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两见贺龙
梁觉民
西安事变时，我在西安一家医院任医助工作。当日将近黎明时，阵阵枪声，惊醒了在睡梦中的人们。人们都提早起来，互相询问，这是出了什么事?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闹冲突呢?不然怎么会有这多枪声呢?天亮后，我即先跑出去，到五味什字看看。见房顶上架起机关枪，街上岗哨很多，士兵们虽然都是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站着，但面貌上并不带有多少杀气，我心里觉得稀奇。大约10点左右，在南院门西北“剿总”司令部门前，看到了“双十二”事变，张、杨两将军的抗日救国八大纲领布告，随后又看到《解放日报》印发的“号外”，这才知原来如此。街上行人和市面秩序和平时一样，不过我总觉得气氛不同，大多数人表现心情欢快，只有少数靠南京吃饭的人，显得垂头丧气。中午由洛阳飞来了25架飞机编组，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阵，做了一次示威。西安人心毫不慌乱，说明事变是深得人心的。
事变后没几天，我即以觉民的笔名，写了一篇关于青年领导、组织、学习等问题稿件，投给解放日报(原国民党《西京日报》)，我的名字和文章，第一次上了报，心里有说不尽的兴奋、愉快。又几天《解放日报》上登出西安绥署政治处招考政工人员，我即以试试看的心情前去报名。当时报考要有大学同等学历，我即伪填了一张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卡片报上了名。记得当时政治处考试，是在西安高中，那时算是西安最高学府，到场应试者约三四百人。语文试题是“安内攘外”论，另外有政治常识测验，如什么是“人民阵线”，“保卫马德里”，意阿战争，慕尼黑协议，马尔他在何处等，还有十分钟自由讲话，这是初试。第二天在《解放日报》公布初试录取名单，只有27人。接着是复试，考生和主考官员，都坐在沙发上，随意发问、答辩。当时处长是申伯纯，组织科长罗基隆，还有宣传科长记不起来了，就这样算是复试，最后公布只有我和郭滋桂、李济生、陈佐元等九人，说是宁少勿滥，随即通知报到。
报到后，由红军派在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部的张文彬代表和我们座谈了几次，关于红军连队政治工作方法和经验，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没几天我们就被分配到十七路军各师旅，我被分派到警备第三旅，旅长孙沧浪，是杨虎城初上黄龙山的拜把弟兄，以勇敢善战著称。而后分配到第八团，团长是张英?记不清，是杨主任派来的人，非常受欢迎。如何开展工作呢?和团长研究，先以集体讲话方式，后再深入连队。这里的下级军官连排长，多数在教导队学习过，对新事物容易接受。首先讲的是张、杨两将军西安事变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八大主张。随后讲日本侵华史，有时也到连队和士兵们拉话，工作满有意思。
大约在1937年二三月，张团长对我说，我们连接阵地的友军，东北军骑兵师檀自新部，在蒲城防地被蒋方收买叛变，给我方阵地造成很大威胁，你是政工人员，和附近的红军二方面军联系很方便，你给咱去一趟吧。当时我们驻在富平的锦纸坊，红二方面军贺龙部驻富平城近郊，相距不到二十里，我欣然应命。
当天傍晚，我和尧山中学一名学生前往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红军是人们向往的革命队伍，贺龙将军又是名闻中外、在湘西洪湖地区活跃过的神话传奇式人物，当然心里很想见识见识。当晚日落时，通过不少岗哨，到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朱瑞(从苏联回来不久)接待，说明来意，即马上引见了贺龙司令员。贺龙英俊魁伟，身材高大，上唇留有日本式黑须，站起来与我们握手。他平易近人，带着笑容说，我早料到你们要来的，你们处境我已了解。随即令勤务员再燃一支蜡烛，到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前，指点战斗标志、联络点线给我看，说明敌我情况。他说你们如有情况，我们在20分钟内，即可赶到支援，放心吧。
甘主任、朱副主任又引我们回到政治部，这时已见到桌上摆好了鸡肉汤菜四大碗，即邀上桌。除甘、朱二主任外，还有统战部长聂洪钧(留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是同学)、组织部长朱某等。论地位他们比我真不知高多少倍，论气氛却是温暖如三春，所以我们也就毫无拘束地吃起来，随意谈论。当时我自恃有点一知半解的新知识，也就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大谈特谈起来，提出些过去不了解红军，在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国际问题如苏联社会主义情况，当时的斯托哈诺夫运动，国际形势等问题。大家越谈越起劲，就这样饭吃完了，话还没有完，生怕再没有这个机会了。他们也想知道点白区文化、社会情况，说在封锁区知道得很少，也想多听些。有工作的去工作，没工作的继续谈下去，直到深夜2时，主人才说可以休息了，朱部长领去你屋休息吧。朱部长生得秀致，温文尔雅，脸上有几点麻子，留长头发，有点似妇女，到屋后早已备好洗脚水，洗后上炕抵足睡眠，我问这被子这么轻暖，他说这是我们在江南打土豪时分的丝绵被啊!难怪，我还是第一次享受。
