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任作楫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将军及进关的全体东北军民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回答，是对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一次武装革命，是经过五年压迫忍辱负重的东北军的一声怒吼。张学良将军及全体东北军民，没有理由忘掉东三省的锦秀河山，没有理由忘掉东三省的父老兄弟姊妹，没有理由忘掉他们世代相传的田园坟墓。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抗击占领东北的强盗敌人而迫使它们一再的撤退到远离敌人的大后方，不让东北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迫使矛头对着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中国红军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正义感动下，在杨虎城将军及全体十七路军的同仇敌忾共同行动中，当蒋介石率其部属汇集西安阴谋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反人民战争的前夕，张学良将军及全体东北军燃起了内心宿恨的火焰，吹响了抗日救国的春雷，双十二事变爆发了。
(一)这次事变，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有三：
张学良将军自1928年继承父业统治东北，以东北资源之丰富，土地之肥沃，海陆交通之方便，人民之朴实强悍，在当时拥有20万军队百余架空军一部分海军，加以地理上之优越条件，如果依照旧军阀行径为个人打算，本可以偏安一隅搞一个独立王国。但是张将军不这样作，他说先大元帅已经牺牲在日本人之手，中国已将统一，不能由我再分裂，他把祖国的希望、东北的将来，完全寄托在南京政府，完全信赖孙中山旗帜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他没有看出蒋介石的背叛革命。他一心一意地靠拢当时的中央政府。他甘愿把东北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自己作一个疆吏。由于他的爱国热诚，于1928年12月29日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不顾亲日派杨宇霆等的反对，毅然易职，拥护中央，完成中国统一。
由于他的这种爱国赤诚，在1930年进兵关内，推翻汪阎冯的北京政府，捍卫祖国的统一不使分裂。正因如此，内受蒋介石假革命之欺骗，外遭日本帝国主义之忌恨，于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沈阳。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又受到蒋介石再一次卖国政策之欺骗，依靠国联仲裁，致使东北广大领土全部沦陷。
当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更拟伸其魔爪于关内时，张学良将军决心抵抗乘机反攻，沿长城一带布置防线，而蒋介石诚恐张燃起战火导致中日全面战争，便亲与宋子文北上迫张出洋、而以何应钦代之，签订《塘沽协定》等卖国条约，更迫使东北军退出平津，以缓和日寇之进攻，保持其卖国政权。1935年张学良将军回国后，又迫使率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先在豫皖一带，最后开至西北，冀使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其利。
张在大别山的战斗中，已对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及至西北再度与红军接触后就更加清楚地知道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在救国，谁在卖国，是应该把枪口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呢?还是应该继续与红军作战呢?是应该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呢?还是应该继续跟着蒋介石作反人民的勾当呢?张的内心里已经起了变化，终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下定决心，要扭转国内的局面，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蒋介石不安内而攘外。
当蒋介石在洛阳寿宴之时，当蒋介石到临潼阴谋布置再一次大规模反人民战争时，张学良将军不顾一切明白向蒋陈述自己的主张，一而再再而三冀蒋悔悟采纳其意见，最后由于蒋之顽固到底坚不回头，始以武装革命的手段发动西安事变促其就范，当时叫作兵谏，此为西安事变之主要原因。
