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王维
“双十二”事变时，我在杨虎城部特务营(原宪兵营)任班长。事变中我曾在西安新城大楼与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一起看守过蒋介石。就我回忆，谨将这段情况写出来，以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一 爱国将领被迫进行兵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将军以至诚的态度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直陈：共产党和红军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攘外才能安内，团结抗日，就能统一。现在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他个人对蒋一贯忠诚，所以在此重大问题上要誓死力争。蒋听后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叫嚷：“中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今天确实到了剿灭他们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张继之声泪俱下哭谏，说明自己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两人互相争辩达两三小时之久。张当晚回到西安，找到杨虎城说：“失败了!”两人便决心硬干。当时密谋以请蒋到西安看秦腔或其它办法把蒋骗到西安加以软禁，但考虑到西安城内遍布蒋系党政军特势力，搞不好会走漏风声，打草惊蛇。经过再三研讨，认为还是采取全面军事行动，把蒋介石本人及其在西安的全部军政大员都抓起来，把蒋系在西安的武装力量全部解决较为可靠。行动计划为：由东北军负责到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十七路军因对西安城内比较熟悉，负责扣留蒋系军政大员，解决在城内的蒋系部队武装，扣留已飞抵西安机场的几十架战斗轰炸机，监视城北火车站蒋系过路部队并解除其武装。任务确定之后，便各自进行紧急部署。
东北军方面，张决定由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负捉蒋总责，由该师旅长唐君尧指挥原担任华清池警卫的一个团包围华清池，由东北军总部卫士二营营长孙铭九率一连亲信进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特别指定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亲自参加，并严格命令只许活捉蒋介石，不许伤害。十七路军方面，杨虎城命令警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立即加强部队夜间“训练”，並按蒋系中央军、警、宪、特兵力，驻地配置，分区演习，严防走火，不与东北军发生误会。如遇中央军或宪兵询问，就答“是进行夜间演习”。杨指定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全营负责搜捕在西安城内特别是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全部军政大员，警二旅负责解除城内蒋系部队武装及扣押西郊机场的所有飞机，炮兵团负责监视城北火车站蒋系过路部队。行动计划于十二月八日大体确定，但未肯定动手时间。为了保持高度机密，张、杨对自己的高级军官除个别人外均未告知，对中共和红军方面的人亦未透露。
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杨的支持，这次纪念活动规模很大，气势雄壮。活动之前，共产党地下组织先后召开了“西救会”、“东救会”和西安学联与民先骨干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张、杨的态度和处境，蒋介石的阴谋，肯定了发动群众运动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充分估计了敌人对学生运动残酷镇压的可能性。为此，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事先组成了两个学生请愿代表团，万一被敌人逮捕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继续斗争。在学生游行示威期间，组织两三千人的纠察队维持秩序，并组织有百多辆的自行车的交通队，以便在游行队伍被敌人冲断冲散时，能及时传送情况，沟通联络。为了保证游行学生的安全，从张学良的卫士营和杨虎城的宪兵营(即特务营)抽出一部分思想进步的班长和老兵，有的化装成学生，暗藏短枪参加游行，有的以公开身份走在游行队伍外侧，以维持秩序为名进行保护，我连当时也有好几个班长参加。各校学生队伍原拟在新城外东北角的革命公园集合，会后举行游行，由于开会游行的时间、地点、路线被蒋系特务探悉，请愿领导小组临时决定提前一小时在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集合，并连夜秘密通知各校领导人。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时，各校学生队伍陆续到达“西北剿总”门前，参加的学校有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省立一中、省立二中、民主中学、东北大学工学院等。在结合过程中，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动参加到学生队伍中来，到南院门时约有一万五、六千人。“西北剿总”交际处长代表张学良接见学生，说张确实不在家，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大家的意见一定转报张副司令。学生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学生代表当场宣读《为督促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辱投降，对内用兵，使大片土地沦入敌手……东北已沦亡五六年了，华北自《何梅协定》后亦名存实亡。