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但从党成立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几年时间里，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作严格的论证，在行动中曾经出现过“左”的和右的偏差，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中深化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在理论上，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理作了重要发展和创造；在实践上，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了更加系统的总结。
　　(一)延安时期深刻揭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把握，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掌握所有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掌握同一事物在所有发展时期的变化规律。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并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犯错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共产党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各种政治微生物的侵蚀，在党的内部也始终存在着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那么，如何有效解决党内矛盾、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呢?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①
　　其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不断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效武器，才能真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只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才能使党更加团结与巩固，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更好地前进。一个人或一个党不可能不犯错误，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对待错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客观规律而走向成熟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讲：“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②“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③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通过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使我们党辨明了是非，统一了思想，达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目的，使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再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发扬民主、凝聚力量、践行宗旨、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需要。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党必须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评判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并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严以律己、人民至上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充分展示。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发扬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需要。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④因此，还要发扬人民民主，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党外人士的批评。“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⑤如果一个党故步自封，僵化保守，在党内压制不同意见，不能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党外不能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批评，从而使人民群众敬而远之，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胸怀与气量，那就会导致生机和活力的丧失与生存基础的动摇，以致最终停止自己的生命。
　　(二)延安时期党制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根本方针并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与方法
　　首先，明确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与原则。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同时又针对整风当中在批评问题上出现的偏向，提出了关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方针。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是对历史经验教训反思的结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存在着开展党内斗争的三种错误倾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这三种倾向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对不同性质的错误不加区别，在解决党内矛盾时，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搞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乱扣帽子、乱抓辫子、乱打棍子，使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毛泽东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⑥他更语重心长地强调：“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⑦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就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其目的在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毛泽东指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⑧正是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保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其次，创造性地实施了一整套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有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还需要把这些方针和原则转化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落到实处，避免摆花架子和走过场的现象发生。概括起来看，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采取了以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表率。他在整风审干中发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赶快进行纠正，并作自我批评。从1943年12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指示进行甄别、平反。194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向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行脱帽鞠躬礼，并说：“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⑨。毛泽东的话使不少人感动得流泪。在党的七大上，他又一次说：“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⑩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冤屈的同志消了气，心情舒畅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过去曾经犯过错误，从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多次作自我批评，严格剖析犯错误的深刻原因。周恩来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当众做严格的自我批评。1943年他回到延安后，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发言，对自己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应吸取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检查。任弼时对自己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误认为是不重视理论，也曾主张“积极进攻”，在宁都会议上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党的七大会议中，有8位同志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得以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澄清了路线是非，搞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使全党上下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是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广泛深入开展，需要民主作保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曾讲，在党内，在党外，都要大力提倡民主作风。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但“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11)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扬民主，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动活泼局面。1942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在同他们谈话时得知，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12)!民主政治、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的倡导与弘扬，搭建起了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平台，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施。
　　三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绝不能凭主观臆造和个人好恶看人看事，因为，“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才能够战胜一切。”(13)要坚决反对草率行事，以鲁莽家的态度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和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不应纠缠细枝末梢不放，简单粗暴，避免“过”与“不及”。要首先“对事”然后“对人”，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愿意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而不是斤斤计较或一棍子把人打死。要全面地辨证地看问题，寓情于理，以理服人，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因为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切。要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为善，而不是冷嘲热讽。如毛泽东所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4)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汲取在党的历史上，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的教训，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内犯严重“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不是否定一切，在指出和批评其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正确方面。像王明、博古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党的七大上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经毛泽东做工作，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体现了我们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心与诚意和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生动局面。
　　四是坚持真理、不讲面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必须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的进步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如刘少奇所讲：“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只有自己首先不动摇，然后才能帮助动摇的人，克服人家的动摇。只有自己有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原则和不正确的理论。只有自己对于原则问题具有明确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确。”(15)否则就难以达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16)“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17)。假如不讲真理，只讲面子，为了保住面子而背弃真理，那怎么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呢?要看到，“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的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18)
　　五是联系实际、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特别是要联系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实际来开展。要善于做自我批评，深刻检查与反省自己，划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提高觉悟，改进作风，增强党性。自我批评是批评的前提，如果只批评别人而不作自我批评，就难以使人心服口服，只有不怕丑，勇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才能认识和克服自己的缺点，也只有这样开展批评才具有说服力。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非常好。当时为促使大家自觉地进行检查与反省，小组、支部、部里和学校的领导带头检查反省自己，现身说法。比如副校长彭真就曾多次检查反省自己过去的工作，批判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种严于律己，现身说法的学习办法效果很好。在严格检查自己的基础上，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进行相互之间的批评。被批评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仍可以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如果一时不能求得一致意见，宁可暂时挂起来，也不强求一致。当年在延安“写笔记”是开展批评与自我评的创造。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指出：“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19)张闻天就写了近四万字《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周恩来也写了五万字的笔记，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解剖。这些联系实际而不是简单的空洞无物的说教、把个人置身其中而不是游离之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52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13)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410页。
　　(15)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210页。
　　(16) 《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17) 《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18)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