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走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然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达到组织上的巩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做基础和保证。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首要一条，就是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就注意到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条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是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其系统阐发并在全党确立，则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一)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产生与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党与军队建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6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信中分析军内存在的“形式主义”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①。同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所批评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就包括“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②，指出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思想路线”一词，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阐明问题的。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短文提出一系列具有哲理性和鲜明中国特点的重要观点，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文中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并批评一些同志只会照搬“本本”，说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③。“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就是说，不是坐在房子里或照搬现成的“本本”来规定现实的斗争策略，而是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根据实际斗争的情况和经验，来确定斗争策略，从而开创革命的新局面。由此，毛泽东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这样的声音振聋发聩，然应者寥寥。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而被讥为“狭隘经验论”受到排斥，导致党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等各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继1927年后的又一次重大危害。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始把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会议决议指出“左”的关门主义的三个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基本“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⑤。这表明党中央开始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路线问题。这是全面总结革命经验、清算和清除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及其影响的必然趋势。1936年11月，毛泽东开始阅读西洛可夫《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作出了这样的批注：“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⑥同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尖锐地指出：即使对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如果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我们应该尊重苏联的经验，但尤其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指出：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认识论高度肃清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干部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干部教育的基本方针。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⑦。就在同一时间，张闻天也指出：“我们的干部，应该是统一理论与实际的人。”从长期实际工作中出来的干部“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理论”，使“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他重点批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为此，必须认真办理党校，改善教育工作，坚决反对过去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残余，使我们的干部学会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⑧。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⑨。张闻天在组织报告中提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⑩
　　在这样的认识和精神的指导下，李维汉在1939年5月召开的干部学习动员大会的报告中，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1940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1)。同年2月，由张闻天起草、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巩固与发展党”，是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同时又指出：“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12)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强调，党校的教学原则同样适用于在职干部的教育。
　　1940年6月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以后，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习质量。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应把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13)。随后，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指示》，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关于策略教育的报告或演讲，专门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吸收全延安党与宣传教育的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研究和讲授党的策略及其具体运用的有关问题。仅几个月就作了十几次报告，提高了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情。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肯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教育制度“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干部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程度不同地“比以前提高了一步”。同时指出存在的主要弱点是：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至今没有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学习不够深入，学习指导在许多环节中还相当弱。为此，指示强调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外，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具体措施有：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地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检查，着重于教学质量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14)这两个决定对于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8年5月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院长由张闻天兼任。张闻天是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马列学院在张闻天的领导下，对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是很明确的。在学习开设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六门课程的同时，张闻天很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很重视毛泽东的报告和著作学习与研究。马列学院开学不久，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张闻天指定学员每组派人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听讲。他还亲自约请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内容，都是毛泽东在马列学院作过的讲演。毛泽东的其它重要著作发表时，张闻天都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张闻天非常重视敌后、战区和国统区的实际工作经验。领导同志从前线或大后方回延安，只要有机会，他都亲自请他们来学院作报告。周恩来的《国内外形势与大后方统一战线》，朱德的《形势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华北战场》，邓小平的《华北抗战形势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彭真的《关于晋察冀形势》以及贺龙、张鼎丞的报告，都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张闻天经常就党内重大事件、党中央重要的方针和决定作报告。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作了一次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的报告，反复阐明“必须党指挥枪，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立即向学院师生作了六七次报告，详尽地阐述了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结合历史与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1940年中央提出加强干部的策略教育后，马列学院停课专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张闻天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七次集体解答。邓力群在《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的文章中说：“由此，同学们接受了抗战中某些经验与教训，使一般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充实了实际的生动的内容，因此保证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接触实际问题，参加国内党内的政治生活，并从中来学习党的策略在各种环境、各个时期、不同工作部门具体运用。”(15)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方针问题，张闻天介绍马列学院情况说：“学生学习热忱很高，进取心很大，培养了学习的兴味。有充分的时间看书，开会很少，采用宽大的民主的办法，教育方法活泼，没有教条主义。”“我认为马列学院半年的学习，当(顶)得莫斯科两年。”(16)
　　为了把学习引向深入，1941年8月到翌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四次讨论“党内教育方针”；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先后三次经张闻天、毛泽东起草并讨论，于1942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等四种为范围。关于理论教育，决定指出：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者，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是要从思想方法和根源上彻底解决党的历史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团结统一全党。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严重错误，到1937年12月会议上的严重分歧，再到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毛泽东痛感根源就在于党内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主观主义。1941年，继《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着重讨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颁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动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如果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还是警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主观主义的痛斥和鞭挞，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的确是许多同志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如是，当干部学习对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途径和办法，当相当多的干部对主观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和急迫时，毛泽东认为“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17)。
