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情况片断
张振林
我是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在当时，我是东北军一一二师中校营长，从整个事变过程来说，我所经历的只是局部事件，所知道的不全面、不完整，现在把这些片断叙述如下。
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
1936年春，张学良为准备抗日战争，培养得力干部，举办了西安军官训练团，地址是西安王曲。为了给这个训练团准备干部，首先举办了一个干部连。
干部连连长是王以哲。这个干部连只有一个排长，是缪澂流(相当于干部连的副连长，当时任一○六师师长，学员们都管他叫大排长)。干部连下设九个班，学员大约一百多。除由西安总部抽调一部分外，都是从东北军各师中每师抽调上、中少校二或三人。我所隶属的一一二师，抽调了我(中校营长)和该师上校参谋长方叔宏(原名方范)二人到干部连受训。
干部连的房舍(以后的训练团也设在这里)是因陋就简的。宿舍是就土坡挖的窖洞，可住十三四个人。讲堂也作饭厅，就地挖了些高低土台，高台是桌，低点是凳，房顶是草棚。干部连连部和训练团团部，设在一个大庙里，上大课就在这个庙里。
干部连开学时，张学良正在南京，约一个星期左右回到西安，即住在王曲干部连。每日与学员共进午餐，有时也共进晚餐。让大家轮流在他的餐桌上进餐，以便利用时间和每一个学员谈话。
他还分别找一些人个别谈话。找我个别谈话时，他开头问我：“你对张廷枢(张作相之次子，前任一一二师师长)有什么评论?”我说：“他很聪明，可是没有把聪明用到事业上。”他又问：“你对霍守义(接任张廷枢的一一二师师长)有什么评论?”我说：“霍师长到任不久，对他我还不太清楚，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稳重，做事踏实。”他又问：“你想和我说什么?”我说：“我想知道这次办训练团的真正目的所在，以便今后有所遵循。”他说：“目的就是为了抗日，收复东北。”我说：“自‘九一八’以来，您是只有此心的，这次办……”没等我说完，他就说：“这次是进一步的使大家对于抗日，从思想上、行动上作的准备。”接着他又说：“你祖父、你父亲和我父亲的关系，你父亲和我的关系，你都知道吧?”我说：“知道，听老人说过。”他又说：“你又是我的学生(他指的是东北讲武堂第九期，我是学员，他是监督)，今后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来信。你对张、霍两师长的看法都对，你对工作要放胆，又要谨慎，以后也许让你做点事。”我当时不知道他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又不好问。谈完话，我走出来看看表，谈话有一刻钟。
有时，在晚餐后，他临时指名某人谈话，针对谈话中的问题所在，他再和大家讲话。有一次他讲到深夜，讲的是他在东北的经历，最后他说：“我对日本人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东北又是在我手里丢失的，我一定想办法率领大家打回老家去，报仇雪恨，以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之心。”他说的话很多，因年久记不清了。当时大家深为感动，很多人流泪。某师黄营长痛哭流涕地说：“我们誓死追随副司令抗日到底!”这次讲话会，直到深夜才散。
干部连的活动是紧张的，有一次，在他亲自参加下，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当学员到广场集合时，他已在广场上等候了。集合完毕，他作了简短的讲话，讲话大意是说，大家的动作不快，夜间教育很重要，目前更有现实意义。大家都是直接带兵官，希望回去后要对你们的部下注意这方面的教育。
干部连约一个月左右结束，紧接着西安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教育长是王以哲。学员是由各师抽调的中校、少校、上尉军官，分五个队，每队有三个分队、九个班。队长由各师师长担任，分队长由干部连受训的上校学员担任，班长是由干部连受训的中、少校担任。第一队队长是师长吴克仁，我担任该队第九班班长。
张村驿上柳池的联络点
