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内部的分化——“二二”杀王以哲事件
何镜华
二月一日上午,我照旧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对我说:“昨晚孝侯也同意鼎芳的撤兵主张了。我的意见,关于张副司令的问题,在撤兵之前,还是应该向蒋委员长再提一下,以便以后好接着再谈。你们可以再同鼎芳谈谈。”我说我回头先找何军长去谈谈,以后再找大家商量。我在午饭后,到何柱国家中时,看到参谋团参谋刘本厚正在看着地图草拟文件。我问他拟的什么,他说起草撤兵命令。我听到此话,很觉诧异。因为晚①三方面会谈时,并没有决定在今天就拟撤兵命令。在今天上午,三方面也没有继续举行任何会商。拟命令也没有找我,我在上午见到杨虎城时,在他那里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我去见何柱国,问他:“今天怎么就起草撤兵命令呢?”何说:“昨晚三方面会谈已决定撤兵,因为顾祝同要求在六日以前撤兵完毕,王军长说今天就拟撤兵命令。”我说:“在下达撤兵命令之前,对张副司令的问题,应该再和大家谈谈,对今后怎么办也应该有个交代。不然就这样下了撤兵命令,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作,不只是西安,恐怕前方也会发生问题,都应该考虑。”我又说:“我的意见,下达撤兵命令,不应当过急。杨主任也希望对副司令的问题在撤兵以前,再向蒋委员长提一下,以便今后好继续商谈。”何柱国说:“对副司令的问题,王军长已说过,在撤兵以前是不能再提了。”我说:“大家再去向王军长谈谈怎么样?”何况:“你们去谈吧。”
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我先把我去何柱国家中看到正在起草撤兵命令的情况说了,接着说:“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苗剑秋说:“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我说:“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澂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我又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澂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苗剑秋问孙铭九这个办法怎样?孙铭九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话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孙铭九在“双十二”以前的八月间,就由随从参谋接任了卫队第二营营长,并在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生队,训练抗日干部。在“双十二”扣蒋以后,张学良又把他提升为特务团团长,兼手枪营营长,又兼任抗日先锋队总队长、西安市军警督察处处长。在人事上,他可以随意调用干部。他部下的干部,多数经他的介绍加入了抗日同志会。在当时,他负责抗日同志会行动部,抗日同志会的基本武装力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在“双十二”扣蒋以后,张学良调来骑兵第六师刘桂五部,驻在西安附近的礼泉、咸阳地区,作为机动兵力;又调来第一一五师刘启文部,进驻西安,担任城防。这两个师都是能和孙铭九部队配合行动的。张学良在当时就准备好了,如果南京对西安进攻,要避免决战,北上援绥,即可以这些部队作为直接指挥的部分兵力。
一日晚间,我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见于学忠、何柱国都在那里。听说他们把撤兵命令已经发出去了,我问于学忠:“撤兵后对副司令的问题怎么办?”于说:“以后再和鼎芳、柱国商量吧!”杨虎城向我说:“鼎芳、柱国、孝侯都主张在今晚就下令撤兵了。前方都是东北军的部队,我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这样吧。”晚间十点钟,我由新城大楼出来,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应德田、孙铭九,我把刚才在新城大楼听到已经把撤兵命令发出去的消息告诉他们。应德田说:“前方部队根据渭南决议能够撤兵吗?”我说:“现在有西安发出的命令,再加上王以哲和缪澂流、刘多荃事先已都说好,我认为,前方部队接到命令后,撤兵是没有问题的。”应德田又说:“我们可不可以叫前线的师长、团长们不撤兵呢?”我说:“前方部队今晚就能接到命令,明天就可以开始准备撤兵了。我们在事前也没有派人去联络,如果有联络,可能有一部分人同意不撤兵。但是在接到从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也控制不住全线的撤兵了。”当时,我们三人都感到很难过,应德田落了泪,最后说:“明天再商量吧。”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二月二日早晨七点多钟,我的随从裴显庭对我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叫孙铭九的电话,没有叫通,又立即前往金家巷张公馆。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我进到院内,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我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张答:“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海)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我想,公馆里头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现在就去找孙铭九,看看情况回来再说吧。