张学良将军过去掌握东北四省政权，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由意大利回国后，落到承意受命仰人鼻息，说穿了是带着二十多万人给蒋介石打天下，如同佣工一般，流汗流血，换取一点微薄的工资，养着一帮流亡的人群。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借刀杀人消灭异己，表面上不惜给以较高的名义，敷衍其过去的地位，而蒋政权的各部负责人员，对于这一支杂牌军队，恒侧目而视，遇事刻薄刁难，是极其自然的。张的内心，何等苦闷，处境艰窘，万难忍受。只就我的体会来说，我是东北军的军医负责人，1935年，当我由北平到西安筹建一个陆军医院时，张对我说：南京关于卫生方面，是由刘瑞恒负责，你需要与他联系，为此事张给刘瑞恒发了一个电报并交给我一封介绍信，我感到张的地位降低了，以致逢人烧香到处拜佛，卫生部门尚且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诸如兵员的补充，粮饷的拨发，人事的调补，不一而足。例如何牛二师覆没后不准补建，华北原有60万协饷停止拨给，很清楚地看出是要东北军逐渐消灭，是使东北军的困难日益增多。回忆一下过去张将军的爱国热诚，完成统一捍卫中央等，往事历历，现在竟落得这样对待，怎能不痛心悔恨，这些地方，也是促进西安事变发动之一因。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所统率的东北军尚有二十多万人，眼看着日本帝国主义未费一弹白白地占领了广大的东北，眼看着国联视察团的装模作样软弱无能，眼看着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幸灾乐祸若无其事，眼看着他们的统帅张学良被迫出洋离开祖国。尽管这二十多万人是一群白帽子，他们也不能不由迷惑而觉悟，由悲伤而愤慨。他们毕竟是有枪的人群，他们随时可以爆发。他们走遍了长江流域，跑遍了黄河地区，最后来到了荒凉的西北。不让他们打占领东北的日本鬼子，迫使他们把枪口对着北上抗日的红军。这个矛盾，埋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他们与红军接触的时候，首先听到的不是轰轰的炮声，不是嘎嘎的机枪声，而是另外一种震动心弦的声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赶走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声音，是东北军每一个人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愿望，这些声音是东北军每一个人如梗在喉而不敢喊出的声音。他们害怕这种声音，因为他们自惭没有尽到保卫东北的责任，他们欢喜这种声音，因为这是他们多年的愿望。
西安事变，是以上三个原因促成的，是张学良将军的爱国热诚与多年的苦闷同全体军民多年的悲痛与愤慨融合在一起而爆发的。
(二)新的决策早已开始
1936年春，为了贯彻新的决策，为了要扭转中国前进的方向，早已与蒋介石背道而驰的张学良开始作准备工作：第一要与陕西地方部队之领导人杨虎城将军团结起来；第二要使东北军与陕西地方部队统一意志贯彻抗日救国的方针，成立了长安军训团；第三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第四与中共取得密切联系实行停火。这些工作搞了一年，愚蠢的蒋介石还蒙在鼓里，蒋介石在西北的特务也蒙在鼓里。
甲、与杨虎城将军的团结合作
1935年张学良将军是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指挥陕甘宁青所有部队，杨虎城将军是西安绥靖主任，领导陕西地方部队十七路军。他们之间很容易发生矛盾，而蒋介石又用其两面手法，一面密令张监视杨的行动，一面又令杨监视张的行动，但是这种阴险的手法，被张所识破，揭露了他的两面手法，以谦虚坦白的态度对杨以诚相见，他们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为当时首要的大事，有共同的观点，他们又全是杂牌军，受人歧视又有相同的性格，因而精诚团结相处无间，西安事变之顺利发动，此为重要关键。在事变时西安城内蒋的机关部队和人员，由杨的十七路军负责缴械逮捕，临潼华清池方面，是蒋介石的住在地，由东北军负责解决，共同完成了这一事变的任务。
乙、长安军训团的设立
1936年春，张学良将军为了统一军队意志，提高抗日救国情绪，为了加强东北军与陕西军队的团结，为将来行动打下基础，成立了长安军训团于王曲，集中训练东北军与陕西军队师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干部，每期受训者约千人左右，共办了三期，团长为蒋介石(徒有其名)，副团长为张学良，教育长为王以哲，各军长轮流任总队长。下设教育、军事、政治、总务、卫生等组，我当时是卫生组长并担任防毒和卫生教官。
这个团的主要任务，在政治方面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目标，除张学良将军亲自讲话外，并邀请各方面民主人士、大学教授作专题讲演，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应走的道路。在军事方面，以游击战术为主要课题，一般战术筑城兵器防空防毒等均为重要课目。在学员学习方面，每日学习后，当晚分组讨论并作总结。生活方面，所有学员均住在自己所挖筑的窑洞里，饭厅一律是土台土座上搭草棚，为的是养成艰苦朴素的风气，适应将来任何困难的环境。队与队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更要发挥团结互助亲密友爱的精神，以达成统一行动统一意志的目的。
