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党的政治建设搞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它直接关系着党的性质能否保持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否实现。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纲领和政策，并用这样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去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
　　一、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党的政治路线又叫总路线或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为党的全部工作而确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总方针、总政策。政治路线问题是一个方向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看，党的政治路线“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革命胜利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说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②
　　(一)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它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③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党的领导权落入一些不懂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同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本应该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化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政策，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当时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没有看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相反却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并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由于当时的领导人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等原因，结果使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连续丧失了迎接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机遇和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导致除陕北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1935年1月，党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在这次会议上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之前，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强调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党中央的策略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④。《决议》特别强调：党在当前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只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彻底地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首先他针对“左”倾关门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错误，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⑤。当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排挤时，具有革命性；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他们具有害怕彻底革命的妥协性。毛泽东进而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统一战线必须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其次，毛泽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进行了比较，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批判得淋漓尽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分歧在“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毛泽东最后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⑥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后，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方面，党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另一方面，努力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将“抗日反蒋”调整为“逼蒋抗日”。随后我们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1937年2月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将“逼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1937年9月22日，在中共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后，党在整个延安时期都十分重视防范“左”倾关门主义的抬头，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反对右倾错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毛泽东曾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⑦。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在武汉工作期间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错误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违背民主集中制，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派任弼时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1938年7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汇报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指示。9月29日至11月6日，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三)驳顽固派和资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
　　延安时期，我们在党内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错误主张，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党外，我们则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向全党全国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其中有些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在与国民党论战中，党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理论问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毛泽东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集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上了”⑧。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总之“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⑨这一阐述，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和资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党始终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