政府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还要到西北来大打内战，究竟安的什么心?现在要求政府：一、立即撤除剿共计划；二、立即把陇海西线的部队撤到东线去；三、立即与各党各派各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五、立即全民抗日；六、改组政府，清除亲日派……。宣言宣读后，群众热烈鼓掌拥护，学生代表随即将宣言交给“西北剿总”代表，在场群众再次热烈欢呼。这时传来了望东小学学生被反动军警打伤一人的消息，群众异常愤慨，便怒潮般地冲到北院门陕西省政府门前。省政府开头出来一位秘书应付，在学生高喊“冲进去”时，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才出面，说：国家耗巨大经费来办学，学生应以不荒废学业，不违反学规为原则。学生求学，不应该干预国事，荒废学业……。大家听了，齐声怒斥：这是汉奸、亲日派的言论!抗日救国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学生为什么不能管?现在日本乘我们内战之机，侵占东三省后又深入华北，进攻绥远。整个西北危在旦夕，我们读书有何用?当代表们提出请愿书中的要求时，邵说：“有的需要请示，有的需要研究。”这就更把群众激怒了。在宪兵的阻拦下，学生队伍转向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十七路军参谋长李兴中代表杨虎城接见了大家，表示大家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是爱国行动，他一定向杨主任转达。因杨虎城未出来接见，大家喊口号、唱歌曲，坚持不走。下午三四点钟时，忽然有人高喊：“我们到临潼请愿去!”随着这喊声之后，队伍立刻重新整理，行动起来了。当游行群众到达西安东门口时，城门已有军警把守。学生不得出城，便向守门士兵宣传：绥远将士在前方英勇抗日，你们却把枪口对准学生……难道你们也愿当亡国奴吗?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士兵开城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复土洗雪国耻!并唱起“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等歌曲。有些士兵被感动了，但反动警察则极力反对开门。学生们毫不畏惧，奋勇地从警察手中夺得钥匙，打开城门蜂拥而出，赶往临潼。蒋介石在临潼得知学生前来请愿，立即电话张学良令其派兵镇压。张火速从西安乘车追赶游行队伍，在学生将遭中央宪警屠杀的紧急关头，张学良赶到了十里铺。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就一起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见此情景，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救国的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的时间已不早了，距临潼尚远，而且那里没有吃饭睡觉的地方，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向委员长转报，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点。”学生们坚持不愿回去，提出：“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才能相信。临潼没吃没住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睡露天。为了抗日救国，我们还怕辛苦吗?”张见群众如此坚定，更为感动。又对大家说：“你们救国的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愿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局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不忍心见你们流血牺牲。……各位同学，我张学良并不是不想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三省，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上峰不让我打啊!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失土之恨，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也要流在抗日战场上。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从头至尾望了游行队伍一下，恳切而坚定地说，“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我决不辜负你们救国的心愿，决不欺骗你们，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代表团见张学良如此恳切，便与大家商议，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七时，天已全黑了。从早到晚，没有喝水，也未吃饭，才感到又饥又累，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的情绪仍很饱满。所有参加游行的人均列队返回西安。
学生的请愿，使张学良亲自看到了群众抗日救国的悲愤情绪。当天晚上，他再一次去临潼见蒋，转达学生们的要求，同时一再说明学生的动机是爱国的。但蒋介石却指斥张学良：“学生要来找我，我叫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呢?”并说：“对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用刀杀，是没有办法对付的。”张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仍无结果，只好愤然回城。事后得知，就在这天夜里，张还在临潼时，钱大钧建议蒋把张扣起来，说张的态度有些反常。蒋说：“张是个军人，就是这样个人。”而未采纳。当天游行结束后，我们参加游行的一些班长曾议论过张说的“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是什么意思，大家捉摸不定，直到事变发生后方恍然大悟。