丙、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这一年里，张学良将军延揽各方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如高崇民活动于张杨两将军之间，运筹帷幄贡献甚大。卢广绩、陈先舟先后任总部政治及交通处长，参加高级会议，共商大计。车向忱以办竞存中学为名，联络教育界人士及爱国学生。杜斌丞以陕西老宿，联络地方进步人士，坚定杨虎城将军抗日信念。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均尽了很大努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密切联系双方实行停火
张学良将军到西北后，由于前方部队的反映，由于自己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已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不是乱党而是真正革命的党，不是危害国家的党而是抗日救国的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路线，才是中国复兴的方向，所以双方实行停火，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前方战士互相慰问，红军之铁的纪律朴素作风给了东北军以极大的影响，西安事变时三位一体之口号轰动一时。
(三)西安事变的点火人
西安事变前，长安军训团最后一期举行毕业典礼时，曾请蒋介石到团讲话。蒋一到这个团里，看见团训为《抗日救国》四个大字，立刻触目惊心，神色为之一变，加以近来张杨两将军每次与他相见，所说的全是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结合在一起。他明白了张杨的意见与他相反并已见诸行动，不由得勃然大怒，遂作了一次极为激烈粗暴的讲话。他首先说他多年来谋国的苦心，想尽方法使国家变为康强富乐之邦，跻与世界强国之列，然后就说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内部不能统一，心腹之患未能割除，何以对外?如果一面对外一面安内，将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黄帝子孙永无葬身之地，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明白。他说如果有人对眼前的敌人不打而要说到几千里以外去打敌人，这是谎言，我就要打他。如果有人不听政府命令不执行政府政策就是背叛，我就要打他。如果有人表面上服从中央背地里自作主张，尤其军人，这是违犯纪律破坏纲纪，我就要打他。我们当前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帝国主义，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连起码的知识也没有，是轻重倒置万分危险的。你们是中国军人，要听本委员长的话，你们才有前途，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能复兴。这一次讲话，激起了全团的愤怒火焰，加速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如果不是张将军力持镇静，倘或稍有表示，蒋介石的生命早已当场粉碎。西安事变之急剧发动，蒋介石在这次讲话里作了点火的人。
(四)捉蒋放蒋送蒋，全是为了救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捉捕蒋介石，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并亲身送蒋至南京，以致禁锢终身。很多人认为张的行为前后矛盾，不应该亲身送蒋。但如果了解当时中国形势，如果了解张学良将军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就能充分认识到这三个行动是一个目的，即全是为了救国。
1.为什么捉捕蒋介石
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根据大陆政策继续向前推进，东北已失，华北又危，蒋介石不集中全国力量迎头对抗，反而高唱先安内后攘外的滥调，继续内战，以达到其个人独裁之迷梦。国民党政府虽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但也满足不了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国难日深，国事日危。张学良将军目睹蒋介石的错误卖国路线，一再劝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顽固不悟的蒋介石始终拒绝，他才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武装革命，促其就范。这是中国当时形势所需要，是西安事变发动的动机。
2.为什么释放蒋介石
