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前后
胡广和
西安事变时，我是西北“剿总”的粮秣处副处长，事变当日，张学良命我即时到总部经理处代理副处长职务(因处长闵湘帆身体不适，副处长高松杉①去长沙购买军米被扣未归)，因而参与了这次事变。现仅就我亲自经历过的，所知道的，及传闻的和记忆得起的事实，写出来以供参考。
事变前陕甘宁各方面军事部署
西北“剿总”的内部组织如下：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张学良，下设办公厅，主任米春霖，秘书处长吴家象，秘书主任王问山，机要秘书洪枋，副官处长马兆琦，参谋长晏道刚，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军医处长任作楫，军法处长赵鸿翥，经理处长闵湘帆、副处长高松杉，粮秣处长张政枋、副处长胡广和，政务处长卢广绩，政训处长曾扩情，军警督察处长谢珂，汽车队长刘闺光，辎重总队长康述吉，卫队团中校团长孙铭九②，被服厂长鲁穆庭，驻郑州。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甘肃主席于学忠，宁夏主席马鸿逵，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所属指挥部队为：中央第一军胡宗南，驻陕南宝鸡，天水一带；原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驻西安；西北杨虎城所部两个师、骑兵一个旅、卫队一营，分驻西安大荔、蒲城一带；东北五十七军长董英斌驻西峰镇，所属一○六师长沈克，一○九师长牛元峰，一二○师长赵毅，一一一师长常恩多；第六十七军长王以哲驻平凉，所属一一○师长霍守义，一一七师长吴克仁，一○七师长刘翰东，一○八师长姜维仁；总部直辖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旅长董彦平、唐君尧、高鹏云；五十一军长于学忠，驻兰州，所属一一三师长李振唐，一一八师长周光烈，一一四师长牟中珩；骑兵军长何柱国，驻庆阳一带，所属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骑三师师长郭希鹏，骑十师师长檀自新；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驻保定，所属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调拨陕西驻肤施(现在延安)。骑兵部队部署在庆阳，固原黑城镇七营八营之线；六十七军部署在平凉、镇远、邠县之线；五十七军部署在西峰镇、合水、甘泉、延安之线。工农红军在陕北瓦窑堡、绥德、米脂、榆林之线。陕甘宁边区大军压境，虽古云秦川八百里，以产麦著称，仅限于陕中平川区域。陕北山区，地瘠民贫，固原盐池一带原属牧区，更因交通阻塞，地形起伏甚大，只有西兰公路一条，余均为随军修筑临时土路，地形险要，运输和补给军粮成了问题。总部又无后勤兵站设置，故商得北平军分会同意，由分会代为调拨人员，编组粮秣外，经费由分会负责划拨，驻西安归总部指挥。陕南胡宗南部队历笈江南，主食大米，由中央军政部在西安设库，进行补给。西北军陕甘人多，由绥署自行就地补给。故粮秣处专负责补给东北军业务。因东北军历笈北方，主食面粉，秦川产麦，西安市已有两家火磨公司，故就地采购补给，兼制携带粮秣饼干等。粮秣处处长为张政枋，我任副处长，下设四科，计总务、补给、会计、运输，将总部辎重总队拨归本处指挥。运输工具汽车、大车、牲畜、驮载皆备。在平凉、固原、庆阳、延安等处，随军设库补给。
在陕北与红军接触战斗的情况
在1935年11月间，第一○九师牛元峰师长，在陕北甘泉、鄜县间直罗镇与红军遭遇接触，战斗不到一昼夜，即被红军包围，全师覆没，师长阵亡，尸身无着。前不久，一一○师何立中师，在延安甘泉间大小劳山被红军伏击，几小时后即全师覆没，师长负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仅不予及时恢复师编组建制和补充枪械弹药，同时并将一○九师全师、一一○师应领经费，当月减除停发，且无片纸只字在精神上物资上的明令激励。