1936年9月，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在西安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结束后，回到防地陕北鹿县(现改为富县)张村驿，找我说：“副司令和延安联系，为往来人员的安全，要你负责由共区到洛川县城中间的联络和保卫工作。副司令交给我一位从共区出来的人，现在把他介绍给你，以后，他将和你直接联系，今后将要经过我们防区进出很多人员。你率领你这个营，进驻与解放区邻近的上柳池，要注意保卫。”我接受了任务，才明白张学良在干部连和我个别谈话时所说的举办军训团的真正目的和“今后也许让你做点事”的意思。
在此之前，就是当我从张村驿前往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经过洛川时，刘多荃(当时一○五师师长)驻洛川，在霍守义交给我这个任务时，我才知道，在那儿以前是一○五师负责西安和延安方面的联系的。据说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令西安总部将一○五师调查，意思是使联系中断。
我接受任务后，当即进驻上柳池。霍守义介绍给我的那位解放区同志，是一位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很健壮的人。据介绍说，这位是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同志回解放区后，接着从解放区出来另一位同志。据这位同志自己说是毛泽东主席的联络科长，他是来和我联系往来人员迎送工作具体安排的。这位同志四十岁左右，写一手很漂亮的钢笔字。他还说以前他曾在直鲁联军作过师参谋长。
这位同志回去后，过两天，我派一个连到解放区边境迎来约二十人，这些人是两个月前由西安到延安的。据说叫做“张纲代表团”。其中有一位穿国民党军装的人，他说是王以哲的副官。这些人在上柳池住一宿，第二天早晨由师部准备马匹，由我派一个连护送到洛川县城。从上柳池到洛川县城60里，道路崎驱，没有公路。这段交通只靠骑马和步行，到洛川县城，就有通往西安的公路，就另有人由西安来汽车迎送了。
以后不久，西安来电报说，有一位解放区重要人员回解放区，要注意保护。当由我派一个连由洛川迎来这位同志和同行的一位女同志(据介绍说这位女同志是某秘书的夫人)。这位同志说，他曾与蒋介石在洛阳会谈过，并曾与张学良在西安多次会谈。当他谈到抗日问题时，他握着拳头说：“东北军是抗日的核心，我知道东北军有决心，我们红军和西北军也是坚决抗日的。”这位同志在上柳池住一天两夜，由我派人去解放区通知来接。第三天早晨，由我派一个连护送到解放区边境。事后有人告诉我说，这位就是张爱萍。
经过这条公路进出的有很多人次。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位美国记者，由最初的那位联络员陪同由解放区到上柳池，准备到西安去。在上柳池住一天，给西安打电话约定汽车到洛川迎接。此外，还有由西安来的穿军服的四位女同志，据说，其中有丁玲。
除迎送往来人员而外，还有由西安运往解放区的包裹多批，都是由我派骡马驮到洛川接来，送往解放区边境。
我接送过一次特别重要的东西。那是西安事变前几天，张学良派专人送一个封固好的铁箱，由我派人从洛川接到上柳池，然后由解放区出来两位重要人员接取。由西安护送铁箱的人，向接取的两位同志当面交代清楚后，由我护送到解放区边境，听说铁箱里面可能是现款。
渭南赤水阵地与国民党对峙
1936年12月12日中午，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在电话上和我简单地说了发生事变的情况，并说：“师部和你们团现在就急行军向渭南县城出发，今晚宿营在某地，到宿营地后就来见我，而后归还你们团建制。现在，红军、西北军是友军，你要和解放区联系，告诉他们说，我们走得急迫，是轻装出发，留下的东西，他们要用就用，不用请替我们保存。”我接完电话当即照办。行军约80里，深夜到宿营地和霍守义见面，知道蒋介石已被扣在西安。我听了感到心情振奋，认为抗日救国的希望已经来临了。随后，我又到团部和代理团长谢祝华见面，归还建制。
当我营从上柳池出发时，每日行程约160里，行进时，国民党飞机不断侦察，我们行经富平县境，有九架飞机进行轰炸。那天，我营是前卫，首先遭到轰炸，死伤官兵七人。
