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新闻宣传工作
张兆麟
1936年，当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群众中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反对投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当时群众的主要呼声。西北新闻报纸中一些非官方性的进步报纸，都积极结合群众的抗日要求，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这些抗日舆论受到群众的欢迎，处于优势地位。国民党在西安的《西京日报》虽是官方性的大报，由于它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群众的呼声唱反调，甚不得人心。现在尚能记得的，当时反对国民党投降路线，主张抗战的报纸，有以下几家：
一、《西京民报》创办于1936年夏，为张学良将军的机关报，是四开纸的小报。该报是以东北军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该报创办之初，由于社长思想消极，因此报纸对抗日持隐晦态度。后经改组，报纸的抗日态度明朗了，也积极了。(详见《西安民报》一章)
二、《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将军的机关报。它是对开纸大报，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文化界为对象。社长宋绮云是中共党员。解放前夕同杨虎城将军一起连同他的夫人及幼子，被蒋介石杀害。
三、《工商日报》是地方性的对开纸大报。由地方工商界中反对国民党的实力派创办。该报的负责人有成柏仁、张性初、张从仁，均为新闻进步人士。据了解该报与中共党地下党有关，编辑人员多为中共党员。
四、《秦风日报》是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四开纸小报。也是具有进步性的报纸。记得当时张学良秘书栗又文(中共党员)写过一篇题为“致西北向导编辑部”的书信体裁的文章，内容反映东北军的一位下级军官一家苦难的遭遇，表示对“剿共”没有信心，要求打回老家去。这篇文章虽然在《西北向导》上发表了，但马上又命令销毁。后来东北军中中共党代表知道此事后，告栗以后这类文章可送《秦风日报》发表。
五、西安《解放日报》是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报是在西安事变后即1936年12月13日创办的对开纸大报。它的前身是国民党的《西京日报》。(详见《解放日报》一章)
除了上述报纸外，当时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和小册子等多种，《西北文化》(编辑刘明，1948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东望》和小册子《活路》等都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的。
西安事变前还有些地方性进步的通讯社如《中华通讯社》等。西安事变后，我和张琼枝、高少亭(两人均是西安新闻界进步人士)组成《西京通讯社》。于1936年12月下旬对外发稿。通讯稿以地方新闻为主。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西安新闻界进步人士，成立了“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借以加强有关西安事变的宣传。该会的负责人有宋黎、郭维城和我。
以上是围绕西安事变前后西安新闻界中进步性报刊、通讯社等一般概况。
以下把我负责过的《西京民报》、西安《解放日报》及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宣传工作，分别阐述如下。
《西京民报》
我于1936年暑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应北平学联代表，当时任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宋黎之约去西安工作。我于同年9月初到达西安。开始接洽编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出版的《大路》月刊。不久便调我到《西京民报》任总编辑。
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后，为了宣传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向东北军进行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于1936年6月间创办了《西京民报》。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培养抗日骨干力量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以便把东北军培养成一支抗日劲旅。《西京民报》是四开纸的小报。办报的目的是为东北军服务，它是张学良将军个人出资创办的，并定为张学良机关报。这样做可以较主动自由地宣传张学良个人的抗日政治主张。官办报纸用西北“剿总”名义就难以达到抗日宣传的目的。
《西京民报》曾进行了两次改组。创立初第一任社长是赵雨时。赵是东北的老报人，在张作霖时代办过报。不久，张学良就发现报上发表的言论主张，与他本人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决定改组该报。改由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任社长，丛德藏为总编辑。改组后的班子还是不合乎张的理想，仍然满足不了他的联共抗日的要求。于是又进行了再次改组。这次改组是黎天才任报社名誉社长，不再过问报社工作。由张的秘书宋黎兼管报社工作，调我去任总编辑。那时张已知道我曾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等情况，认为我是抗日爱国的进步东北青年，认为青年人顾虑少，干劲大，我任总编，可能满足他的抗战要求。当然，那时他还不知道我是中共党员。