十二月九日晚，张、杨为了不引起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和特务的猜疑，除继续秘密进行军事准备外，联名邀请他们到西安“易俗社”观看秦腔，由当时极负盛名的秦腔演员刘毓中、王天明、李正敏、郭玉中等演唱《周仁回府》、《入洞房》、《苏三起解》等剧。西安市各界头面人物均到场作陪。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虚惊。晚九时左右，宋文梅到西安东城门楼去看孙铭九，孙当时正带一部分人准备乘摩托车出发，宋问孙去哪里，孙向东边一指说：“临潼。”就出发了。宋误认为东北军已开始行动，慌忙赶回新城向王菊人报告，王亦未弄清情况，便打电话把杨由“易俗社”找回告以东北军已开始行动。这天因学生请愿，张往返於西安临潼之间，杨在“易俗社”又未见到张，便信以为真，即令自己的卫士队包围“易俗社”并在新城与“易俗社”路上布置了岗哨，派炮兵团上新城，要警二旅准备行动。这时已夜十二时，杨派宋文梅再次去东城门楼规看动静，宋到时孙却在睡觉。孙说，因学生当天请愿，恐路上不安全，故带兵前去巡查，宋问明情况，赶回新城向杨报告，杨吓的满头大汗，顾不得批评别人，赶快叫收兵，指示如果有人发现，就说是“换岗”杨回到“易俗社”已深夜一点了，见张学良与陈诚、朱绍良又说又笑，正在评论戏的好坏，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杨向张说明昨夜的误会，要处分王菊人、宋文梅时，张未说什么，反而安慰了一番。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为了使捉蒋更有把握，亲自带领白凤翔师长和刘桂五团长到临潼，以派他们两个赴热河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为名谒蒋请示，让他们事先摸清华清池内的道路和地形，便于届时行动心中有数。十二月十一日夜，张、杨又邀请南京军政大员至新城赴宴直至深夜。这天晚上，蒋亦在华清池宴请张、杨。张到后，向蒋报告说由于杨主任事先安排了对中央军政领导人的宴会，所以叫我向委员长请假。蒋听了不好再说什么。宴后，张即返回西安与杨分头行动，实施兵谏。
二 被囚禁中的蒋介石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一时，在张学良向其将领们下达活捉蒋介石命令的同时，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召集参谋长李兴中、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以及赵寿山、孔从洲等有关将领宣布：“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存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在西安召集最高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并可得到红军的支持，实行捉蒋，逼他抗日。”接着宣布了两军的分工。并在研究敌情后，明确了各部队的任务。分析当时在西安的蒋系势力，大致是：〈一〉中央宪兵二团约一千余人，团长杨振亚是军统分子，极其反对。蒋介石到临潼后，该团一部分兵力负责蒋的内卫任务。〈二〉西安市公安局下辖公安纵队约二千余人，武装警察四五百人，局长马志超，黄埔学生，军统分子，亦极为反动。〈三〉省保安处一个团约一千人，处长张坤生。〈四〉交警纵队约一千余人，装备较强，全部使用美式二十发驳壳枪，多作潜伏活动，纵队长公秉藩。还有国民党中央各部队在西安的留守处和特务机关零星武装，共约七千余人。此外，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同蒋介石关系较深，在政治上是代表国民党的。陕西省省党部在CC手中，是中统的特务机关，有特务行动队，可以直接捕人，直接送南京；设有专用电台，经常向蒋介石直接发送情报，并在省教育界有一定的控制力量。关於在东北军内部，“西安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是蒋的亲信，其实际任务是监视张学良的行动，在西安军统特务的力量全部归他指挥，如宪兵二团杨镇亚、情报处长江雄凤等。“剿总”二处(情报处)处长江雄凤兼任西安军警督察处长，是军统在西安实际负责的重要分子，省公安局长的马志超在特务系统内受其领导。“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是蒋的嫡系，复兴社的骨干。政训外设有政训工作人员，在东北军各部队中进行特务监视活动；十七路军总部内也有两个政训工作人员，名为联络，实际是做情报工作。
根据上述敌情，确定了作战计划：在东北军内部的敌特分子由东北军自行负责，西安市内由赵寿山统一指挥警二旅、炮兵团、教导营、特务营按分配的任务按时行动。为加强警二旅的领导，增派许权中为该旅副旅长。另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协助(实为监视)营长李镇西(黄埔学生、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联系)。各部队任务确定后，规定于十二日凌晨三时部署完毕，四时开始行动，八时解决战斗。由于有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又出敌意外，这次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十二日上午七时许基本上胜利结束，只有新城北门外占据一座楼房的别动队顽抗的时间较长，但最后仍被歼灭。战斗后，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全部落网，飞机全部被扣，蒋系武装全部被歼和缴械。共缴获长枪四千余支、短枪一千五百余支，毙敌二百余人。十七路军伤亡六七十人(不包括东北军捉蒋部队)。在特务营包围西京招待所时，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由于不明事变真相，越墙逃跑，喝令停止不听，被击伤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西京招待所战斗结束，清点俘获人员，就是找不到陈诚，经再三搜查，才在地下室一个空箱子里找了出来。陈浑身尘土，满脸污黑。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拍着陈的肩膀说；“军人嘛，怎么这样丢人!”事后杨虎城曾批评宋不应这样，“我们是政治行动，不应在人格上侮辱”。
