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忆片断
李藩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时我在南京。通过参谋本部厅长刘光的介绍，何应钦派我去西安，意思是要张、杨对蒋介石的安全负责。我到西安之日，正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之日，我见杨虎城说明来意，并说：“我的任务已经由你们做了，而且超过了他们的希望。”
我到西安后，杨虎城安排我住在王觉先处。1月某日下午，我在美记番菜馆约请王以哲、刘多荃等吃饭，届时适值鲍文樾由南京回西安报告在南京商谈经过，他们不能离开，以致王、刘不能赴约。事为杨虎城所知，当日7时许，即派副官来请我说话，车至中途，副官对我说：“杨主任说，请你先移住在宋文梅公馆，他回头即来看望你。”车到宋公馆后，宋文梅又把我安置在他的营部，并说：“杨主任叫我好好招待，不要你同外边人多接触，他回头就来看你。”我说：“请你告诉杨主任，叫他不要来了，说我对他的意思明白就是了。”过了几天，就把我移住萍庐(是杨给我新建成的一所房子)。
1937年2月2日，杨虎城约我到新城，他一见面就说：“你头不梳，脸不刮，是表示从监狱来的?”我说：“这是事实，你作此惊天动地的事，牺牲几个朋友算什么?”杨说：“你对我还不谅解吗?你想在那种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你和王以哲、刘多荃等都是同学兼朋友，加上你和南京方面的关系，我怎能不防备万一呢?”我说：“我对你的心思是明白的，只怪我头脑太简单，不能替你分忧，反而增加了你的顾虑。”杨说：“过去的事不谈了，你现在还得替我帮忙。陈辞修现在到了潼关，你代表我到潼关去和他谈谈。一切事情都可以协商解决，不必诉以武力。”我说：“可以，什么时候去?”杨说：“今天就去。”我回到住处后，西安绥署和陕省政府各送来参议聘书一份，并有面交陈诚的“派参议李藩侯造辕面谈一切”的公函一件，重申拥护蒋先生统帅国人共同抗日之意。
午后2时许，即坐车到潼关与陈诚见面，陈一见面就说：“你是怎么回事?中央派你到西安，人家把你软禁起来，现在你又代表杨虎城同我接头。”我说：“我在这一幕戏中，就是这个角，西安方面的朋友害怕我是汉奸，你今天看我亦近背叛，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媒人走到甲方，甲方说他偏向乙方；到乙方，乙方说他偏向甲方，直到结了婚，双方才谢媒哩!”
吃过饭以后，我和陈诚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我问：“你来的任务是什么?”陈说：“指挥军队，纠正西安方面的目无政府态度和西安的无政府状态。”我说：“你要企图泄私人之愤咱们就不必谈了，你如果为爱护蒋先生和爱护国家咱们就好好谈一下。”陈说：“你不能说我企图泄私人之愤。”我说：“那就好说了，你说你的任务是指挥军队纠正西安方面的目无政府态度，若说西安事变是目无政府，那张学良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将作何解释?采取兵谏手段，出自忠诚爱国，并且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尤其是一致拥护蒋先生统帅全国所有的力量共赴国难。再者，你说纠正西安无政府状态，我认定你的看法不对。在西安方面的三方高级军政人员，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下，团结一致，毫无异议。对蒋先生不履行诺言，扣留张学良的不满情绪，乃是有之，而少壮派更为激烈，对中央军的压迫，也更为愤慨，大有不顾一切的趋势，这是真的。但经高级人员晓以大义，还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现在关键就要看你的举动了，你看要以军事纠正西安方面的现状，我敢断言上下一心，三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一致，则以后的戏就不好唱了。”陈说：“不好唱，他们能怎么样?我认为他们没有对抗的力量。”我说：“你这看法不对，你看用军事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整个倒向红军，占领西北地区，后有国际路线，就成了可进可退的局面了。”陈说：“让他们盘踞一时另想办法。”我说：“那就错了，这不比江西局势，可以采取围剿手段，这是一个对峙形势，在民国初期南北对峙而促成了外蒙独立，按你的想法，内蒙恐怕要效法外蒙了。”陈说：“我不相信西安方面的团结一致。”我说：“人们对蒋先生的威逼利诱和分化的作风，看得很清，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绝不会为营救张学良而分裂他们的团结。”陈说：“照你这样看法，都跟上共产党走就好了。”我说：“现在全国人民对于日本的侵略十分愤恨，对于内战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十分同情。即中央直属部队中的官兵，也不乏这种思想。如果长此对峙下去，中央威信的消长不言可知。蒋先生履行诺言，不但杂牌部队跟着走，即与共产党也可合作，可以说全国上下，军民一心都拥护蒋先生执掌中央职权，怎能说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呢?”陈说：“从前我和你谈过(1935年陈诚到太原和我所谈)，要抗日，只有中央可以抽出一百个师，其他都靠不住。还有在后方捣乱的危险。”我说：“现在局势和当时不同，那时，你认为抽出一百个师消灭红军是有可能的，现在要消灭团结一致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是否可能，颇成问题?我认为在今天全国人心向背的形势下，不必顾虑派别之争，应该采取政治协商办法和各方面高级人员商讨如何共赴国难的策略为是。尤其目前局面，绝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应速派大员赴西安协商解决方案。”陈表示同意，他可电告南京，要我明早就回西安去告诉他们好了。
我在潼关住留一宿，翌晨见过陈诚后，改乘原车转回西安，见杨虎城详陈此行与陈诚商谈经过，请他另派负责人员洽商具体解决办法，以后我就再未参与此事。当我回来时还见了周恩来先生和于学忠先生。
* 作者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