到达渭南后，师部与直属各连和我营驻城里，霍守义找我，在场的还有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他们指示我说：“今后情况变化，两师可能转移，你带本营不动，任务是死守县城，至于西关，地方很大，要放弃，城东接连山地，要注意敌方由此进攻。防守华阴县城的某营(一○五师的)防守得很坚固。你这里，一个营的兵力单薄，现在把渭南县的保安大队介绍给你，你们共同研究防守计划。”
过了两天，缪澂流升任五十七军军长，军部驻渭南西关，他的一○六师远在京汉线上，身边没有部队可以指挥，于是就把一一二师等三个师划归该军建制。这样，缪澂流通过一一师部找我到军部去，该师参谋长方叔宏与我一同到军部，见面时，缪澂流说：“要你这个营给军部和西关守卫。”方叔宏说：“他有任务，防守渭南县城。”缪澂流说：“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张振林这个营守卫。”我与缪澂流并无关系，可能是在王曲干部连对我有印象，他说完，找来副官处处长李某与我一道查看有关地址。等我回到城里后，方叔宏找我说：“师长已和军里说另派他营了，你快作守城准备。”
又过两天，我的守城任务又变了，要我营随本师开赴火线。我们团接替一○五师林大木团，深夜进入阵地，这阵地长约三四百米，中间是潼关通往西安的公路。因为阵地的前方三四里处是赤水镇，后来就叫这阵地为“赤水阵地”。敌方对这阵地从早到晚时时发炮。我方只西北军有少数山炮，有时到第一线隐蔽处打几炮就跑，敌方的炮弹跟着发射过来，所以我方炮兵不能有固定的阵地。我方阵地是利用高地构筑的，敌方步兵攻击是比较不容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利用夜间加固阵地，将掩蔽部加厚，将外壕加深。在我们进入阵地后，这样的战斗持续了约一个星期。在一个早晨，敌方异乎寻常地平静，没有打枪打炮，大家正在怀疑时，工兵团少将团长杜维纲来了，他是来看他们工兵作战组的，这个组在我们阵地前公路上埋置有地雷。见面时他说：“这回完了!副司令把老蒋送回南京去了!要是副司令回不来，我们可怎么办?”我听了这话，就如冷水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简直是惊呆了，杜维纲在告别时说：“我回去了。”我才觉醒过来。我回到营部，给团部打电话，询问此事，谢团长竟全无所知。过了不久，谢团长来电话说：“军部通知说，缪军长与对方教导总队总队长，在赤水镇附近的铁甲车上会见，由后方去一个营警卫，不要误会。”战斗停止，所有部队都撤出阵地，在阵地附近的一些村落宿营。过了两天，又奉命回原阵地，加强工事，准备战斗。这是因为，蒋介石未能送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并以继续作战为条件，不送张学良回西安，坚决作战到底。第二次进入阵地后，就拆铁路上的枕木、铁轨，以加强工事，把外濠加宽、加深，又由阵地向后方增加的交通壕。这时，刘多荃、霍守义同时来我营阵地视察，并作指示。还有团长王肇治一个人沿着我们右侧的五三四团的阵地前沿，来到我营阵地，与我谈论：“看来我们要是不对抗，老蒋是不会送回副司令的。”我们慨叹了一会，他又继续向我们左侧的正面是铁路的第二营阵地去了。他只是独自一个人，看来是个人观察性质。
有一天黄昏时，团部来电话，叫我亲自到赤水镇迎接两个人。据说一个是刘峙的弟弟，一个是刘多荃的弟弟。等我们回到阵地，天已大黑了，由后方来的汽车把两个人接走。这两人可能是前来作说客的重要人物的先遣者。以后不久，团部来电话说：“由西安来的通知，将外濠公路处搭桥，以便汽车通行。”接到电话，我们就用木板搭上桥，晚上拆下来，以防对方袭击。
自从战斗开始，铁路就已不通，那些往来奔走说话的人就只有利用这条公路乘车通过了。木板桥搭上之后，每天都有许多大、小汽车从桥上通过，游说者川流不息，都在劝说东北军将领，撤出阵地，结束对峙局面。我只记得这些说客中，有东北知名人士莫德惠。
不久，西安传来消息说，孙铭九杀了王以哲等高级军官十多人，接着局势全变，从第二次进入阵地，约一个月时间，全部撤出阵地，第一一二师师部和我团团部与我营驻扎在高陵县城。
关于西安事变我所经历的事和有关人士的姓名，有许多因年久想不起来，仅就记忆所及，叙述片断如上。
(1980年)
* 作者时任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校营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