在蒋介石被捕以后，在蒋介石承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以后，当时的国内形势又是怎样呢?国民党内部正在分崩离析，所谓戏中有戏，西南各省行将割地自主，其他方面亦将各霸一方，中国势将四分五裂自相火并，这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加速中国的灭亡。所以，当时中国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如果蒋介石能够真诚悔悟停止内战，宣告全国一致对外。如果蒋介石准许张学良将军率二十多万东北军为抗日先锋，号召东北地方之潜在势力，号召伪满境内之旧东北军，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的力量，发动全国的力量，精诚团结全面反攻，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赶走的，东北是可以收复的。
3.送蒋至南京
张学良将军送蒋至南京，是抱着同舟共济、团结对敌的真诚愿望，是为了使蒋介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诺言，是表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若谷胸怀，是发挥只知有国不知有己的爱国热诚。只凭一片爱国纯洁的心，他忘掉了蒋介石的阴险毒狠。
(五)“二二”事件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一部分少壮军官，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总部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参谋处长徐方。
甲、“二二”事件的内容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敌压境，其侵略野心正在逐步扩张，由于当时国内形势的错综复杂以致四分五裂，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张学良将军释放了蒋介石，并亲身送至南京。这种磊落无私的伟大精神，应该对蒋有所感化，不意蒋介石得命以后，立即暴露其狰狞面目。张学良将军被扣之风声，蓦地传来，东北军全体震惊。由于事出突然，造成了混乱局面。当高级将军决策未定之时，少壮干部已义愤填膺、肝胆欲裂、剑拔驽张不能容忍，发生了内部的分歧。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认为张将军的被扣，是蒋介石已背信弃义撕毁诺言，所以只有向国民党的军队进攻，方能争取张将军回陕，方能继续贯彻抗日救国的主张。更愤恨东北军高级将领军长王以哲、何柱国不能立即高举义旗伸张讨伐，遂有2月2日事件之发生。孙当时是卫队团长，在这一天里，他派于连长率一排人冲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住宅将王枪杀；骑兵军长何柱国逃至杨虎城将军住宅得以身免；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参谋处长徐方均遭枪杀。
乙、我所见到的少壮派
在“二二”事件以后，于学忠由甘肃来西安，我们全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我将要上车回家的时候，炮兵团长刘允纲忽然约我同他一路走。我辞以另有事情不能奉陪，他坚持让我坐他的车子走。上车后，他问我，你是主战还是主和?我说我是一个医生，手无寸铁，谈不到这些问题。他说你不能没有一个主张啊!我起初以为他说闲话，既而一看他身带手枪，气势汹汹，两眼怒张，不能等闲视之。我说在三国时代，赤壁鏖兵以前，诸葛亮到了东吴，当时东吴的文臣主和武臣主战，但是应战应和，是要取决于都督。今日之事亦应如此。他说谁是都督?我说今天我们接来的于学忠主席不就是都督么?他的颜色，立变缓和，他说，这样说你是主战的了!我说，那也要看今日这位都督的主张。正说话间，车已停止，下车后始知到了陈旭东住宅(陈以后作了特务)。进门后直至上房，外屋两间人已坐满，有坐椅者有席地而坐者，约有三十余人，孙铭九正在讲话。我们进屋后，刘允纲即大声宣布：我把任学长请来了，我们欢迎他来参加(我们同是日本留学生)，就发出一片掌声。孙铭九讲话毕让我讲话。我说我还不知这里开的是什么会?无从说起，先听听再说吧!接着李宇清(总部副官处科长)、洪钫(张将军的秘书)、杜维纲(工兵团长)相继发言。他们讲话时全是痛哭流涕，声色俱厉，室内空气，极为紧张。总起来说他们的发言有以下几种意义：(1)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诺言，我们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主张，恐难实现。我们要发扬双十二事变的精神继续奋斗。(2)我们副司令(指张学良将军)以光明磊落的胸怀送蒋至南京，竟被扣留，必须向蒋军进攻，方能争取副司令回来。(3)我们是副司令的部下，不能看着副司令被人扣押坐视不救，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4)今日之事只能主战不能言和，谁要主和，谁就是出卖副司令，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干掉他，最后由孙铭九宣布了共同的主张，全体一致通过，作为向于学忠主席提出的腹案。在这个会场里，我巡视一周，主要人员是孙铭九、杜维纲、刘允纲三个团长及陈旭东、洪钫、李宇清等人。在他们讲话的时候，我推门进至东里间，见马占山、刘伟(当过军长)均在室中。相询之下，始知他们同我一样是由飞机场被请来的。我问他们这个会的目的，马占山对我说，小兄弟们要造反。我问他们为何躲在这里?马说我们要溜走，请你到外间衣架上把我的大衣拿来。我当时稍为犹豫，问他大衣是什么样子?他说水獭领子礼服呢面。