这时一般东北军将领和官兵，在思想上意识上都感觉到：这是蒋介石用的以红军来消灭东北军的策略，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至现在的安内攘外政策的阴谋本质，东北官兵，数年来依附、帮忙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经过5年的国破家亡的流亡生活，受尽了奴役歧视亡国奴的滋味。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除将东北以一手扶植的满洲国名义吞噬下去外，同时经过长城抗战而越过长城，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北平分会已被逼撤销，将华北改为冀察政委会，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来支撑华北摇摇欲坠的局势。东北收复，更属无望。此外当时的红军，在战略和战术上是战必胜攻必克，不打无准备无计划的仗，欲粘则着，欲离则走，灵活机动，更感应付为艰。在这国难家仇、双重压迫下，徘徊歧路，莫衷一是，以故厌战情绪，不约而同。这都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否认。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这国难方殷，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时间内，尚在不顾大局，自相残杀，稍具民族气节的人，是绝对不肯不忍为，只有蒋介石这个闭眼不看事实的人，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人，甘心萁豆相煎，执行“安内攘外”政策，来削弱自己。因之，对于蒋介石也就发生出怨恨心理。同时我由西安去延安沿线视察军粮仓库储备情况，在中部(现改黄陵县)、洛川、鄜县、甘泉、延安间，沿途所见尽是红军标语，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拥护张副司令共同抗日收复失地”、“我们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千万不要上了蒋介石的以红军来消灭东北军的当”等等。而且沿途所见，除城镇尚有砖瓦灰土房屋外，乡村是无房脊可寻的。居民均在深沟两岸一二三排窑洞中，全凭炊烟来判断村庄所在。我在休息时间下车前往看视，向阳窑洞口有木制门窗者算好房；洞内能有铁锅一口、水勺、瓦瓮、水缸、粗瓷碗、箸，土炕上能有破苇席一领，砖头木墩枕头、破旧补丁棉褥者算中等户；其他箱笼什物看不到，所穿衣服，均是鹑衣百结，遮体困难，生活饥苦，比西南各省，真是天上地下，令人无法想象。回忆此地是我们汉族发祥根源所在，而竟赤贫如洗若此，不但不为救济，反而再加蹂躏，令我百感交集，不寒而栗。像这以上种种，自不能不影响到官兵战斗情绪中来；更因与红军较量后得到教训，内战究竟是为了什么，士气低落是肯定的。故在此时，双方已无形中成了隔河对峙，休战状态，彼此心照不宣。前方如此，大后方西安，张学良已有两月余不到总部办公，所有一切布置，均由晏参谋长一人主持。这时传闻有某人曾向张学良建议：在这战不能胜、守不可能的情况下，你应向中央建议，你将东北军交出，由中央给你部长一席及两省主席，由于学忠主甘肃、刘尚清主安徽，原有东北文职人员，安排得所；军权交出后，你到中央，尚可就近遥领东北将领军师长的除陟问题；西安“剿总”任务，交蒋自己安排，蒋介石在目前情况下，当亦乐从。否则，你的部下有陆续被蒋收买可能，到那时鸡飞蛋打，反而不如就此下台，对上对下情义双全等语。同时谣传有张学良调航空部长之说。但张学良终因东北3000万父老沦为异族，在水深火热中过生活，认为自己有责任收复失地，故乡灵墓田园所在终是念念不忘，更以军人一般非到万不得已时，总是不愿放下枪杆的。他对于上项建议，最后未能采纳。这时西安政局军事动荡不安，关系到全民抗战愿望，政治党派的前进方向，尤为东北旧军政人员所注意，如抗日将领马占山、前北平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前辽宁省财政厅长张振鹭、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及高崇民、黎天才等人，均在西安有所活动。
活捉蒋介石举行兵谏
