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贸易严重入超及其原因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两年，急待外贸打开局面，渡过难关。为此对外贸易作了很大努力，解决了部分经费和必需品的供给；贸易工作本身也从无限制的自流状况，开始向管理贸易过渡。
　　皖南事变后一度停止的边区对外贸易，自1941年三四月起逐渐恢复了。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边区物价高涨，区外商人见有厚利可图，不惜冒险贩运；另一方面是边区这一时期极注意团结和争取区外商人来边区做生意。同时，边区各机关的商店也纷纷派人直接到区外采买。边区的商业工作人员，靠着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机智灵活地通过层层封锁，采买了一批又一批的必需物资。贸易总局根据各口岸进口货量估算，1941年，全年约值1.08亿元，其中仅延安市就约值0.3亿元左右①。进口商品种类，主要为洋纱、布匹、棉花、纸张、文具、五金、染料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估计到会影响边区的物资供应，于是边区银行决定当月起至次年2月增发边币1000万元，以抢购物资。12月11日，边区银行与边区贸易局联合指示各分行、分局迅速秘密用各种方法购贮大量棉花、洋纱及日用文具。至1942年2月，延安市已进口棉花、布匹、染料及其它日用品计达2554万元。时值冬令，陕北高原滴水成冰，党政军人员大都尚未换季，大批棉花、布匹的输入，正可谓是雪中送炭了。贸易局在年初曾根据边区干部供给标准和人民群众生活最低需要估计、1942年计划进口货物需8170万元，到这年6月延安市已输入10170万元②。是可以解决相当部份物资的供给了。
　　在输出方面，物资局根据各口岸出口货量估算，1941年约值9300万元，其中经延安市出口(有统计的)约在1500万元以上。主要商品有食盐、皮毛、毛织品、煤炭、土布、石碱，肥皂、术材、药材等。全年出入口相抵，全区入超达1500万元。
　　1942年边区贸易局计划出口6200万元，入超控制在1200万元左右。但到这年6月，仅延安市就入超3332万元③，几达边区全年计划入超数的3倍!
　　造成巨额入超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封锁之下边区生产不足，入口的需求最大为增加。主观上则是由于贸易局在“以边区所有易边区所无”，的原则下并无具体实施计划和办法，出入口货物登记制度完全是从增加税收考虑的，并无任何管理贸易的意义，因此除必需品外，奢侈品、迷信品等以及其他非必需品仍可自由入口。如1941年3—5月仅下等烟卷、红白糖以及手帕等有统计数字可查的即达12万元以上。即使是必需品，也没有有计划地组织进口。各机关单位在执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方针时，片面强调本单位供给困难，不顾集中领导，自行向外采购；尤以畏惧封锁和物价高涨的心理，急于存货，盲目进口，使私营商店乃至老百姓也相继存货。另一方面，由于外来货在市场有利，“私营商人大都作投机居奇生意，以完成生产任务为目的的公营商店更是如此。”④他们并不是以推销土产去换取必需品，而是外货到手即以高价出售，再以赚得的法币去抢购外货。这就更加快了资本流转的速度。据边区银行经济研究处调查，1941年1—6月延安市46家公营商店的资金周转次数达3.5次。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在毫无计划管理情况下，必然刺激物价继续高涨，刺激外货继续输入。
　　从出口方面来看，同样没有很好贯彻“以边区所有易边区所无”的原则。
　　食盐是边区出口的主要物资之一。国民党区由于1940年发生盐荒，存盐抛空。1941年食盐缺乏，几成淡食。边区食盐销路由是大增，1941年销出食盐达20万驮以上。但是，边区贸易局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食盐为武器开展贸易斗争，迅速有效地扭转贸易工作的被动局面，使20余万驮食盐几乎全部是自流出口的。而敌顽却乘机有计划地套购边区食盐。国民党一面禁止边区食盐出口，一面以西安官盐店名义与边区主要食盐出口口岸驿马关签订购销合同，“以大车拉来法币，又拉回盐去”。这期间，驻陇东的部队为解决供给需要，竟以低价销售食盐，並且擅自控制了整个驿马关口岸，贸易局甚至不能过问。
　　事实上，就贸易局本身来说，当时还没有力量来实现对内外贸易的管理。首先是，贸易局成立伊始，对于如何进行贸易管理工作缺乏实践经验，从干部到各级组织还未臻健全，各种保障贸易政策实施的章则也未曾建立，尤其是贸易局本身职能的不明确和贸易政策本身的缺点，削弱了贸易局的领导管理作用。因此，贸易局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光华商店的业务经营上，真正成了“与普通贸易机关毫无区别”的营业单位。其次，公营商店本是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它应该积极去执行贸易政策来影响私人商店。“可是因为公营商店的生产任务关系，有时违犯贸易政策去做投机生意。”⑤至于消费合作社，“亦未团结在贸易局之下”，“那时的合作社组织散漫，力量薄弱，所以他们本身没有力量去做对外贸易，……对他们的照顾与团结还未注意，因此那时的合作社与政府的贸易政策不能有任何联系。”⑥这就使贸易局的力量更显薄弱了。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尤其是1941年，边区的出入口贸易处于一种自流状态。虽然解决了部分经费和必需品的自给，但是由于贸易局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大批土产出口，以提供更多的必需品和法币，所以边区政府的财政开支与供给仍然是相当困难的。
