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和孙殿英协议“经营西北”的由来
常黎夫
1933年3月，孙殿英因热河阻击日军，一时博得抗日美名，同时吞并了汤玉麟和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保持有相当的实力。5月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争取孙殿英合作抗日。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日，指使何应钦尽力拉孙反冯。孙见风使舵，利用冯、蒋矛盾，向蒋捞得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头衔，企图插手西北，借“屯垦”之名，开辟新的地盘。而蒋早有阴谋，已密令宁夏军阀马鸿逵中途截击孙。孙为便于军队行进和尔后在西北的立足和发展，遂经李锡九邀请南汉宸到包头任该部高级顾问。孙通过南汉宸与杨虎城取得联系，提出杨、孙联合共同“经营西北”的协议。南汉宸以杨虎城代表随孙军西进。我是在孙部围攻宁夏受阻，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接受杨的派遣去和南汉宸取得联络的。现将我在宁夏李岗堡和南汉宸会晤的经过记略如下。
1933年，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支持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同情“福建事变”，对孙部开赴西北也很注目。同年12月，杨虎城电催高级参议杜斌丞由汉中赶回西安，共商大计。
我按照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随杜斌丞到了西安，隐蔽在杜家，帮助工作。杜斌丞回西安之初，杨虎城和杜斌丞的活动频繁，如派李龙门(李述膺，同盟会员，1919年曾为南北和议陕西代表)去山西、广西分别与阎锡山、李宗仁取得联系；派崔孟博(原任陕西省政府秘书科长)去孙殿英部作南汉宸助手，派杜立亭(1932年任甘肃酒泉专员时为马仲英部的参议)、刘天鸣去孙部，准备分赴甘肃马仲英部和陕北等地进行活动。
时隔不久，形势突变，“福建事变”失败，孙殿英进军宁夏阻滞不前，西安先后派给南汉宸的人杳无音讯，杨虎城和南汉宸之间的联络中断。杨恐南在孙部活动的消息泄露于己不利，心里焦急，乃与杜斌丞商量决定，尽快派一可靠的人去宁夏，务必见到南汉宸以建立联系。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向杜斌丞建议派我前去，杜未答应。王又向杨虎城建议，由杨直接向杜提出说派我去，杜不好拒绝，才征求我的意见。
杜斌丞对我说：“从当前形势来看，此去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给孙殿英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别有用心；而孙反复无常，打个人的小算盘，他能否进入西北，能否站得住脚，毫无把握。杨虎城实力单薄，不起主导作用。所谓‘孙杨联合’没有现实条件和可靠基础。不过，你去了能和南汉宸、葛霁云会面结识，以后参加社会活动的路子会宽广一点。同时，藉此机会和杨建立关系，以后找机会出国留学也方便一些。去不去，你自己慎重考虑决定。”我认为有机会同南、葛会见值得，当即表示愿意去。
次日，王菊人就约我见面，说他将立即报告请示杨虎城，并约定第二天晚上见面详谈。当天下午，王菊人就将杨写给南的信送至杜斌丞手中。杜将这密写在一块白绫子上的信交给他的夫人米佩英亲手缝在一条棉褥子里边，由杜的公务员取回交我。晚间，我去王菊人家。他殷勤接待，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说杨、杜上午见过面，一切都谈好了，杨主任就不再约我面谈了，争取时间立即起程，归来再见。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希望应黎(我的原名)兄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完成任务!”