第二天早上，甘主任领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部队，我问怎么都是娃子兵，甘主任说我们也有小伙子兵，说着领到重机枪连，他告诉我，这个转盘重机枪是英国造的，是蒋介石送给我们的，还有很多重武器，因为笨重，行军不便，我们都埋藏了。路过一个房门口，一个大兵正坐在马架凳上，好像正看列宁写的《左倾幼稚病》，一见我们马上站起来敬礼。甘主任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卢冬生师长，即和我握手。这是个农民常用的乳名，冬生还是个师长呢，我至今脑海里还有他的形象呢。简略地看了看，即吃早饭。
我们要告别了，甘主任说好，以后有时间常来吧，我们欢迎。随即说聂部长和你们一同去吧(回访意)，就这样我们走上了归途。聂部长个子瘦小，沉默寡言，写的一笔好字。他的红小鬼勤务员，背了一支盒子枪，天真活泼，和兔子一样欢，我们边走边谈论起来。他17岁，是四川人，打过不少仗，说他们拿起枪来打起仗向前冲，就不知道怕，常拿起手榴弹砸核桃吃，那种憨稚天真气真可爱。一路讲了不少战斗故事，不知不觉地回到了驻地锦纸坊，安顿客人，见团长，吃饭休息。因为聂部长是湖南人，地方口音很重，又说的都是些大道理，谈不起劲来，就应酬过去了，第二天早饭后辞行西去。
很侥幸，在蒲城的檀自新骑兵师叛变，是悄悄撤走的，并没有惊动左邻右舍。我们安静了好几天，我向团长说，现在没啥事，我们到红军那里参观学习，取趟经吧!张团长以那关中的口气说，就是的，你去吧。我又和尧山中学那位同学，向北取经去了。那是3月中旬，有些春回大地气象。听说红二方面军已移驻耀县之铜炉镇，距我驻地锦纸坊约六七十里。我们早饭后动身，一路步步登高，峰回路转，到铜炉镇时已近黄昏，找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住下了。铜炉镇是个地方土法冶炼基地，历史悠久，沟沟峁峁都住着人家，院墙猪圈都是用废弃的坩埚垒的，院里火台风箱到处可见。这和我们驻地锦纸坊，迥然不同。锦纸坊住户近千家，家家院墙都是用石灰抹的晒纸墙，户户门前是石碾石砣造纸工具，是个人工造纸中心，亦历数百年。它与山西临汾的尧庙，洪洞的苗村，都是有名的手工造纸集中地。
第二天计划参观，我们在政治部正吃早饭时，我觉得背后有人轻轻敲了一下，抬头一看，是贺龙司令员。还有一个瘦高身材的，戴着有耳朵棉帽，足上穿了一双毛窝子。贺总介绍说，这是关(向应)政委，我们握手互致敬意，听口音是东北人，握手时的感觉和看那气色，似个有结核病的人。贺总说老梁既来了，就好好玩几天吧，你们吃吧，我们溜溜(散步之意)去。
早饭后，即由甘、朱二位主任，领我们到各处看看。我心里说，参观游览就是轻松愉快。首先带到一个正在上课的教室，甘主任说这是我们的教导大队。一进门学员们都站起来，甘主任介绍了一下，学员都鼓掌欢迎，并要请讲话，呼口号声、鼓掌声不绝。我真没想到有这种场面，这时真叫我尴尬极了，看样子不说几句下不了台。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台，说了些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呀，张、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等应时老调，反正是掌声呼口号声不绝，弄得我只好鞠躬致谢。在教导队又遇到了前次见过面的卢冬生师长，也在这里学习。再就参观列宁室，这是红军教育活动中心，上至司令部下至连队，都有列宁室。内容主要是墙报、文艺作品，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生活的园地。接着参观了供给部、卫生部、宣传部等单位。总之那活泼、严肃的革命作风，官兵生活一致的革命传统，是国民党军队所没有的。经常有饱满的战斗士气，这也是革命队伍和军阀队伍的区别吧。
回来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给团长，提出是否我们也可以试办个像“列宁室”的“中山室”。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政治处指示，究竟今后应如何工作，心里没有底，我这才返回西安，到政治处看看。回西安后，政治处长已更换为原十七师政治处长苏资深，我将这阶段工作，做了概括报告。苏处长说，事变已和平解决，上级有指示取消政治处，今后情况实难预料。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百日西安事变政治工作，回到了我的原职业单位上去了。
(1986年4月)
* 作者曾为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政工人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