西北“剿总”在工作上发生以上变化，早被蒋介石洞悉，故于11月间亲临西安坐镇，住节临潼温泉。对进剿工作，决心亲自指挥，并拟将中央所有得力军队，调集西安，希图一举扼杀工农红军。同时中央将领，亦先后到达西安，如陈诚、王敬久、范汉杰、宋希濂、黄杰、关麟徵等人，均住西京招待所。这时西安整个军政局势，突然紧张，谣传这次东北军如再不打，即将东北军夹在中间，与红军同时彻底消灭云云。谣言频传，莫明底蕴。这时张学良、杨虎城、黎天才等，向蒋建议国难方殷，内战不能再演，应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免削弱自己的武装力量，均先后遭到蒋介石的无理拒绝与谩骂，弄得人人缄口。有一次在总部纪念周上，晏参谋长道刚当众宣布：“由今日起，如果前方将领，再有以粮秣缺乏不能出发等电报，我就以粮秣处处长脑袋是问，决以军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事后张政枋处长与我说：“老胡，这回你我不能再坐办公室了，必须亲自前往前方仓库视察，究竟前方部队是真正缺粮不出发，或是别有原因，你我责任攸关，军无戏言。”我说：“好了，我去吧。”当日我即乘汽车出发。实际我们都知道，前方并不缺粮，因在雨季前我曾在耀县督运军粮一月余，均储备10日至15日的粮食，但这一趟是非走不可，以备将来佐证，作万一准备。我到了延安，与本处仓库主任马集鸾晤谈后，即见到驻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一○八师师长刘翰东，我说：“我们仓库尚有面粉五千余袋，因为什么你们说无粮不出发?晏参谋长要砍我们脑袋了!”周、刘两位说：“这是张副司令告诉我们的，就说无粮食不能动。”我说：“你们谈点别的好不好!你们总说这个，我与张立衡两人脑袋没有了!”他们说：“他不敢，你们不必理他。”我说：“老头子在临潼督战，这不是玩的。”他们说：“你赶快回去吧，以后我们保证不再打这样的电报了。”我想到这里面有文章，故即时回来到邠县转平凉市，就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晤面。见到王军长已准备出发，携带小驴一头，驮着两洋铁筒水，并将蒋介石给他的电报，拿出来给我看。电文简单，写的十万火急，限电到后，即时出发具报，否则军法从事等字样。同时刘师长对我说：“我奉张副司令电，即时去西安，最好你同我一齐走，坐我的小轿车，我是两个开车的，昼夜不停，计划时间，明天11日早8时定到西安。”我说：“明晚我亦能到西安，请你先走吧。”我是在11日晚8时到达西安，因天晚未到处即回家。次早我的厨役骑自行车送我的四小孩上学到东门，见城门未开，同时有西北军把守，不准进城。因我家住东关，与本处八仙庵不远，我即到处，张处长尚未到处，因家住城内。后经总务科长明庆告知我：今早戒严，现已解除，听说今早已将蒋介石由临潼押送城内绥靖公署大楼内，这个祸惹大了!昨日甘肃主席于学忠已到西安等情况。这时张处长已到来，最后始知道，此次事变，在事前保密工作做得好，除参与执行任务人员外，无任何人知道，即与事人员也是几小时以前知道的。事已发动，西安市内所有中央武装部队、机关、仓库，包括省府在内，一律由杨虎城指挥西北军负责处理缴械。临潼外围及捉蒋任务，一律由东北军负责办理。
蒋驻节临潼时，外卫警戒是一○五师骑兵一营，内卫警戒是宪兵一连。蒋曾规定凡属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在师长以上的，均须到临潼晋谒会谈一次，面示机宜。在12月11日夜间，由张学良令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外号白三阎王神枪手)前往谒见。12日早3时，师长白凤翔、旅长唐君尧、师长刘多荃、侍卫长谭海等人，带领一○五师步兵一营，分乘卡车，直开临潼。到温泉门卫时，当门卫宪兵质问之声未绝，白、唐等开枪击倒之，院内宪兵一连当即开枪抗拒，这时步兵亦下车进击，外围骑兵也加入作战，四面围击，很快即将全连宪兵缴械。白等即到蒋住房间一看，蒋无踪影，白即伸手抚摸被褥尚温，白说走不远，赶快搜索。这时即电张学良说蒋未见到，张颇沮丧不安，命速搜山。因蒋闻枪声，知事不妙，即同侍卫两人出屋逾墙上山，听到四外枪声不绝，搜索很紧，就躲在一块大山石后面蹲下，借避流弹。这时白等看见山石后面，有白色衣物颤动，当即开枪，喊话问是谁(因事出仓猝，蒋仅着白色裤褂出走)，这时侍卫怕伤及蒋，就站起来说，委员长在此，不准放枪等语。白、刘等上前说，委员长，张副司令请你到城内会谈。