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全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解决很多问题，重点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发展中国革命的理论，并在全党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为共产党人笃信并始终不渝。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历经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艰难曲折，遵义会议后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认同。早在1936年，张闻天就指出：许多人把革命的理论了解成为教条与公式，了解成为死板的无味的知识，同实际斗争没有关系的各种抽象定义的把戏，“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干部必须懂得：“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搬运到别一国来。某一种经验，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就会变成不正确。机械的模仿与抄袭，不但对当前的具体工作无益，而且是极端有害的。”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头顶“理论家”的光环，是主观主义得以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现象。中国革命曾遭受的挫折、走过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存在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于后，以致这些人占据了某些组织某种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占据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党的各种经验中，最痛苦“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①。
　　1941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的理论不仅是空洞的理论，而且是“荒谬绝伦的理论”；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张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提议“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建议“对研究实际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②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系统地论述说：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我们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而真正的理论工作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③。
　　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得到了强烈的回应。1941年九月会议上，陈云发言说：空理论不是理论，不联系实际的理论也不是理论。四中全会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现在检查起来，“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上层，中央的所谓‘理论家’、‘实际家’，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现在“要把‘理论家’与‘实际家’的名义都取消”④。任弼时说：真正的理论家，“那就是能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能从经验中找出发展的规律而灵活的运用”，是“善于以理论为武器，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正确的决定斗争政策”⑤，而不是空谈死背教条公式。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北搞调查研究，与中共神府分委同志座谈时，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家、党性的提问说：“能按照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际情况来办事就是政治家的风度”，“从实际中找出规律来办事就合乎党性”⑥。刘少奇在1943年《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文章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是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教育别人来推动工作前进。这派人言行一致，口讲马克思主义，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说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们经常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名分之争，实质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发展。
　　(二)“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经历了非常艰辛的历程，同时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这些斗争和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使中华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系统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民族。当然，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和发展中国革命的理论，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
　　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核心问题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党如何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同志合作写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用于干部教育的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范文澜、张闻天、陈云等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李维汉没有完稿而停止。对这个情况，李维汉后来说明：“我曾写过两节，都送毛泽东看过。记得在第一节曾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作了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第二节是写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⑦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的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⑧这些重要著作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同时指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这个观点，1956年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⑨。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1939年7月，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学员讲话中提出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三面旗子，又名三个法宝”。随后，《<共产党人>发刊词》作了充分的发挥，并将后两者改为“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是对党十八年斗争历程和经验的重要总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的。杨家岭的两孔窑洞，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10时左右又起来继续工作。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说：“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没有电，点着两根蜡烛照明，灯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⑩1939年，毛泽东已经46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繁杂的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和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同样也毋庸置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在内并没有这样自觉的认识。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党还缺乏“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理论”，张闻天发言表示同意说：“中国革命的理论，还赶不上实际的发展”，“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11)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指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2)。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显然，毛泽东认为我们党不仅应该创造出新东西，而且创造出了八路军、新四军背后的新东西。于是研究毛泽东思想，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党内就出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提法。1940年5月初，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副校长冯文彬在该校创办经过及教育方针的报告中，要求全体学员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学识、革命方法和伟大的精神。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称赞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还从“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国工农红军”、“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等五个方面，说明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这是对毛泽东理论贡献最早的初步概括。(13)不论王明出于什么动机，这篇讲演在当时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推动研究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指出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14)。这个论断对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概念起了先导作用。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15)，提出一系列重要看法和论断。他率先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等概念，指出：毛泽东的演讲与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好的体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对毛泽东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或划分为四个方面：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权、革命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及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或划分为三个方面：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一个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就必须是而且也只有是毛泽东主义者。”该文也把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分为科学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与策略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但强调“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的最根本的特征”。
　　延安整风研究党的历史，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高级干部在历史的比较之中，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与这个认识紧密相关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高级干部的重要话题。
　　从1941年九月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16)。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检讨六中全会后在领导宣传教育工作上犯教条主义更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价值认识不够”，“没有在各派思想中单独推崇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放在中心的统治的领导的地位”，对于党内应该有“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了解得“很不深刻”。(17)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在参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稿中加写道：“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18)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概念，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19)。同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纪念建党21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即：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前途以及相应的革命战略策略诸问题；关于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和建设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正确思想方法、对待西欧新学术和中华民族传统、中国学术思想改造问题(20)。
　　1943年6月，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指出：毛泽东所以能“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这是毛泽东“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21)。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1944年5月，任弼时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第一个稿子写道：“我们党经过二十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号召全党“首先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22)。
　　如前所说，早在1937年刘少奇就要求党中央检讨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左”倾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上，陈云提出“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地位“将来要提高”(23)。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进入了中央领导的核心。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刘少奇对历史问题的意见当然有着特殊的影响。7月6日，他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认为在党的历史上，存在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毛泽东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传统的代表者。他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24)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不仅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25)。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党的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26)共产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话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27)。
　　上述情况说明，伴随着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毛泽东一系列重要著作的发表，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党内不仅在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这一点上有了共识，而且找到了概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述——“毛泽东思想”，并对其基本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和认识。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8)。党章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刘少奇指出：“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29)他在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尽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在七大以前历届党章等文献中都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定。七大党章第一次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为以后的党章提供了一种“模式”，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创新，对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814、817页。
　　④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329页。
　　⑤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⑥ 《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8页。
　　⑦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⑧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⑨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页。
　　⑩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页。
　　(11)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8页。
　　(13) 《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14) 《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出版。
　　(15) 分别发表在《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20日出版；《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30日出版；《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8月出版；《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19日。
　　(16) 《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6页。
　　(17) 《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5页。
　　(18) 《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页。
　　(19) 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20) 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七一建党纪念感言》，参见《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0—32页。
　　(21)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
　　(2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23)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2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25) 王稼祥：《中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26) 《解放日报》1943年8月6日。
　　(2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28) 《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29)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