为了使新改组后的编辑部能适应与国民党西安新闻检查所的各种刁难阻碍进行斗争，实现联共抗日宣传的编报宗旨，编辑部应由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组成。为此决定由宋黎和我分头在西安和北平邀请适当人士参加编辑部。我即回到北平。到平后前往燕京大学，想邀请燕京的进步同学前往西安。当时毕业的同学多已找到公开职业，大部离校了，在校的同学多数向往大城市，不愿到偏僻西北地区工作。刘克夷同学(现名刘柯，任北京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尚在校。刘柯当时就是抗日爱国的进步东北青年，参加过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主编过“燕大周刊”，所以我认为邀请他很合适。当我向他介绍了《西京民报》的情况，他欣然同意，乐于前往西安，我们很快就动身了。我们到西安时，宋黎也邀请了北平学联派到西安工作的代表何东辉(即何风元)参加编辑部。由于我和刘、何三人都是初到西安，不了解本地情况，于是决定留用原外勤记者吴雪生，以便于采访本地新闻。当时编辑部分工是：我除任总编外，还写短评和编辑第一版国内要闻；刘克夷编辑第二版国际新闻；第三版地方新闻由外勤记者吴雪生兼编；第四版副刊则由何东辉编辑。改组后的新编辑部就这样组成了。于10月中旬开始工作。
由于是处于与国民党进行隐蔽而尖锐斗争的情况下工作，宋黎代表党指示的编辑方针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即张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但不能流露出左倾色彩，要让张学良表面上说得过去，使报纸得以存在。总之，既要进行有力的斗争；又要进行得有理有节。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编辑部内成立了中共党小组，由宋黎负责，成员有我、何东辉和“东望”月刊主编王士达。
根据当时形势，我们通过短评和副刊园地表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他版面如国内要闻版和国际新闻版中登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件，只是在选择通讯稿件中稍作选择，大体相同于其他报纸。因此，我们就把短评和副刊作为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阵地，利用短评和副刊大作文章。撰写和编辑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和促进张、蒋之间的矛盾等文章。记得我写的短评常常为西北文化特务机关、西安新闻检查所删改得面目全非，或干脆删掉了，不许发表。我们就以开“天窗”即报上出现空白的方式与其斗，借以揭露国民党不民主，限制新闻自由。后来，新闻检查所警告我们不许开“天窗”，我们则在短评栏中登上些杂七杂八的广告，就这样用无声的抗议，使读者知道报上开了“天窗”。我们的副刊后来用“生活一页”为刊名。都是刊登我们自己写的或外部投稿的有关反蒋抗日的文章。有一次在一篇文章中骂了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发现后向张学良告发了。张即嘱我们以后要小心从事，要讲究斗争艺术。我们就是这样时用较公开的形式，时用较隐蔽的形式，坚持宣传了张学良将军的抗日主张，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西京民报》的读者以东北军为主，其次为广大西北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正因为报纸反映了群众的抗日要求，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息息相通，所以深受群众爱护。许多读者常到报社来提意见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及要求。我们除了接待他们听取意见和要求外，还与有些读者建立了密切通讯联系。学兵队中的一些能写文章的学员，我们发展他们为《西京民报》的通讯员。也有些读者主动提出，要当我们报的通讯员。绥远抗战期间，西安一个中学的一些学生组成了赴绥前方慰问团，他们出发前来到编辑部，提出愿当我们报的通讯员，写抗战前方的消息。我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赞扬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还预支了一笔稿费，以示鼓励。由于报纸和群众建立了较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就使报纸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能及时反映群众的抗日要求和动态，也能及时针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改进和充实我们的宣传内容。
《西京民报》也和其他报纸一样，关切各地群众的进步活动，特别是较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及当地与抗日有关的大事件，对这些我们都要进行采访，积极报道。编辑部二次改组以来，在西安事变前，曾参与的大型群众活动，有以下几次。
1.纪念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逝世了。西安文化界也积极筹备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我报的副刊编辑何东辉参加了筹备工作。副刊出了纪念鲁迅的专刊。参加并采访了悼念鲁迅逝世大会，会后做了较详细的大会报道。大会开得很成功。从悼念鲁迅的战斗的一生中，揭露了蒋介石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迫害，进一步鼓舞人民反蒋抗日的情绪。在大会召开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多方进行威胁，扬言要对大会进行破坏。后来张、杨两将军得知，送了花圈，表示支持大会。特务因此才不敢有所行动。
2.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1936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学生组织了一万多人参加的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西安学生爱国请愿活动。这次活动举行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学生计划面见蒋请愿。我报外勤记者参加了游行队伍，以便写出较详细的报道。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受到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他们派出军队和宪兵，借维持秩序之名，保护学生，并下令不许干涉学生活动。这次游行表现了青年学生饱满高昂的抗日爱国热情，也反映了群众反蒋的愤怒情绪，尤其当警察开枪打伤了一名小学生时，群众的反蒋怒潮达到了高峰。张学良将军得悉蒋要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时，立刻赶到学生队伍前，向学生作了不久一定会满足他们抗日救国的要求保证，学生乃散去。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惨案才得以避免。我报外勤记者回来后，写了较详细的如实报道。经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删改，结果只成了一般消息报道了。