　　二、管理对外贸易的种种努力
　　边区对外贸易的巨大入超和出入口贸易的混乱状况，引起党中央的严重注意。1941年五六月问，毛泽东曾询问贸易局长朱理治关于边区根据需要应该输入与可能输出的基本情况。朱理治以边区现有人口为基数，根据干部的供给标准，人民生活必需品每年消耗的最低标准，以及边区生产自给与土产可能出口的估计，给毛泽东写了回信；同时又给边区政府写了《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及时地提出了《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意见》分析了当时出入口贸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指出：“对外贸易之无限自由，不少不必要的物品入口，由于公家畏惧封锁与物价高涨的原因，急于大量存货，形成几月来四与一之比的入超现象，加以公营商业方针不正确(投机)，对于组织土产出口缺乏注意，形成出入口之极不平衡，而囤积居奇又使边区内部市场流通发生阻滞。”《意见》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变对外贸易这种无限自由的状况，对外贸易必须加以管理。
　　贸易局当即制订了限制入口、增加出口的办法。限制入口的办法是：第一，暂时停止布的入口，一方面暂时停止采办，一方面提高布匹入口税。第二，有计划有限制地允许棉花入口，根据全年需要，分批按月允许入口。第三，提倡土货(指边产品)，扩大土货商店，统一土货价格，提高可用土货代替的入口货的税率(如肥皂、牙膏、手帕、袜子等)。第四，禁止奢侈品，特别是日货的入口。第五、暂时停止法币兑换，以限制私商的采办。在增加出口方面的办法是：第一，平抑运输费，便利增加盐的出口。第二、自己节用或不用，将毛毯、皮衣、好毛线毛绒等货，尽量以各种方法争取出口。第三，有计划地收购较贵重而外面需要的药材出口。贸易局的这个办法还特别规定，一切公私商业的出入口货物都要经过贸易局的登记审核。
　　这个办法施行后，由于主要入口货物布匹和棉花暂时停止进口，因此入口量有所减少。但在出口方面，出于主要出口货食盐的出口仍为私商所经营，没有统一管理，经营混乱，不仅出口量增加不多，政府也不可能从食盐出口中增加更多的法币收入，总的说来，下半年乃是入超。
　　1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统一对外贸易，一切出入口贸易由贸易局统一管理。要求贸易局在统一对外贸易的同时，扶助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贸易局必须鼓励私商输出土产，有计划地争取棉花及日用品的输入，限制和禁止非必需品的进口。
　　贸易局在1942年的工作中贯彻了西北局的决定，开始从几个方面对出入口贸易进行统一管理。
　　年初，贸易局在对全年进、出口货物量进行概算后提出了一个贸易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全年入口量是8170万元，出口量是6900万元，入超约1200万元。弥补入超的办法，主要靠试行食盐对外统销以增加法币收入和暂停粮食进口、严禁奢侈品等入口以减少法币支付等办法来解决。这是边区贸易局第一次提出贸易计划，它是在对边区的必需输入量和可能输出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后制定的。可是，它没有考虑到在战争环境中瞬息万变的战局可能给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边区畏于货物来源困难、千方百计争取物资，以至出现一股囤积风，大批非必需品也趁机混入，上半年的输入量已远远超过了计划数字。由于形势变化，作为弥补入超的主要办法，即食盐对外统销也只好推迟到下半年试行。
　　贸易局在提出计划贸易同时，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至1942年6月，已建立的管理制度有：
　　(1)建立商业经济情报工作。要求各口岸的贸易分局、支局和贸易站通过每日快报、月报、总结材料等方式随时报告工作情况和经济动态，使贸易局及时掌握边区内外各地经济情报，为研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2)建立出入口许可制。
　　禁止纸烟入口。
　　奖励棉花布匹入口，低税统购。禁止日货入口，限制奢侈品入口，违者没收或增税。
　　奖励皮毛、药材、食盐，毛织品等出口，严格禁止粮食、牲畜、棉织品、秋毛、牛毛、羊油等出口。
　　过境商品不限制，改变过去限制打击政策，以增加过境税入，並利用过境便利代购必需物资。
　　配合税局，建立贸易检查站，进行出入过境商品的登记与管理。
　　(3)建立外汇许可制。商人申请外汇，由贸易局根据出入口许可制审批。贸易局配合银行建立货币交换所。凡公家及私人所得外汇，均须到货币交换所兑换，以集中管理外汇。
