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片段回忆
李维城
一
在西安事变前，张、杨及其下属的一些中下级官兵，对于蒋介石不抗日，并继续迫使他们“剿共”打内战，早已极端不满，这些情况我是知道的。但由不满而发展到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扣起来，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点我事前是不知道的。所以，在“双十二”前夕，我仍和往常一样，同一些经常来往的友人，在银行里谈天打牌，当天来的人是张笃伦(时任汉中专员)、孙蔚如、李兴中等。至夜十一点多钟，他们走了之后，我正在睡梦中，忽被强烈的枪声惊醒。时钟已指向四点，忙打电话向绥署询问，寂无回声，无疑是电线已被割断。我想一定是蒋介石来到临潼，逼出事来。直到十二日早七时左右，各处枪声已停，见大街上有人行走，银行乃开大门，派人出去打听。适绥署军需处处长王维之到行，匆忙通知我和副经理罗雨亭说，为要求一致对外，张、杨两将军已向蒋介石进行“兵谏”，城内已收缴中央宪警武装，秩序即可恢复，不必惊慌等语而去。随即来了好几位武装人员，直到西院我住的房内，掏出手枪，四处寻找张笃伦，询悉昨夜已走，旋即离去。一会儿交通银行经理王燧生跑进来，神色失常地向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今早正在枪声中，忽有绥署武装人员乘大汽车到我行和中央银行来提取现款．将近三十万元。钞票究竟多少还没有查清，还带去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我说：“我刚听到的是，张副司令、杨主任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是一件大好事，提用款项事小，不要害怕……”说完后，我即驰赴新城绥署，见到参谋长李兴中，他兴奋地将大概情况告诉我说；“昨夜离开银行不过一小时，即接到紧急通知来此，遵照张、杨临时决定的计划，立即布置执行……”，言犹未毕，适杨主任来参谋长室，匆忙对我说：“要求抗日需要大家努力，银行可作的事很多，应随时联系随时报告。”我听了之后，益感兴奋，随即到联合办公厅，见张、杨的高级干部，大多集中在这里紧张地工作。他们虽然没有睡好觉，但都表露出兴奋无比的心情。我和卢广绩诸位接谈，才知道一些临潼方面扣蒋的情况。随由罗副经理见军需处处长王惟之，以提借交通、中央两行事相问。王答：“经请示后，已将款如数送还，临时提借此款原为部队紧急出发之需，今已从缓，故先发还。”
二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没有扣到蒋介石之前，张、杨颇为着急，扣到之后，才放了心。蒋由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及亲信副官三四人负责看管。张、杨先后见蒋，蒋故作镇静，板起面孔，不置答理，并责问张说：“你是不是我的部下?”杨复以狐裘进，亦拒而不纳，甚至屏绝饮食，故示倔强。过了两天，张、杨为了达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目的，同意邵力子往谈，经多方劝解，请其尊重大家的意见，一致对外，解决国是，蒋也知道张、杨无杀他的意思，才稍稍改容。其余被扣的那些将领及侍从官员，也都分别安置就绪，由孙蔚如、何柱国等前往慰问一番。
事变爆发之后，张、杨立即宣布关于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国。
事变前，张、杨以晋之阎锡山，冀之宋哲元，鲁之韩复榘，川之刘湘，桂之李宗仁、白崇禧等都反对蒋之独裁，事变后一定可以作有力的声援。谁知通电发出之后，有的不明真相，观望徘徊；有的采取模棱两可态度，所复之电，含糊其词。宋哲元没有复电；韩复榘密派的刘熙众亦未赶到，刘湘的代表黄慕颜来西安较早，张请转电刘湘，请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表示，亦未及时发动；李宗仁、白崇禧由刘仲容转到的电报，表示赞成，希望坚持，共谋解决。张、杨感到远水难救近火，不能等待。
十二月十七日，应张、杨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并听说商得中共之同意，将派徐海东司令员率领部队向商县、雒南开动，以防蒋系军队有所行动。
此时，南京政府已成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何应饮野心勃勃，以代理军委会委员长名义下令“讨逆”，除自任总司令外，还任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总司令，驻洛阳督师。由樊崧甫率部进驻潼关，董钊率部进驻华县，已与张学良部队发生冲突。原驻陇东的胡宗南部，虽被监视，亦有乘隙移动之势。蒋的空军除轰炸华阴、华县之外，还不断飞向西安上空威胁。这时蒋和一群将领尚在城中，担心“投鼠忌器”，恐亦不免遭炸。南京方面，何应钦主战，宋美龄主和，各有用意。其他主张联合抗日的，立被蒋系特务所监视。李兴中和我曾申请冯玉祥促成联合对外，也增加了蒋系对冯的防范。尤其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不惜引狼入室，出卖祖国已极明显。张、杨顾虑及此，即于事变后第五天，先放蒋鼎文回南京报告真实情况，并同意宋子文、宋美龄偕同外籍顾问端纳及戴笠、郭增恺等先后飞来西安。