我到孙铭九家去,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他向我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还有宋学礼和徐方也都被打死了。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我问孙铭九:“这样做,在事前向董英斌说过没有,于学忠知道不知道?”孙铭九说:“没有告诉他们。”我又到应德田屋内,应向我说:“今晨大家都同意打死王以哲、何柱国,苇新(孙铭九)就派人去打了。”
这时在孙铭九的西屋里,我看见有十七路军的几个军官来过,孙铭九过去和他们谈过话。
我把我刚从张副司令公馆来的情况说了,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孙铭九同意了。我们去到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说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形,随后孙铭九同我去见于学忠。孙铭九向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当时于学忠低头深思未及时答复。我向于学忠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于学忠表示,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孙铭九随后也去见杨虎城。孙铭九向杨虎城谈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兵。杨虎城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这时,董英斌及卢广绩、洪钫等人也都来到新城大楼。董英斌先问我在事前知道不知道,还要怎样办?我说:“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早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董英斌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现在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当时卢广绩曾表示不满地说:“孙铭九这样做真是胡闹。”
这时,何柱国仍在杨虎城的客厅里,王连长仍在客厅的门外等候着。后来孙铭九向我说:“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随后孙铭九也离开了新城大楼。
那时周恩来代表也到了新城大楼。他看见我就问:“这是怎么搞的?这样做,你们怎么办?”
后来,董英斌找应德田、卢广绩、洪钫等人会谈,我也参加了。大家商定由董应斌派人去前方向缪澂流、刘多荃解释,希望缪、刘顾全大局,维持防线,暂时不撤兵,对其他问题,都可商谈解决。
以后我又向董英斌说:“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在二二事件前后,孙铭九、应德田并没有召集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当时在西安的有五六十人都是东北军的文武官员,开过会,也没召集同志会负责人员的每周例会来讨论研究整个局势和作法问题,抗日同志会至此实已陷于涣散状态。
四日传来消息说,刘多荃部已进兵临潼,并声言要与王以哲报仇。
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楼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董英斌并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他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当时孙铭九说:“怎么办都可以,我先回去和应德田、苗剑秋谈谈,再找特务团、先锋队干部们说一下。”他站起来就要走。当时我向董应斌说:“我也需要同孙铭九去一趟,先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谈,再作决定。”董英斌留我要再说几句话,我向孙铭九说:“你回去先把他们都找到副司令公馆,我和大家见面谈谈。”孙铭九答应“好吧”,就走了。董英斌又向我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总部预定撤退到邠州,特务团、先锋队撤退到长武,明天就开始行动。命令随后就给你下达。”这样,我才答应暂行代理。
我离开董英斌家后,就急往张副司令公馆,到办公室楼上找孙铭九、应德田。据说孙团长没有来公馆,应处长也不在。我又赶快到他俩人家中去找,听说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已随同刘鼎同志走了,不知他们去的地点。
四日晚,我约抗日先锋队的两个支队长(另外一个支队尚未编组)乌庆霖、黄冠南到我住处晤谈,才了解他们两个支队都尚未编组完成,内部人事还不健全。特务团的情况,更为混乱。孙铭九走后,军需即携带公款潜逃,有的军官也随着避开了。手枪营营长,已由谭海推荐刘凤德接充。听说刘凤德已率兵搜查了孙铭九的家。我即时去找刘凤德,劝告他,无论如何不要危害孙铭九的家属。
五日,西安东北军开始撤退。特务团,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手枪营营长刘凤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我当时一个人随刘凤德营到长武,把先锋队和特务团第三营留驻在邠州以后,于学忠又派张政枋接任了先锋队总队长。到东北军东调时,我已离开了东北军。
从二月五日撤出西安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所建立的联合行动的局面,就已完全陷于瓦解。
①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记载,三方会谈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晚间。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