　　(4)物品售托交易办法。买卖双方均信托贸易局成立的交易所为之购得或脱售物资，贸易局籍以起平抑价格作用。
　　(5)押货借款办法。贸易局给友区商人以“抵押未能及时脱售的商品贷予款项”的变通办法。
　　另外，在内部市场管理方面，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建立了会计制度，管理公，私商业制度，调整了全边区的度量衡等等。
　　这些规章制度，不无粗疏之处，但它为进一步管理出入口贸易打下了一个基础。
　　边区贸易局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的另一方面是试行食盐的对外统销。
　　食盐是边区的一大富源，历来是边区出境物资的大宗。1941年食盐出口约20万驮以上，占出口总数的90%⑦。在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后，食盐输出成为获取外汇和必需品的主要手段，在平衡边区出入口贸易、稳定金融物价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边区食盐的出口贸易，一直处于自流状态。贸易方式是：内地盐脚在外销口岸直接卖与外地盐客；外地盐客直接到盐池购盐；公私商店经营食盐过载，并囤买囤卖；一些盐店对外订立食盐贸易合同，或零星交换；外商来边区售出商品后，返程运盐出去，等等。这种自由贸易的结果。在边区内的食盐市场形成如下规律；利润高——盐来多——盐过剩——利润低——盐不来——盐不足——利润高，如此反复循环。这种靠着供求关系自发地、盲目地调节，给边区的食盐贸易带来严重后果：1、边区经济分散、交通不便，各口岸差价甚大，即使同一日岸，盐价亦时起时落；加上敌顽破坏引诱，致使食盐投机走私极为严重。各机关商店为完成自给任务，亦竞相经销食盐出口，以换回必需品，造成外贸工作的紊乱。而这种自由运销虽有大量边盐外流，政府却因不能掌握外汇收入，而无助于平衡贸易的需要，反而引起金融物价的波动。2、内地盐脚受着草料店的重重剥削，受着内外私商价格上的盘剥，尤其是顽方的封锁，使边盐的运销大受束缚。边区人民身在产盐区，常吃高价盐，深受其苦。3、国民政府自1942年1月以后，已逐渐实行盐糖烟酒等的统制专卖政策。直接影响边区贸易的便是食盐出口问题，问题的中心在于友区是统一收购运销，两边区仍是自由运销，漫无组织。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统制、限价、提高税率等办法阻止边盐输出；一则以引诱食盐走私，以劣质布匹，奢侈品换走边盐，以民间商民的伪装面目套购边盐，使边区遭受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边区政府从实践中看准了实行食盐对外统销，不仅是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措施，也是开展外贸斗争，打破敌顽经济封锁的需要。
　　1941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食盐对外统销。1942年初，贸易局在贸易计划中把实施食盐对外统销列为主要内容，並把它作为实行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和弥补入超的重要措施。后由于形势变化，未及施行。直到8月21日，始由财政厅宣布，自9月1日起边区食盐实行对外统销，并成立了食盐公司，经办统销业务。
　　食盐对外经销的办法是：各地盐脚不得私自运盐出口，出口食盐价格由盐公司统一规定，统一收购，各地盐脚运出口食盐须执有该地统销机关签发的统销票始得放行，并按盐公司指定口岸出口。
　　食盐对外统销施行不久，便碰到了重重困难。
　　原因是：1、对于食盐统销工作的实际困难估计不足，由于贸易管理工作开始不久，边区贸易局和银行资金不足，政府和私人投资都是有限的，食盐公司没有力量包下全部食盐，于是食盐到来不能随时收买，盐脚叫苦不迭。边区盐民、盐脚，向来自由经营，一下子统死，全部专卖，盐民盐脚难以接受。干部配备不足，缺乏经验，工作无法展开。尤其是统销计划本身提出的要求过急、过大、统得太死，脱离了边区的实际。2、贸易局和食盐公司在执行统销政策过程中，纯粹站在财政收入的观点和商业的赚钱观点，加上经营中的官商作风，以及低价进、高价出，大秤进、小秤出等剥削行为，损伤了盐脚的利益而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在敌顽引诱走私之下，走私猖獗，直接影响了统销的施行。3、食盐对外统销实行后，与各单位的分散经营矛盾日益突出，各单位为完成自给任务亦以走私相抗拒，有的单位如359旅某部竟提出要取消食盐公司，自己专卖。陇东驻军强拉盐客，架走贸易站长，低价倾销食盐。
　　在此重重困难之下，食盐对外统销不到二个月便坚持不下去了。
　　①边区贸易局：《边区对外贸易概况》，1942年。
　　②③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④边区贸易局：《边区对外贸易概况》，1942年。
　　⑤⑥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⑦林伯渠：《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11月9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