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密切与友军的关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对于顽固派，要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那些地方实力派，那些愿意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则是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摩擦斗争往往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但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经常指示留守兵团，要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来到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人，如卫立煌、邓宝珊等，虽由留守兵团负责接待，但毛泽东都亲自接见交谈。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部队在与友军交朋友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与驻防榆林地区的邓宝珊将军的友好相处，更是卓有成效。邓宝珊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后来与中共早期从事革命的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和中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邓宝珊部驻防榆林地区后，他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途经延安时，都由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出面迎送，几乎每次都要陪他去会见毛泽东。1938年5月的一天，邓宝珊一行数人第一次路过延安，住在南关一家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后，要肖劲光和他一起去骡马店看望邓将军。毛泽东和邓宝珊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毛泽东在交际处为邓举行宴会，并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各处走走看看，给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邓很受感动，欣然改变原来计划，在延安逗留了个把星期。以后邓宝珊每次途经延安，都是由留守兵团出面迎送，并给以热情款待。1939年4月，邓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立即致电祝贺，电文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献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同年5月6日，邓将军路过延安，下榻交际处。当晚，他在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就团结抗日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民族的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摩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几句真诚的话，博得了全场一千多人的热烈鼓掌。六、七月间，肖劲光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备战工作时，也专程到榆林去拜会邓宝珊，在交谈中，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事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也拜会了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他也比较友好。由于有这样友好的关系，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事件，相对来说就少得多。有时因他们下级军官不大讲理而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比较容易解决。比如，1939年冬天，邓宝珊所部的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领士兵强占驻定边县城的警备二团所属骑兵营的三处营房，引起冲突，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定边事件发生后，肖劲光致电邓宝珊，通报了事件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措辞严厉。毛泽东审阅电稿时，作了修改，换成口气温和的言词。邓宝珊收到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好，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对方态度友好，承认事件是由于他们的部队军纪不严引起的，希望双方友好相处。我们也严格要求自己部队，认真从这次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后来，按毛泽东的指示，肖劲光把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打电报查问时，肖劲光回电说：“现已合理解决，和好如初”，数语即作了交待。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邓宝珊还在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比如，1939年初，驻洛川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率3000余人进占边区南部富县的一些村镇，来电要借道延安去榆林，并派参谋来联络。毛泽东看过电报后，马上指示肖劲光立即复电，不同意他们过延安，只准过延长。并指示有关部队，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即是他们从延长过境，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肖劲光派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亲自去富县组织部队准备战斗，监视马师行动；由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陪送马禄的联络参谋到富县洛川边界。同时，还分别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和有关方面发电报，指责马师行动；在富县地区张贴布告，揭露和警告反共顽固分子。并且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马禄见中共方面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表示他本人不愿意打。后又来信说是误会，并将部队撤回到原防地。事后查明，国民党顽固派指使马禄师的这一活动，是阴谋探视边区的虚实，企图制造事端。由此可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为了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扩大抗日团结，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边区党组织、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于1941年6月13日向各根据地及部队发出通报，电告以作参考：
　　一、交朋友工作的前提，是认真调查研究友军对象，对友军及其军官的情况调查了解得越清楚，交朋友工作就越有成绩，反之就没办法工作，成绩就不大。
　　二、实践证明不仅在和平共处时，即是在武装摩擦中及在摩擦后，均能进行交朋友工作。同时不仅对杂牌军而且对中央军也能进行交朋友工作，获得成绩。
　　三、陕甘宁边区与友军交朋友工作中，所得到的下列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及经验教训，值得各地注意：
　　(1)通讯联络应由我军事首长署名。地方党同志署名，多半得不到回音。通讯内容，应多谈有关双方的当时当地问题，少谈大的政治与党派问题。对方不复信，我们继续通信，对方复信漫骂，我们耐心解释，终能获取友军好感。通信方法以达到友军首长不被政工人员扣留为原则，友军驻地近时可架电话遇机联络。
　　(2)我派出代表最好是军事干部，政工人员较差，地方干部最不受欢迎。派出代表最好与对方有社会关系，阶职与对方相差不远。对方各级干部因生活困苦，多爱打听我军生活及家庭问题如何解决等消息，应细心解答这些问题，就是最实际的政治问题。友军代表来时，应热忱招待诚恳会谈。在双方来往中，利用一切方法结纳朋友关系，如遇友方喜丧大事，我方首长送礼并亲自去贺唁。利用适当时机请友方首长来我军驻地参观、开会，经常能收到联络之效。
　　(3)对友军部队利用年关佳节或友我共同纪念节，以赛球、赛戏、闹秧歌、开纪念会等方式实行联欢。
　　(4)我方出版之书报、杂志及歌本等，应以我方各级负责人名义自上而下分别赠送，不能单送下层不送上层，并写明请批评指正，切忌大吹。
　　(5)发现友军生活困难时，设法送生活必需品或动员民众给以帮助或教以生产或与之经商合作，若能使其生活改善，很易引起友军感激。同时对某些拒绝与我来往的友军，可巧妙的设法扩大其生活困难，逼使其不得不改变对我之态度，以打开联络之门。
　　(6)对友军过往人员物资检查手续应避免繁琐，态度切忌蛮横，尽可能予以招待及食宿等方便，对来往高级人员给以适当欢迎、欢送。在边区交通要镇设休息室、图书阅览室等，以使友军人员休息，均能增加感情。
　　(7)在边区之友军家属与我军家属应同等优待，定期开友军家属联欢会，经常派人代友军家属写信，对友军人员影响很大。
　　(8)武装摩擦发生时，进行火线喊话常能生效，战斗后派代表慰问对方伤员或送卫生药物，前往治疗，对尸体妥为掩埋，对高级人员尸体购买棺材装殓礼乐送还，最能感动对方。如宜君县属姚渠战斗后，我将一〇九师阵亡营长棺殓送还，对方许多官兵都说：“八路军如此仁义，为什么要打他们”。
　　(9)友军较开明分子，与我方通信接洽，常怕政工人员知道，我应坚守对方提出之通讯接洽办法，并严守秘密。通过开明士绅及与友军官佐有社会关系的人士去进行交友工作，比我军直接去做有时收效更大。因此，党政军负责机关，必须经常注意争取士绅及党内外与友军有社会关系的名流学者、知识青年去做友军工作。
　　四、与友军人员之泛泛之交，变成真正的朋友，是个长期工作过程，既不能求之过急，也不能放松工作。长期利用各种方法，一点一滴的增加与友军人员的友谊，结成真正朋友关系。
　　五、这种交友工作是纯粹的交友工作，不去发展党，不去勾引人员逃跑，不去挖友军的墙脚，使友军感到有利无害，也愿意与我们交朋友。
　　陕甘宁边区这些争取团结友军，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经验，在各根据地和部队的推广施行，对巩固与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