蒋介石原监禁在新城大楼，后为便于保护，乃迁至玄风桥附近高桂滋公馆居住。
这时，外间揣测纷纭，传闻不一。有的说“捉曹容易放曹难”，有的说张软杨硬，对处理蒋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当时张的军事政治地位在杨之上，杨是地方势力，有历史根源，彼此经过曲折的合作，大方向是一致的。
三
事变后，张、杨在政治方面，设立了设计委员会，以高崇民、卢广绩、应德田、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李维城等为委员(委员人数姓名记不清，也有临时通知参加的)，指定高崇民为召集人。处理政治方面的大事时，向张、杨提出报告，通过讨论，然后分别执行。设计委员会于十二月十三日成立，开始四五天，每天开会。对于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组织联合政府问题，讨论得很热烈。除由高崇民传达报告之外，有时由张召集谈话。过了几天之后，觉得有些松劲的趋势，甚至有时停开，大概是自宋子文来到西安，开辟了和谈之门的缘故。记得当时引起争论的主要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如有的说：“杀蒋抗日，不如促蒋抗日，这是目前国家安危所系，而不是对他这个人的恩怨问题。”有的则说：“如果枪弹无情，蒋介石死在骊山之下，一群将领同邵元冲一样死在西京招待所，又将怎样办呢?难道国家就无人能负责了么?”两者显然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这个会是在张、杨决定下临时成立的，它仅仅是供咨询的机构。对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军事方面也组织了西北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杨任副主任委员，所属重要将领均为委员。
四
国际方面对于西安事变，各有利害不同的看法和企图。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英国驻华武官某(名字记不清)，在未放蒋之前，来到西安，要求与中共负责同志谈话。张学良派卢广绩通知我预备陪同周恩来代表与英人晤谈，并找一位懂英语的担任翻译。我在行员中找到一位赵珊同事，担任翻译。当周代表在西京招待所与该武官接谈时，发现赵珊所译错误不少，幸由周代表当场纠正，得免讹传。谈话内容主要是该英人提出如何维持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及探询和战问题，都经周代表以反对侵略、团结对外的主张，分别答复。
五
事变之后，陕西省银行成了一个大杂烩的交际场所，许多人都到银行里碰头谈话，也有经张、杨指示而来的。我记得十二月十三日，由黎天才将软禁的曾扩情送来省银行内住下了。曾在张、杨的指示下，向胡宗南部队作过广播。他写这篇广播稿的时候，字斟句酌，高声诵读，费了很大的推敲。事变结束后，蒋骂他无耻，给他坐了一年多的牢，就是这篇广播引起的。
另有一些不速之客，如张慕陶、徐惟烈之流亦经常出没于省银行。我原来并不认识张慕陶，这次经西北军旧友徐惟烈、赵彦卿的介绍，知道他曾参加过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更不知道他企图破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阴谋。
在扣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深夜，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蒋的特务)一再自洛阳给我来长途电话，探询西安情况，实际是找王宗山说话。王别名登云，常同孙蔚如来省银行晤谈。我把他当作自己人，无话不说，却不知道他原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是CC集团的骨干。
六
张学良在放蒋前两天，曾召集张、杨双方高级干部谈话，他穿着便衣不拘形迹地侃侃而淡，围绕着放蒋问题从侧面作了一些分析，并谈及同宋子文、蒋介石会商的概况。在言语之中，已露出准备放蒋，有时还隐隐约约地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解铃还是系铃人”的口气。他相信蒋介石的诺言及宋子文、宋美龄的保证，有亲自送蒋的意思。在场的人听了，大多心怀疑惧，其中有应德田、吴家象和我(还有几位记不清了)，都很紧张地力说在蒋没有公开接受诺言之前，不宜轻易放走，更不宜亲自送去。张也没有正面置答。我听说当送蒋那一天，蒋介石到了机场以后，还顾虑临时发生阻挠，他还匆匆忙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几项条件，以我领袖的人格担保实现。”