第三天，我扮做大学生，由西安动身，于1934年除夕晚抵达北平。初一铁路停车，初二搭上火车去包头。在包头住了两天以后，乘汽车到临河，住入范家客店。范掌柜接待十分热情，他用18元钱代我买了一头小毛驴，雇了一个带路人。二三天后，我由临河动身前往宁夏，借口是去孙殿英部找我患重病的叔父。途中，被孙部哨兵阻拦，引至副官处长王胜处。我说明来意要找南汉宸，王处长亲自陪同我至李岗堡“顾问处”见南汉宸。“顾问处”在李岗堡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总顾问李锡九、高级顾问南汉宸，还有葛霁云和“道道”秘书(“道道”是绰号)四人。我在“顾问处”呆了约二十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汉宸的冷静沉着、深谋远虑。他的诚挚态度和许多远见卓识，使我深受教益。从他同我多次的谈话中，他对杨虎城和孙殿英之间联合行事的分析及见解是这样的：
首先，关于杨、孙合作，共同“经营西北”以及在一定时候发表“通电”之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杨与孙谈判此事，经过了李锡九的反复考虑，接受了孙的意见，采取杀牲歃血、盟誓示信的方式进行。宰鸡、焚香、宣讲誓言没有字据，没有什么“通电”，文稿留在孙的手里，外人不会拿到什么把柄，孙也不可能利用它搞什么别的名堂。这方面杨主任和十七路军可以放心，不会惹出麻烦。
其次，南对孙殿英部作了全面介绍和分析。他说孙部号称五万之众，不一定准确，但他手里掌握三万支好枪是实在的。孙本人出身不正，名誉不好，但他确实是个“怪才”。此刻他急于寻找出路，求得立足生存之地。孙为了去西北站得住脚，和杨虎城力求合作的心意可以理解。现在国内形势变化，“联合反蒋”没有条件，而蒋却授意马鸿逵阻击孙。孙对宁马估计不足，采取大兵密集，攻打宁夏城，倘攻城不利，旷日持久，粮食、弹药不继；加之蒋介石、阎锡山在孙的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前途很难设想。
再次，孙殿英为争夺宁夏城，不顾后果，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杨虎城实力单薄(他对杨部团长以上军官逐个点名作了分析)，不能起主导作用。孙部中，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阎红彦掌握的两个连，宣侠文还可以影响带动三四个连，到了不得已时，可拉出去同陕北红军会合。他还说他和宣侠文、葛霁云几个人在孙部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孙与李锡九的关系深，孙以师礼相待；南汉宸他们几个人又是经李介绍聚集在一起的。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南坦诚地对我说，我们是同志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政治目标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杨的代表和联络员的关系。我们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建立在与十七路军的共事和与杨个人友谊方面的单纯关系。至于我们和杜斌丞之间的政治主张，则是完全—致的。
孙殿英攻城失利，军心涣散，内部分裂日趋明显，而孙仍执迷不悟，孤注一掷，组织总攻。南认为败局已定，我必须立即赶回西安报信。
南给杨虎城写的密信，仍然缝在我的棉褥子里。不久我雇用了一个熟悉黄河绕过“水桥”和内蒙古沙漠地段道路情况的人，牵着我在临河买的小驴，驮上行李，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一清晨从黄河冰上过了河。当天进入“三段地”，我被伊盟巡逻队扣押，幸于次晨脱身，晚宿独家店(张天驿)。第三天，我走出蒙古地段，晚抵大水坑，持南汉宸的信住到郑思诚(陕西定边人，曾任国民党骑兵旅旅长)处。当时，郑回陕北与杨猴小及三边、盐池地方一带的团匪串联，与孙殿英相互策应，招兵买马，伺机而动，试图东山再起。深夜，安边地方团匪头子张廷芝来郑处发现了我，向郑提出要扣留我。多亏郑解劝，并于次日下午派赵思忠率骑兵5名，护送我经环县等地进入西峰镇境内。在西峰我住了两日，后乘汽车回到西安。
杨虎城看过南汉宸的复信，表示很满意，说汉宸办事老成持重。
历史证明，当初南汉宸的分析和论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孙殿英久围宁夏两月未下，直到粮尽兵疲，进退难舍，被阎锡山全部缴械。阎红彦拉出来的几个连，因黄河解冻不能去陕北，开进沙漠地区也告失败。
1934年5月，南汉宸在天津和吉鸿昌一起搞地下活动，曾经多次来信邀我去他那里帮助工作，因我决心要从“当兵”做起，皆婉言谢绝。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即他所说的“同志式的关系”。后来，在延安时期，我在南汉宸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工作了5年。
(1989年12月15日)
* 作者原名常应黎系杨虎城部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工作者。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