这时蒋说：“你们造反，请你们将我枪毙吧!”白等说：“请委员长屈尊到城内，张副司令、杨主任正等着你会晤呢。”白、刘等即将蒋介石扶持下山，乘小汽车直到绥靖公署大楼内休息。同时钱大钧亦在温泉官舍被拘。城内宪兵三团已全部缴械。在西京招待所住的旅客，如中央军政方面大员及东北方面旧军政人员，均经分别受到检查。除邵元冲因于检查时言语不通被误伤毙命外，余均拘留在大饭厅内，直至天明后，凡属中央军政大员如陈诚等，均由总部副官处长马兆琦，在金家巷胡同内某号加以看管招待。凡属东北旧军政人员如马占山、鲍文樾等均恢复自由，仍留住招待所。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总部参谋长晏道刚，亦另处加以看管。只有边业银行西安分行，在事变时有西北军口音士兵闯入该行，希图抢劫财物未遂，即把经理王俊德枪杀；还有东北大学生张某被害。在事变中，除城内宪兵三团及临潼守卫宪兵稍有伤亡外，余无多大伤亡事故。蒋到绥署后，即由军医人员，医治下身被野刺梅刺入的刺针，兼医腰部碰伤。经过休息后，传闻张、杨进见所谈大意如下：(一)向蒋道惊并致歉意。(二)你养这些特务，用了国家这些钱，有什么用，这样大事，他们都不知道。(三)你一意孤行，拒绝言路，我们为了国家民族，不得不出此兵谏一途。(四)我们主张，在政治上取消一党专政，容纳各党各派参加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以求和衷共济，挽救危亡；在军事上，停止一切内战，国共合作，共同对敌，取消中央杂牌部队歧视，招收地方一切真正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统一待遇，统一指挥，精诚团结，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在财政经济上一律公开，彻底清除一切贪污腐化官吏以树官箴等等。但蒋终是愤恨填胸，余怒未息。在12日早10时，张学良在总部召集各处人员讲话，大意是这次事变，完全为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不得不举行兵谏，希望同志们照常安心工作，万勿自行疑惧动摇，自招惩处等语。会后张即找经理处处长闵湘帆到办公室，回来后即告我说：“副司令叫你即日到总部经理处上班，代理高松杉职务。”我说：“粮秣处事务繁忙，暂难前往。”他说：“这是副司令命令，请你无论如何，下午到处上班，帮我的忙，我因近日患病，实难支持。张政枋处长说你下午上班好了。”下午我即到总部经理处上班，闵处长分别介绍，同时并将各科所作结束，列表呈报，形同接交。我当即向闵处长说：“我不是来接收，是来替你帮忙，勿须用此种形式上手续。”闵说：“这是应办的。”由次日起，闵即时不到班，我即分别支应。好在各科均系旧同学同事，不懂者，请他们来研究，例行的即照办。这时晏参谋长已被看管，调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代理参谋长职务。13日早10时，西安上空来了10余架侦查机，盘旋数周始去，次日又来一次。这时人心惶惶，恐遭轰炸，以后不来了。据云蒋已电令不准再来飞机活动。数日后即将蒋由绥署移到金家巷高桂滋新建房内居住，由总部卫队团守卫。事变次日，中央报纸即用显著地位登载，大意是在西安“剿匪”胜利声中，张学良竟率部叛变，劫持统帅，自有主张，实属大逆不道，军委会令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即督率三军进军西安，以张挞伐而肃法纪。事变时张学良即曾电令洛阳驻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即将洛阳军校缴械，断绝陇海路交通。他见电后，犹豫不决，大哭一通，最后将电报转交军校朱代校长少良，泄露机密。同时总部被服厂在郑州被接收，河南鸡公山东北中学被查封缴械(因该校采取军事训练，轻武器尚多)，学生遣散(但内部党员学生及工作人员已预先离校)。总部经理处副处长高松杉，在长沙购办军米被扣留。中央军校在学的张学思亦被扣押。事变后，驻西安红军代表为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对事变进行上有所咨询与协助。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飞回南京