七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回京后，杨虎城为加强团结，静待蒋介石履行诺言，曾召集高级军政人员讲话，以维人心。不料蒋介石背信弃义，到达洛阳时，张学良即已被监视，到南京后更对张来一套什么军法会审、判刑、特赦、严加管束等等，实行软禁。张，杨部属，大为愤激，痛恨蒋介石不顾信义。特别是少壮派分子，力主以武力相拒，迫使蒋介石立即放回张学良。此时杨与张的高级将领，处于感情与理智两难之中，无法行使命令予以压服。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事变前两天奉召来西安会商大计，自己直属部队又不在身边。在张离开西北期间，曾由张指定于担任东北军的统帅责任，但于原非东北军嫡系，对东北军各级将领，不免存有几分客气，所以，也无法解决这一纠纷。
至于杨的部队，原以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钦哉的第七军为骨干，已分驻汉南渭北。这时孙在西安，冯随军驻在大荔。冯虽系山西人，却系杨多年的朋友。这次事变发动，冯不接受命令，初则按兵不动，继又与蒋系军队勾搭，以至正式抗命，竟将杨派去之张依中(绥署军法处处长)活埋了。加之孔祥熙以同乡关系乘机派张云卿(原在陕西作过烟酒印花局长，系孔的私人，与冯熟识)赶到大荔，许以升官发财，就更加强了冯的叛变决心，随之叛杨投蒋，使杨感到极大遗憾。
张的部属中，王以哲系资历较高的一位，大家对他责望亦高。少壮派主张以武力相拒，他没有及时说服，亦没有表明态度，遂惹起部分人的失望，致使应德田、孙铭九等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毫无理智地枪杀王以哲及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重要电报)，当时未及依法处理，亦于是日被枪杀。因此，东北军陷于分裂状态。蒋于此时抓住机会，利用威迫利诱手段，先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进驻西安，将张之部队逐步调离陕、甘。然后再将杨的部队，监视隔离，诸事布置就绪，乃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让杨无条件辞职。五月又迫令离国出洋。
八
杨虎城在这样高压情势下，内心难过，可想而知，因之高血压的旧病复发。杨的部属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李兴中、李振西等，联名电请宋子文、宋美龄转恳蒋介石准许杨从缓放洋，并派我携带文电前往上海接洽。我在飞行途中，有《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从郑州同机飞沪，他以私人关系问杨何时放洋，我说尚在洽商中。他说蒋对张、杨恨之入骨，将来恐怕凶多吉少，劝我最好不管他们的事，我笑而未答。(张季鸾系政学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大公报》十二月十八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指责张、杨的错误，就是他的得意文章。)当天我到上海住一品香旅社。第二天上午，杨的驻京代表李志刚，蒋的特务头子戴笠先后来访，问来沪的任务。我知道戴已得到报告，就无保留地谈得很多，如希望蒋遵守许诺，宽大为怀，团结对外这类话。戴听了之后，露出了似乎感觉刺耳的神态。以后又和宋子文在中国建设公司见了面，这次他和在西安时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摆出一副十足的官僚架子。我将来意告诉他，并将带来的函电交给他，他看了之后，慢吞吞地说：“这个请求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我说：“我当然可以去电转达，但他的部属，都在整理队伍，待命杀敌，不免有些难舍难分，他们一直相信蒋委员长的诺言和你的保证，所以很诚恳地请你转达。”他说：“蒋先生现在上海医治在临潼造成的牙痛腰伤，脾气很大，我就委婉和他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你最好不要去见他，增加对他的刺激。”我说：“候你和他谈了之后，再来请教。”隔了一天，再晤宋子文，他问杨先生还有多少军队，能打几天?我说杨先生及其部属，始终尊重和平团结，有对日抗战的决心，没有对内打仗的意思。宋说：“我知道，希望杨先生早日来沪面谈。”因此，不久杨即离陕到沪，旋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放洋。
九
张、杨被蒋介石分别处理后，所辖部属，凡参加这次事变比较露面的人们，除靠拢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的，或依附于蒋为蒋所利用者外，其余大多不是被杀就被监禁。我也在一九三八年冬初，被蒋介石亲下手谕，以“勾结坏人破坏政令”的罪名而逮捕，在重庆军法总监部关押一年多，才获保释。 * 作者时任陕西省银行经理。——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