3.绥远抗战：1936年11月间，绥远抗战爆发了，傅作义攻克百灵庙胜利的消息传来后，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沸腾了，纷纷发起援绥活动。《西京民报》当时也发起了援绥募捐运动。西安各界大力支持，纷纷捐款，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东北军学兵队员，绝食一天，用节省下的伙食费捐款援绥的爱国行动。说明群众中蕴藏了多么坚强的抗日意志!张学良将军本人也积极给予支持，他亲自交我1000元捐款，但嘱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以免影响太大，引起蒋对他的更大不满。报上每日公布捐款人姓名和款数。张学良的捐款，由我化假名，陆续在报上公布。公布捐款这一举动也体现了群众的抗日要求，同时也是抗日宣传教育的手段。
在捐款援绥的同时，西安各界还组织了以西安名流车向忱为团长的援绥慰问团。车当时是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人之一，竞存中学的校长。我报派何东辉作为战地记者，随团前往。何抵绥后，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战地通讯，都一一发表了。
如开始所述，当时西安是团结抗日气氛占上风，所以《西京民报》和《西北文化日报》这两份张、杨两将军的机关报就深受各界及群众的拥护。新闻界及其他各界的进步人士多愿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接近。宋绮云和我也就成了当时西安报界的头面人物了。社会活动工作日益增多，这些工作又是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的，必须要做，我感到有些忙不过来了，同时副刊编辑何东辉又到绥远前方采访，报社颇感人手不够，需要补充增加人员。这时恰巧宋黎将刚从北平来的魏文伯安排到报社，并告我魏身体不好，要照顾(魏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解放后曾任华东局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魏当时在报社虽是身体不太好，但仍接替了副刊编辑之职，曾用魏雷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时宋黎又介绍了欲赴延安，受阻停留在西安的陈克寒到报社，给以外勤记者名义。在此以前我就邀请了陈翰伯来报社工作。陈亦是中共党员，当时在天津任教，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是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解放后任国家出版管理局代局长)。陈到报社后，协助我搞总编和撰写短评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当我第二次奉命任西安《解放日报》总编后，陈翰伯即被任命为总编辑，社长也改由卢广绩担任。
西安事变后《西京民报》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了。只记得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下午就出了号外。报道了张、杨两将军的“兵谏宣言”和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最后谈《西京民报》停刊时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进驻西安，不久《解放日报》就停刊了。我再次回到《西京民报》，这时《西京民报》已陷于内忧外患中，基本停刊了。由于张学良将军被扣于南京，经费无着，工人工资发不出，无法遣散工人。编辑部人员已多离西安他去，只陈翰伯一人尚住报社，但已到《西北文化日报》工作。我只好再次出面处理善后，几经交涉和努力，最后只得将报社移交给原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由他们出资遣散报社的工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也不断扬言要烧毁报社。为了保护报社的器材不受损失，在杨虎城的秘书南汉宸帮助下，找到西安市公安局长(他原为杨虎城将军的人)，他派了一个班的武装警察日夜保卫着报社，直到移交时。国民党特务才未得逞凶。《西京民报》的寿命就这样于1937年2月中旬终止了。
《解放日报》
西安《解放日报》的前身是《西京日报》。它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惟一大报，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喉舌。社长丁履进，同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社长。因此他是西北国民党新闻界的要人。当西安事变爆发时，他与国民党的其他大员一起，被杨虎城军队关押了。报社也由我们去接管。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下午，我奉张学良将军手谕，前去接收《西京日报》。由于《西京民报》当时人手不多，难以抽出较多人，所以我只偕同刘克夷同志一人前往接收。到达该报编辑部时，已空无一人，原工作人员都像受惊之鸟四散了。所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干扰就顺利地接收了编辑部。经理部由李鸿鸣(西北“剿总”工作人员)接收。当日决定把《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次日即12月13日，就以《解放日报》崭新的名称出现于西安古城了。
西安《解放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是当时共产党派驻东北军中的代表刘鼎(现任三机部顾问)兼。后因刘工作太多，又改由当时共产党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兼任社长。我任总编辑，刘克夷任编辑。经理部经理是李鸿鸣。以上是我第一次接收《西京日报》的情况。
后来经上级决定《解放日报》定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该会所属的设计委员会领导。这时社长则改由设计委员会委员黎天才担任，总编辑也改由丛德藏担任。经理仍是李鸿鸣，我和刘克夷即退出《解放日报》，回到《西京民报》工作。