　　(三)整顿三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整顿三风，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是重要的方法，而党史学习和研究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早在1937年3月，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写信向张闻天陈述自己的意见，尖锐批评了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的“左”倾错误，强调十年错误几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同时建议：“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18)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不是要修党史，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从中“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在全党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研究党史使高级干部对主观主义及其危害有了更加清楚和深刻的认识，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此前，毛泽东对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的文件接触不多，也没有时间和机会系统研究它们有什么问题。编辑和研究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是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一个巨大的跨越，不仅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实质、特征、代表人物和形成标志有了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这条路线的代表者“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19)1941年九月会议通过研究党的历史文献，高级干部认识到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党中央的领导，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张闻天发言说：“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20)。
　　二是犯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是会议上发言讨论的中心话题。陈云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21)博古说：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四中全会上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22)。任弼时指出：二十年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1931年1月到遵义会议时期，是更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占统治时期”，造成“更严重的路线错误和严重的恶果”。占领导地位的主观教条主义者，以“更高明些的教条击败了不高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他们更肆无忌惮的发挥其小资产阶级空想高明的主观主义，同时又以宗派主义来保持他那主观主义的空想高明的进行”(23)；他们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不真正愿意接触群众的实际生活。
　　三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发言中第一个指出这个问题：“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24)。任弼时检讨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和指挥打仗的事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从党的二十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25)。张闻天从理论上分析狭隘经验主义问题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的俘虏。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26)。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高级干部对主观主义造成的严重危害当然有着他人无法感受到的切肤之痛，党史学习和研究使之在痛苦的回忆中认识和总结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认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重要性。1943年3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云由杨家岭迁至枣园治病休养期间，阅读了毛泽东的大量文电。几十年后，他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27)全程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活动的杨尚昆也回忆说：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即《六大以来》)，有了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延安整风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的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28)
　　什么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理解这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对于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用毛驴过河的例子给学员说明什么是经验主义：第一次毛驴驮上盐过河，到了河中间，卧在水里，盐溶化了，减轻了分量，它很高兴。第二次驮上棉花过河，又卧倒水里，棉花被水浸湿，分量加重了。他又用秀才跳水沟的例子说明什么是教条主义：一位秀才想跨过一条水沟，就问旁边的农民，农民说这很容易，你一跳就过来了。秀才并起双脚一跳，掉进了水沟，生气地质问农民为什么骗他，农民说叫你跳，并没有说并起双脚。秀才抱怨农民用词不当，说书本上明明写着“双足曰跳，单足曰跃”，你如果让我跃过来，我就不会掉在水沟里了。他还批评主观主义是横着竹竿进城门——进不去。这些比喻，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给学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整风运动的过程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阅读研究党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强调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联系党的历史和路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当作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作天平来称一称自己，当作镜子来照一照自己”。1943年6月24日到7月4日，中央党校一部进行了学习文件的考试，题目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试题之一：什么是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以此加深对文件精神实质的领会与运用。刘白羽说：通过整风运动，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先得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我们常说延安整风迎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它改变了主观主义垄断地位而归还于实事求是。解决这个由不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是的契机与起点，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用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地看待改造世界观，才懂得这正是延安整风精髓之所在，“就是一个人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自我认识、自我改造、自我解放、自我完善”(29)。
　　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人必备的工作方法和科学态度。
　　一是注重调查研究，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反复向全党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就要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他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说：我们讨论文艺工作，应当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如果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他强调指出：边区建设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党务问题上，都要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如果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问题，一定会碰壁。
　　二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在党内有很长的历史，这是毛泽东研究六大以来历史文献后提出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历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主观主义不是科学真理，而是靠空话连篇的文章和演说来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告诫全党，我们“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30)。共产党人更应该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
　　三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31)。而自我批评是反对错误思想形成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1941年九月会议上，张闻天诚恳地表示：“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要从自己先下手始”(32)。这种严于律己、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不仅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表率，而且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生动体现。
　　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使全党懂得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培养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说明，什么时候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这样的思想路线，党的事业必将遭受严重挫折。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条基本规律。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页。
　　⑥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⑧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190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756—757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710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3页。
　　(14)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7页。
　　(15) 理群：《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共产党人》第13期，1940年10月。
　　(16)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4—595页。
　　(1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8)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
　　(20)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21) 《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2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23)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408页。
　　(2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2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26)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2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28)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29)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37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32) 《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8、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