我说这样的衣服太多了。他说外边口袋里有一个八音手枪的便是。当我由衣架上取大衣时，有人问我，你要走么?我说不，不，里间有一位陈家的客人他要走，咱们开会彼此均不方便，让他去吧!我用眼睛看着旭东大声地说，旭东你说是不是?陈旭东笑而颔首，我遂把衣服送给马占山。他劝我一同走，我说我不走。他们二人遂由侧门走去。我当时对于少壮派的激昂情绪深明大义，十分同情并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对于他们的作法不尽同意，尤其杀王以哲后，使高级将领人人自危导致内部之分裂。而他们这些人，也领导不了东北军，只有团结在一起，上下一心，才能显出力量来。尽管如此，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以后，东北军官兵义愤填膺而有所行动，是极其自然的。
(六)奉化之行，决定了东北军的命运
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以后，东北军与蒋军在渭南对峙之时，经驻潼关的顾祝同与西安方面用电话反复磋商关于善后问题，由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各推出代表与蒋介石洽商。东北军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十七路军的代表为李志刚。临行之前一日，米、鲍二人约我一同前往，他们说，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失去自由，身边无一近人，希望你去以随从医生的身份留在那里，就近照顾一切，于必要时也可通出一点消息。我听到这些话后，心想这是要我去陪同坐牢，想到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的将来，想到自己才36岁不无顾虑，但是又想到追随张将军多年，在他危难的时候，如有需要，义不容辞，正在考虑的时候，鲍文樾又将我一军，说小伙你敢去么?我毅然作答曰，没有什么敢不敢，只是要看有没有必要?我追随副司令多年，到危难的时候怎能滑下去，只要大家认为确有必要，义无反顾，遂决定一同前往。回家之后，没有说明去干什么?只说同他们去南京一行。
这次出门，如果说一句迷信话，真是出行不利。我们坐的是由南京派来的一架欧亚旅行机，同行除米、鲍、李三位代表外尚有一位李秘书，一位译电员。到洛阳时飞机降落一次加上汽油，鲍与潼关的顾祝同打了一次电话，继续起飞。到达南京上空时天气陡变，满天乌云，由机仓俯瞰，一片迷茫，因而飞机不敢降落，在空中盘旋约一个小时，幸而欧亚机与地面取得联系后才缓缓降落。下机后但见大雨倾盆，在水中迎接的有十余人，我只认得邵力子也在其内。我们被接到励志社，当晚三位代表去见何应钦，我到四条巷军医署陈副署长家中一次，我们系师生关系，见面后他劈头一句话，张副司令为什么又放了老蒋呢?大刀阔斧一干中国也许就好了，我万想不到在蒋系统下多年的老先生会讲出这样的话，蒋的不得人心可见一斑。我问南京这些日子的情形，他说在蒋被捕的日子大家以为他算死定了，一般官僚政客各打主意，张若继续干下去再能与何应钦合在一起，蒋家天下就算完蛋了!这当然是他的看法。想到树倒猢狲散一句老话，也有一些道理。因为坐的是励志社的汽车，车上还坐着一个特务，不便久留，约谈半小时，即告辞而出。翌日，天气仍阴雨连绵，因为蒋介石在溪口，飞机不能起飞，遂改乘汽车前往，米、鲍二人合坐一辆，我与李志刚合坐一辆，军政部派了一位陶科长陪同我们前去，他与李秘书、译电员三人合坐一辆。我们冒雨出发，途中我们坐的这辆车因道路太滑，竟由沿山的公路横滑下去，下边是深涧，我与李志刚在车中互撞一阵，幸而半坡上有短树把车撑住，仅脚部受微伤，将车推上公路后继续前进，当晚到达杭州，翌日上午抵溪口。
我们住在溪口小学校内，据说这是蒋介石的老宅子改建的，位于四明山的南麓。我们休息后，在戴笠的许可下，当天见到了张学良将军。由我们住的院子沿山坡向东上去，到达一个小楼，楼下即是溪水，张与徐永昌、戴笠住在一起。我们进去时正在午餐，张精神健旺一若往昔，谈笑风生，毫无忧容，眼看他连吃三碗米饭，怡然自得。当戴笠外出仅张与徐永昌在室时，鲍即说明我来的目的，张说不行，留在这里也不能见面，跟我来的于副官，到现在我也不知把他弄到哪里去了，你们还是一同回去吧，辞毕我先出来，让米、鲍与张继续谈他们此来的任务。
第二天听说蒋对这三位代表，拒不接见，室内空气突然紧张，院内穿中山装的特务，也增加了很多，三位代表坐在沙发上低头不语，意气沮丧，尤以米老颜面紫红，大有灾难即将到临之势。我问鲍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们来此，蒋好像事先不知，拒绝接见，并将对我们有不利举动，他又说最好不要离开屋子。米老又对我说，午饭如不来请，不要去吃，我听了这些话，始而气愤，既而仔细一想合情理。我说不要紧，米老说你不知道，我说我知道的是没有事情。我当时在想，西安事变，在政治方面虽已急转直下告一段落，但双方军队仍在渭河对峙，军事方面并未结束，倘若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与红军靠拢，或者向南进攻，李白待机，川滇动摇，宋哲元、韩复榘岂能无事，阎锡山一贯爱找便宜，可能造成全国风雨，蒋介石当然要急于了解西安方面各将领的态度，以便采取措施，怎能拒而不见。我们此来系代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是由南京派飞机接来的，蒋怎能事前不知，这分明是装出一套山大王的威风，摆一副吓唬人的臭架子，故意散播紧张的气氛，作出一个蛮横的姿态，对于三位代表施加压力，使他们屈服而已!