第二次班子工作不久，因黎天才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在群众中名声颇坏，任社长遭到反对，所以又改由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这时我又再次被派去任总编辑。当时编辑部除我外，还有三名专职工作人员：一名编辑赵思进，我和赵荣写社论，两名外勤记者张琼枝和高少亭，他们那时均是西安新闻界的进步人士。此外，请了《西京民报》副刊编辑魏文伯兼编《解放日报》副刊。经理仍是李鸿鸣，没有变动。这一机构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军队进驻西安，《解放日报》停刊之日。
《解放日报》从1936年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的次日诞生到1937年2月停刊，虽然只生存了两月余，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发行量达5000多份，在西北报纸中居首位。
《解放日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多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能遵循党当前的有关政策和主张，进行宣传。特别是当时周恩来在西安，很重视宣传工作，亲自审阅每周宣传提纲，这就有力地领导了当时的宣传工作。记得《解放日报》是以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实现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目的为编辑方针，结合当时西安的具体形势，遵循每周宣传提纲，从两个方面，进行宣传。一方面，不断地阐明西安事变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宣传张、杨两将军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其深远的意义等；另一方面，着重驳斥国民党对西安事变的歪曲和造谣；及时揭露日寇欲乘西安事变之机，实现其侵吞全中国的野心及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勾结日寇重新燃起内战之火的种种阴谋诡计。由于当时已没有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限制，除了注意适当照顾统战关系外，我们可以按照党的当时有关西安方面的各项政策精神进行宣传了。所以《解放日报》在反对内战，和平团结，抗日救国的运动中，起了它应有的作用。它同当时其他各进步报纸一起，在西安形成了抗日宣传高潮。这份短暂即逝的报纸尽了它应尽的责任。
最后谈一件小插曲作为结束语，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事情是这样：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后，国民党特务的反动气焰又死灰复燃，白色恐怖重新笼罩了西安古城。特务们到处寻隙生事，《解放日报》早就是其耿耿于怀的对象之一，当然不会放过。2月初的某日清晨，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还在熟睡中。几个持枪的国民党特务来势汹汹地闯入报社经理部，满脸凶相，把手枪摔在柜台上，强行索取《解放日报》。他们拿到报纸后说：回去检查后再和你们算账，就悻悻而去了。我们意识到这是要砸毁报社的前奏，向我们进行迫害的序曲。后来，周恩来针对西安国民党特务的嚣张反动气焰，几次亲自找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与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国民党特务们的反动行动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周恩来的这种大无畏的勇敢斗争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敬佩，树立了党的威信；同时也保护了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也借此得以安然撤离报馆。
国际宣传
在西安事变前后，我参与两次有关国际方面的宣传。
一、张学良将军对佩戈·斯诺的谈话
1936年9月间，斯诺夫人佩戈·斯诺欲赴西北解放区与正在该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相会。她到达西安时，正值国民党准备向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通往延安的公路已无法通过，暂停在西安，她当时代行埃德加·斯诺担任的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驻中国记者的职务。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就与斯诺一家相熟。在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夫妇曾给我们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帮助。所以我们相当熟悉，相互比较了解。佩戈·斯诺停留在西安时，我也初到西安。我除了陪同她一起游览了西安的名胜古迹外，有时协助她进行采访。她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就是其中的一次。
经征求张学良将军的同意，于1936年9月末的一天我陪同佩戈·斯诺，以译员的身份访问了张学良。当时还有一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参加。在这次访问中，张谈话较多，其中主要观点是赞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举国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张同意他的这一主张可以对外发表。其他还谈了许多，当时约定不发表。这些谈话内容后来基本体现在西安事变时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中，如释放政治犯，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等。
佩戈·斯诺根据约定可以发表的谈话内容写了访问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发了简短的消息。张是国民党中央要员中第一位表态的，赞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息发表后，震惊了国外，首先日本提出要求中国外交部予以解释，外交部则忙个不迭的加以否认。佩戈·斯诺却说，她的报道一发出，就成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独条新闻，她受到表扬，出了风头。
