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一块陕西、甘肃、宁夏三省接壤处的武装割据区域。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一如美国历史学家莱曼·范斯莱克所描绘：“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尽管它面积广袤(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140万居民。大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12%，却拥有土地的46%。农业生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未能从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地的特产。”①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用她那怀古的笔触写道：“文明只是深深地潜藏在古代的窑洞里，躲藏在泥巴筑成的围墙后面，幸存在人们的心里，其一贫如洗，落后愚昧的惨状可见一斑。数百年来，中亚的大批游牧民族，在他们去征服中国大西北的道路上，人喊马嘶，一片鼓噪，通过这狭窄的战略要隘。座座山头，城垛林立，红缨标枪，镇守着边防堡垒——而如今，那些卫士们的后裔，却手持钢枪，捍卫边关。”②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历经千辛，转战二万五千里抵达陕北。先驻瓦窑堡，继而移驻保安，最后迁驻延安。边区政权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和加强。
　　很快，这块神奇然而极端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上，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和民主人士参与管理；经济上，发展了农业，新建了工业，扩大了与别地区的贸易；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和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百业凋零的蒋管区相比，这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了一块绿洲，一块人们向往的地方。当年从蒋管区初访延安的报人舒湮先生，眼见许多青年从四川、两广等地徒步几千里投考抗大、陕公，不禁发出“延安是全国最前进的地区，是全国青年们心上的圣城麦迦”③的感慨。
　　在强敌环列、虎视狼眈之下边区政权何以生存、发展、壮大，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何以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两者处于怎样的关系?迄今人们多从政治学的角度探究、诠释个中的原因。
　　王桧林、郭大钧和鲁振祥先生担纲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后编(1919-1949)(上)》，以一个战争(抗日战争)、两个战场(国民政府军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战场)、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为我们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陆的总格局及国共两大集团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
　　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易劳逸、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莱曼·范斯莱克等《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俯视中国战场，分别考察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幻。
　　雷云峰先生等合作完成的《陕甘宁边区史》，将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审视主体来研究，展示了边区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时间跨度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上述通史代表了这段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其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透视了边区政权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并且推动边区经济、社会前进的原因。
　　另一批专史的学者及其著作：如宋金寿、李忠全先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杨永华、方克勤先生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杨希天、刘承镶等的《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星光、张扬先生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胡民新先生等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刘宪曾先生等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等等，运用大量的史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边区某一方面的历史，也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诠释中共边区政权及其各项事业一步步走向中兴的原因。
　　还有大量的游记(如斯诺的《西行漫记》)、传记(如冯建辉的《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回忆录(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专题论文(如阎树声等的《延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或以其亲历亲闻再现当时边区的风貌，或通过对某一领袖人物的描绘勾勒边区的历程，或就某一专题，阐述边区政权建设及其治区行政的得失……也多从政治学的视角，或宏观或微观，或模糊或精细地审视那一段历史，探讨个中的原委。
　　本文则尝试主要从一个新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一个新的视点——边区政权的形态，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抗日战争时期，来考察中共边区政权的建设及其与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探讨边区政权何以有顽强的生命力，边区社会何以能够枯木逢春般地兴旺发达，并试图将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政权形态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形态作一比较，显现其相同点与不同点，优与劣，从中引出资治之鉴。
　　① [美]莱曼·范斯莱克：《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3、724页。
　　② 见申沛昌等著《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舒湮：《边区实录·附录》，上海国际书店1941年版，第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