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时代与历史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为适应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使命，党的纲领和党的世界观，以及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斗争策略，都有原则的论述，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了俄国无产阶级新型的政党，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的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诞生的，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和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且中国的民族工业非常落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样，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极其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它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①，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理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依据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长期的建党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独创性的理论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重要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在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活动中，十分重视对工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要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进一步把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路线。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②。1929年12月，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确立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提出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要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去纠正和克服党内红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经过延安整风得到系统展开而达到成熟。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不但反复重申思想建党原则，而且从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充实和丰富，使之又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不断走向胜利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决定性的原因，就在于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思想统一的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由思想建设在党的整体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和先导作用决定的。为保持和发挥党的先进性，党需要全面加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但最根本的是思想建设。思想建设对于其他各方面建设有着非常明显的带动、制约和影响作用。抓好了思想建设，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就比较容易解决。离开思想建设，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就必然会落空。首先，思想建设对政治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③最后，思想建设决定作风建设。作风是世界观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风。思想建设的情况直接决定着作风建设的状况，加强思想教育是端正党风的中心环节。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刻论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还在实践中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特别是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又着重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一关键，因而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全党比较普遍地坚持了党的正确思想和政治路线，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得到了克服和纠正，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实践证明，整风是进行党内思想教育、纠正错误思想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的一个新发展和重大创造。
　　(二)注重从政治上建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纲领和明确的战略策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非常重视党的政治纲领，认为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④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实现政治纲领的战略和策略，这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关键。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的论断。这一论断，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其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党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首先要有自己的纲领路线。党的纲领是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和主张在一定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无论是党组织的发展，党员的教育，还是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都必须适应政治路线的需要，为政治路线服务。如果党的组织不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奋斗，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不是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那么，党的建设就势必会游离自己的目标，而变得盲目。正因为这样，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党的建设必然起着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在总结建党以来的历程说：“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⑤
　　第二，党的纲领、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有赖于党的建设的加强。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有赖于党的正确的思想方法的确立，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深刻的洞察和认识，对本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而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还要靠党的组织的坚强有力，依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依靠全体党员、干部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以及党风的正派等等，党的建设就是实现这些条件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强调指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⑥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⑦。
　　(三)加强党风建设，在建党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包含了关于共产党人树立优良品德的思想。他们要求共产党人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要使自己的生活方式符合党的目的。列宁进一步作了发挥，提倡求实精神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风建设问题，对党的作风作了一系列概括和论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理论。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风”这个概念，并深刻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⑧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因此，各级党的领导骨干必须懂得，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应该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三大作风，体现了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正确对待自己的态度。三大作风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
　　党风即党的作风，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反映着党的精神风貌。党风是由党的世界观和党性决定的，是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党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学风与党风统一起来，揭示了学风、党风和党性、世界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学风问题是党的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的工作态度问题。党风不正“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⑨。党的三大作风，生动地表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它的核心问题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风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着，又服务于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制定之后，要靠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来贯彻实施。党的优良作风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保证。如果党风是端正的，那么，党就能在贯彻实施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中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就能顺利地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反之，如果党风不正，在党员干部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那么，就必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妨碍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行。
　　(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完善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有力保证，更是实现党的总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的可靠保证。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人在强调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同时，十分重视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首先，针对党内生活中曾出现过的极端民主化和家长制两种极端现象，毛泽东等人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强调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党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常常遇到来自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多方面的干扰，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等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对党的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政党，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集中都是不行的。集中如果“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而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而是“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是更广泛的民主”⑩。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民主是集中制的基础，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同时，民主又是有领导有纪律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调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毛泽东指出，要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11)。因此，“要党有力量”、“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就必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12)。针对党内长期存在家长制和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做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同时，毛泽东还要求把民主集中制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反映的是党内的群众路线。民主和集中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这样就给民主集中制的思想赋予了新的更深刻的内容。
　　其次，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制定了一套识别、使用、爱护和团结干部的政策。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人认真分析并吸取了党的历史上在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做法及其教训，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实践证明，延安时期，正是由于党确定并实行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因而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了大批优秀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最后，在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问题上，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根本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是党的组织得以巩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3)。而要达到党的团结的要求，则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特别强调，由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14)刘少奇也指出，党内矛盾“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并非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本身。而党内斗争“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15)，因此，对党内绝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加强教育和提高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单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和过火惩办。在正确地分析党内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总之，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理论上大胆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15)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