在蒋留住西安期间，第一次乘飞机到西安的是顾问端纳。端纳走后，第二次是宋子文，第三次是宋子文、宋美龄，内部谈些什么不知道。最后传闻，经过协商，蒋同意：撤销“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每月由中央拨发八路军两师经费，武器弹药由中央负责补充，并为以后“双十协定”打下基础。剿总结束，改为甘肃绥靖公署，以于学忠为绥靖主任，杨仍为西安绥靖主任，由中央拨付事变结束费400万元，计红军100万元，西北军100万元，总部及东北军200万元，以资结束。这时张学良竟亲自送蒋回南京，俟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送行时，飞机已起飞，未得晤面。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令一则：我走后，所有总部职务交由于学忠代理，东北军归于学忠指挥，此示等语。闻蒋到南京后，即拟将张送军委会军法处，依法惩办，后又改随蒋去奉化溪口住雪窦寺看管。张因送蒋不归，曾由东北军将领联名电蒋请求张学良回西安，主持结束事变事宜。后由张在雪窦寺来亲笔函一封，由总部秘书处印刷公布，大意是：我在此甚好，望勿念。我军今后统由于学忠负责指挥，西安善后事务，由中央统一安排处理，万勿各自为政，有失我军过去服从中央守法荣誉传统，希自勉之，等语。这时中央军政大员如陈诚、钱大钧等均在蒋走后分别遣返。同时中央军已进抵潼关，我方部队已到达渭南、华阴、大荔、朝邑之线，形成对峙状态。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前线指挥为樊崧甫。
张学良走后，总部及东北军动态
总部经理处处长闵湘帆因病在家休息(因他实际并无大病，他隶籍南方，对事变终有抵触情绪)。他的夫人在中央党部任要职，不在西安，看到张送蒋走，感觉到自身危险，以后他调充军政部会计长，这个职务是经理部门带有特务彩色的，长时间不到班。我令人前往看视，人不见了，经分别查讯，始悉他日前借乘农民银行汽车，饰成侍者，竟通过前线我方封锁线，已到潼关。并在洛阳报纸上，大登其讲话，将西安总部经济状况及西安市筹码不足困难情形，东北军、西北军薪饷无着等等公布。董参谋长向我大发雷霆，说他将我们经济情况泄露，于我们不利，不应叫他逃走。我说，他是处长，我是代理副处长，替人帮忙。参谋长在事变前并未授权予我暗中监视或看管他，我当然不负其出走责任。最后我将农民银行行长周珩找来问他：“你因何将闵处长放走?”他说：“他借车使用是日常事，我并不知道他借车逃跑，这事在事前我确系丝毫不知道。”我原拟将他送军法处惩办，最后看他情况可怜，又系出身文职，不谙军事，该行汽车，闵常乘坐，内中或无同谋情况，闵逃与该行并无什么好处，故稍加安慰，请其回行。自张走后，凡属会议均在绥署内举行。
有一次由于学忠主持会议上，有参谋长董英斌、军长何国柱、鲍文樾、总部各处长，我也在座。由参谋处长徐方发言：现在情况，我们与中央军在潼关对峙，和战未定，局势紧张。张副司令又暂难回部，究竟将来军事演变到何地步，尚难预料。为了保持我方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指挥裕如起见，西安市是不能固守的。总部现在应该在邠县设置留守司令部，由各处将重要文件及军需物资，包括军粮在内，提前运送后方，并通知部队，作退一步打算，届时和既无望，战又不利时，我们后撤或进攻自如。该县为陕北、陕西要冲重镇，往北可与红军会合，往西可与五十一军会合，再作下一步的行动。经过研究，均以为军事上仍作如此准备，一致通过。即日派员赴邠县设置留守司令部。我处派科长一员率科员数人检查应运物资。
会后我们回家午餐。在散会后，徐处长亦乘车回家。车到寓所门前时，看门旁有卫队团官兵两人前来面请徐处长到卫队团部，说孙团长请他到团部有要事商谈。徐即命倒车，随其一同去卫队团部。孙即令其早安排好的卫兵，将徐处长挟扶后院，就地枪杀。午饭后有人来告诉我，说王军长被人刺杀殒命。我当即乘车前往王公馆看视，见王以哲军长已长卧炕上，炕围墙上溅有斑斑血迹。据王夫人说：“午前有卫队团连长于某，前来看病(因于某系前东北北大营教导队毕业，王彼时任该队队长，王的学生常来看王老师)，不意这次他来，正值王军长面朝里睡卧，他进屋后，即闻枪声数响，后即出门走去。王因疼痛翻身栽倒地上，这时我们将他抬上炕去，已无气息……”等语。并将总部交通处处长蒋斌传去，在西安东城门楼上枪杀。