这是张学良将军第一次对外表明他抗日的政治态度。
二、西安事变后的国际宣传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的不同反映。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也按着他们各自的利益，对西安事变持不同的态度。美、英帝国主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节节侵吞中国，使他们在华利益遭受损失，为了能保持他们在华利益，希望中国能奋起抗日。所以他们同情西安事变，赞同联共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则想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实现其侵吞全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国际上对西安事变存在不同看法，加之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歪曲和造谣，致使一些国家和个人对西安事变不甚了解，甚至有误解。当时某个友好国家就一度认为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认为可能是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针对上述国际上存在的问题，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决定组织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对外广播。由于我兼负该会的国际宣传，决定由我负责组织，并决定邀请那时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协助用英语对外广播。
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她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热爱中国人民，她采访并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红军的通讯报道，《伟大道路》就是记载朱总司令一生革命斗争事迹的传记体裁巨著，也是她最后的遗著。她于1945年回美国，受到美国麦卡锡的迫害。1950年绕道欧洲来中国途中，病逝于伦敦。按着她的遗愿，她的骨灰安葬在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西安事变时她正在西安，据说当她得知蒋介石被捉时，竟兴奋地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我是在一二·九运动时，经斯诺介绍认识她。贝特兰是在西安采访的英报记者。他是新西兰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又在北平燕京大学文学研究院就读。在校时就很进步，1936年在燕京大学举行的纪念高尔基逝世大会就是他主持的。我与贝特兰在学校时就相识了。
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两位国际友人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热情积极地协助我们工作。每次广播的英译稿，送给他们时，他们都认真地校阅和修改，然后才进行广播。对外英语广播进行十多次。主要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其意义，张、杨两将军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其所具有的意义等。当时西安电台设备差，功率低，还时时受到国民党电台干扰，呼声还是传出去了。后来得到的反映都认为效果还好，尤其是外国记者亲自作的现场报道，说服力就更大些，有助于澄清一些人对西安事变的误解，争取更多的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在广播进行期间，为了协助史沫特莱和贝特兰采访，还组织他们到西安以南蓝田县，参加该县组织的“庆祝‘双十二’群众大会”。记得我们清晨先乘一辆胶轮大车出发，到达蓝田时，已是下午了。两位外国友人精神振奋，不顾旅途疲劳，未加休息就参加大会了。与会群众万余人，主要为农民，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团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与会代表的发言中都表示坚决拥护西安事变，坚决赞同张、杨两将军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充分体现了群众的高昂抗日热情。贝特兰还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讲话，到会群众用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感谢和欢迎。回到西安已是深夜了。他们写了报道，我也写了“蓝田纪行”的特写，在《西京民报》上发表。
西安事变后，在西安的外国记者，据我所知只有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两人，他们除了协助对外广播外，还写了不少有关西安事变的通讯报道。他们两人访问了杨虎城将军。贝特兰写了杨虎城将军访问记。1980年我还发现了贝特兰1937年写的有关西安事变经过的两篇文章，登载在英文进步刊物《民主》上。这两位国际友人为西安事变作了许多有益的宣传报道。他们与埃得加·斯诺一样，也将为中国人民怀念。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过贝特兰，发表了谈话纪要(见《毛泽东选集》二卷)。
最后，我想谈在进行广播期间，我个人经历的体现中美人民友谊的小小故事。事情虽很简单，却使我铭记不忘。事情经过是这样：在广播工作开始不久，我因不慎着凉，患了感冒，咳嗽很厉害。那时史沫特莱已是四十多岁中年妇女了，她见我带病工作，很关心，对我给予慈母般的关怀。她拿给我服她自己带到西安的咳嗽药和漱口用的药水。每次到她住所，她都亲自看我吃药和漱口，直到咽喉发出咯咯声为止。她惟恐我再受凉，还送了我一条毛质围巾。因为围巾颜色较艳，不合适男人用，开始我没有围，她很不高兴，对我大加申斥。以后再去时，我总是注意带着围巾，到她住的西京招待所门前时，再围到脖子上，她见了就很高兴。这虽属生活琐事，却体现了一位美国妇女对中国青年慈母般的关怀，使我这个婴儿时期就失去母爱的孤儿，深受感动。至今铭记不忘。她送我的围巾，最初我一直作为纪念品保存，后来由于革命生涯动荡不定，四处奔走，终于遗失了。想起来令人非常婉惜。
(1982年)
* 作者时任《西京民报》总编。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