在途中我与军政部派来的陶科长搞得很熟，他是湖南人言语很快，他很感慨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东北人同我们湖南人全带几分傻气，最聪明的是浙江人。辛亥革命到现在，流行着两句歌谣，湖南人流血，浙江人作官，是千真万确的，每次打仗，流血的是我们湖南人，作大官的全是浙江人。我看你们东北人同我们湖南人颇有相同之处，他对我说这些话是暗指张蒋二人，也就是说张学良将军是个傻子。到了第三天早晨，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楚囚相对的生活，要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我找陶科长说，咱俩今天去逛逛四明山，你意下如何?陶说恐怕不行，我说你去说说看，结果是碰了个钉子。这时我在院子故意大声对陶说，怎么我们到这里来，看看风景也不行么?这是什么道理，在特务住房的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看我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经过一番计议，又找陶科长说准许我们上山，我同陶科长各坐一个竹椅子由两人抬着，跟着四个宪兵六个便衣带枪的特务簇拥而上，先到了雪窦寺休息，庙里的僧人并不知这些人是监视我的，还以为我是一位大老官人，十分恭敬，献茶毕并拿出绫裱册页请我题字，我打开一看，上面全是所谓国府要人如汪精卫、宋子文、于右任、陈果夫等所题，我心中暗笑我今天权装一位“大人物”吧!遂提笔写了“登此名山亦可以稍抒幽情”并题上我的大名，然后在雪窦寺及其附近游览一周。据说这是黄巢失败后削发为僧修建的庙宇，真假无暇追究，到了中午饱餐一顿素席，然后缓步山上，放眼四方，风景绝佳，想到唐明皇梦游四明山，我们今天真个看见了，果然名不虚传，看了妙高台、千丈岩诸名胜，碧翠样的山峰，银河般的瀑布，使我满怀闷气为之一畅，流连终日，下山时已日落西山矣!进屋后，米、鲍二人同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游了一天四明山，鲍说到了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游山，我说岂但游山还有很大的排场哩!
在我游山的这天下午，他们终于见到了蒋介石。米、鲍与李志刚是分别被接见的。见米、鲍时，蒋劈头就说东北军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到甘肃去屯垦，一个是集结在江苏整训。当米、鲍提出东北军将领的意见，仍请张学良将军回陕时，蒋说如果听我的话，就是这两个办法，不然你们问中央去，我蒋某人不管，拂袖而散。我们的代表既非张子布，不能危言耸听地宣扬东北军群情激昂不达到目的势将自由行动，使蒋有所恐惧以完成这次的使命，而蒋介石更非曹操礼贤下士眼光远润从谏如流。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第四天我们乘飞机回陕，不久蒋政府任命于学忠为甘肃绥靖主任驻军清江浦，仍管其原来之五十一军，其他各军改归军政部直辖，东北军分化消灭之命运已定，张学良将军禁锢无期，蒋介石在西安之诺言，早已撕毁抵赖，并恬不知耻地散发一些小册子，什么《西安半月记》，以掩饰当时的狼狈面目为自己擦胭涂粉。
(1963年)
*作者时任张学良部军医。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