这时西安各方面大员及总部负责人员，均皆心怀忐忑，谈虎色变。于学忠五十一军驻西安办事处门前，亦架上机枪，增加岗位，如临大敌。于本人每夜住处数移，何柱国军长不敢出绥靖公署新城一步。这时正值由何柱国军长等与潼关中央前方司令樊崧甫用电话谈判和平结束事变问题：如西安善后结束费数目问题；东北军、西北军调防问题；总部结束改组问题；张学良回陕及个人出处问题等等。孙铭九这样闹不团结，并胆敢任意枪杀这些大员，在这和战未决期间，出此不幸事件，殊属意外。同时西安市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谣言繁兴。有的说这是东北军内部少壮派要除掉老的，夺兵柄；有的说杨虎城看东北军枪械好，要缴东北军的械，扩充实力；有的说这是中央特务收买孙铭九，由内部瓦解东北军实力，无法与中央军对抗等等。谣传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由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将渭南方面部队调回，声言包围西安，实行清君侧，缴卫队团械，活捉孙铭九(因卫队团官兵多属刘的部下，刘曾任过该团团长)。孙看大势已去，故离开西安，结束此变。
这时西安中中交农四行缺乏筹码，经会议决定：先将四行储备现洋查封，当由经理处派员即将四行库存现洋分别清点，计共存现金450余万元，均原箱加贴总部封条，听候处理。一般将领，多数主张将所存现金支出，弥补筹码不足，并发放军饷。我说此项储备系法币基金，不能任意乱动，同时和战未决，这个责任重大，应予慎重考虑，再做决定。同时我说在现情况下，我们可否将此项储备，另发代字法币流通券，暂时行使，如果和平解决，我们即以应领经费作抵，由中中交农四行代为收回。如果演成战争，那我们可先将此项储备运至后方，准备兑现。这样我们中央有经费可抵，在你们经费不发、筹码困难情况下，不得不出此以免军民交困，比较我们拿来用现洋发饷，一去不返，不仅获得私动储备罪名，而且法币储备减少，人民损失更大。最后决定派员赴山西阎锡山处，接洽代印法币流通券，结果阎因恐影响法币信用，流弊孔多，拒绝承印，因之未决。时届腊残，陕北气候严寒，红军提出他们士兵仍着夹衣，东北军尚有旧棉衣着用，这时总部库存新棉衣尚有万余套，我与董参谋长计议，先拨棉衣5000套，即日派车送至陕北交红军着。最后双方决定：结束费仍为400万元(因经过会议，各方具报开支均超出400万之数，故即按400万照拨)，由中央派飞机送到西安总部，分配总部东北军200万元，西北军、红军各100万。但第一次仅送到200万元。这时红军代表提出需款，当即先拨50万，隔日始将400万送齐。当即由总部分别转交具报。过后由军政部派军需署长熊仲韬飞到西安，彻查总部经理处在事变期间，所有一切军事开支，住处彻查账目一星期，幸无差错，结果解除了我这一段代理出纳责任。同时并将部队欠领经费电汇西安，由总部分别补发清楚。
东北军调出西北结束事变 在1937年2月初，奉军委会令，将甘肃绥靖公署撤销，改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仍为于学忠，移驻安徽蚌埠。东北部队全部调出西北，移驻安徽。这时东北军将领听传闻，张学良有在溪口被害说，当举出以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为首的代表，计有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一一○师师长霍守义，一○五师旅长唐君尧四人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正值蒋躺在软椅上，医腰痛病，即问你们干什么来，他们说传闻张副司令有被害说，故来看看等语。蒋说无此事，你们不信去看看。当即由杭州公安局长率领坐火车到上海，由上海转坐汽车到杭州，再转奉化溪口雪窦寺，见到张正在看宋史，同赵四小姐住一处。张问你们干什么来了，李说来看看你好不好，张答我很好，回去整顿军队，准备抗日。话后即由监护人说，话讲完了走吧。李等到外面看看蒋母墓，及旁边所办小学一所，设备甚好。他们回来，因部队已调驻蚌埠宿迁一带，故到蚌埠下火车，各回部队，事变至此结束。 (1964年11月)
*作者时任西北“剿总”粮秣处副处长，总部经理处代理副处长。
①本书刘多荃《谈西安事变以前的“西北剿总”》一文中为高松山。
②西安事变时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