为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③对于“功大过小”，周恩来1960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作了具体阐述，他说：“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1919—1943)，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④周恩来所说的两头好，一头是1919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前后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一头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延安时期是“两头好”中比较好的一头。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维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
　　(一)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及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路线问题。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下旬，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张浩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政策。接着，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认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⑤。
　　后来实践发展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对待蒋介石的策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1936年7月，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瓦窑堡会议决议内容和实行“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工作情况。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为此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和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施“联蒋抗日”的方针。7月22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并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及蒋介石军队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着重提出来。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问题的看法。特别强调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切都要服从抗日，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并且要求中共中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定派出代表团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遂后在对外对内的一系列文件中，阐明了由“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明1937年11月回到延安，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的游击战方针进行指责，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一些同志被蒙蔽和欺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⑥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共产国际主席团在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经过认真讨论后作出决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⑦。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中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在9月14日至2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⑧
　　(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错误的抵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以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对共产国际指示中错误的一面灵活应对，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建设问题。
　　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后，第二次反共高潮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初步拟定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具体方案。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于1940年11月4日致电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当时情况和上述方案，并请求“给以指示”。但是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左”倾的，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投降和分裂的危险都被夸大了。在现在形势下，绝不可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过火行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并举的方针。共产国际1月16日收到中共中央报告后，于18日和21日两次开会并指示中共中央，要严格把握政策，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示：“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问题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⑨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及应对事变的部署和决心。在中共中央正确的策略方针下，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维持了共产国际所希望的国共继续合作的局面。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于当日紧急召见季米特洛夫，同他就组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反对德国法西斯、武装保卫苏联问题进行磋商。共产国际执委会随即向各国党发出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电。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表示将“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保卫苏联”问题上基本立场是，始终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中国。我们有义务支援苏联，但要从自己的实力条件出发，其基本点是立足本国，坚持抗战，以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敌我力量悬殊太远的情况下，不能和日军硬拼。“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1)事实上，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得知斯大林有后顾之忧后，便决定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帮助苏联牵制日军。但同时又指出，在日苏开战之前，不要主动向日军进攻，以免把日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政治口号和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既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在苏联东线的力量，使日军在苏东线不敢轻举妄动，又保存了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以便与日军作长期的战斗。
　　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主要方面是对我们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的清算，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利用整风形式，巧妙地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上错误思想影响进行清理整顿。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12)毛泽东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13)通过批评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巧妙地破除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整风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14)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问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5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⑦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⑨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彭刘电》(1941年1月20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