事变当时，我所在的特务营二连和营部一起住在紧靠新城西北角外侧的平民所里。我连由于新兵较多，因而参加军事行动的多是排、班长和少数老兵。十二月十一日整天都在擦枪准备行动，不许任何人外出，晚上则和衣抱枪集中待命。直到十二日凌晨时，营长宋文梅召集我连参加行动的人宣布：“东北军其他部队和‘剿总’卫队营已去临潼捉蒋介石，我营各连的任务均已分配，你们连主要负责解决中央宪兵二团团部，四时准到达，对该团团部加以歼灭。”宪兵团团部驻在新城西门外稍北、平民所南门外不远的通济房内。我连以巡街的队形进到该团团部门口，门卫正来回踱着方步。中央宪兵多属高中以上学生，没有实战经验。我们全部使用驳壳枪，行动方便，走在前边的两三个人猛扑上去，象抓小鸡一样，把哨兵用手帕塞住嘴捆了起来。其余的人按事先分定的工冲入院内。有的解决楼下敌人，有的解决楼上敌人。我提着驳壳枪首先冲上楼，敌人还都在睡大觉，我们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口，一个个从梦中醒来后浑身发抖，不知所以，就这样，我们一枪未放就把敌人团部解决了。我们一位排长听到别处打枪，也高兴地对空打了一排驳壳枪。在天亮太阳开始露头时，除新城北门外仍有阵阵枪声传来外，全市都沉寂了下来。这时，我在宪兵团团部门口站岗，突然来了一位身材矮胖、满脸横肉、穿一身灰蓝色西装的人，向我问道：“刚才打枪是什么事?”我当即反问：“你是什么人?”他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我一看上写“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原来他是听到枪声沉寂特从公馆来团部打听消息的。这时里面正走出我连的几个人来，向他们说明情况后，我们就七上八下把他两手向后捆了起来。杨镇亚立时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满脸横肉拉了下来，嘴巴颤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由于宪兵二团到西安后干的坏事太多，不仅市民恨之入骨，与我营的矛盾特别尖锐，平时执行任务相互间时常发生冲突，宪兵二团到来后我营才由原宪兵营改为特务营的)。我们把杨振亚押送到平民所特务营营部，营长宋文梅见了骂道：“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残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无辜人民!现在我代表受害的人民，宣判你的死刑。”叫人把他拖到平民所内靠北边的一排房子后边枪决，并就地挖个坑埋了。
捉住杨振亚后不久，我被派到西安钟楼以北的北大街巡逻，看到街道两旁挤满了欢呼的人群，路边站不下，人们就站在墙上和房上，真是人山人海，一路同声高呼口号，不断地鼓掌，这种热烈的场面，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可见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对外屈辱，对内用兵是多么愤恨和不满啊!人们不断高呼：“拥护张、杨两将军活捉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武力援助绥远百灵庙抗战!”在我执勤的一个多小时里，人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持续不断。这种场面在全市各主要街道延续了一整天。在这段时间里，一辆辆满载东北军士兵的汽车，由北门开向钟楼方向。士兵们一边大声歌唱东北流亡歌曲，一边流着热泪，许多群众也被感动得掉下了泪。
在我巡逻的过程中，营部通讯兵跑来通知我，说营长命令，叫我马上把枪交给别人，迅速赶到新城大楼。我持命令把驳壳枪交给本连的一个人，于九时左右赶到新城大楼。营长宋文梅见我来到，兴奋地说：“现在蒋介石已被东北军抓到，就关在大楼东边的房子里。室外有部队层层把守，没有什么问题。为了可靠起见，我再三考虑还是把你找来。现在主要是防止他自杀。室内一切可能用以自杀的东西都已清除，就剩下门窗玻璃和蚊帐了。我们两人的任务是日夜看守，并经管蒋的生活，不许出丝毫的差错。”新城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新城大楼靠近北大门的里边，是个圆形建筑，地势较高，中间是会议大厅，杨的有些重要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这次事变，张、杨的指挥中心就设在这里。大厅周围是互相连接的房间，根据需要，有的互通，有的不通，房间的外侧是一级比一级低的走廊，每节走廊的外侧又用稀疏的栏杆相隔，类似北京天坛公园音乐台的形式。但大得多，而且有大厅和房间，音乐台则是没有的，要上去须沿台阶拾级而上，一般进入室内都要经过南边的门。当时几乎是每隔一两级台阶就布置一层岗哨，蒋要想逃出大楼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被安排在大楼东边两间互通的房间内，北边一间是卧室，南边一间是吃饭、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房间里外门窗都安上玻璃，根据需要用帘布相隔。蒋在室内的一举一动，我们在大厅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和营长宋文梅两人日夜轮流值班监视，并照顾着蒋的生活。从十二日起到十四日蒋被转移到西安玄凤桥金家巷原高桂滋公馆为止。这是我第二次当面见到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蒋介石带夫人宋美龄到西安视察，那时我正在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教导队学兵，我们奉命于这天到西安东门外二三十里的公路上，列队欢迎蒋氏夫妇。那时蒋介石身穿银灰色制服，头戴礼帽，披着黑色防弹斗篷，手拄拐杖，显得满洒自如，洋洋得意。两年之后，此时此地，蒋介石显得异常苍老，并不时发出哎哟和长吁短叹之声。大楼内虽有暖气，但在十二月的西安，正是寒气逼人，我们身穿棉衣也不感到热，而蒋只穿单衣单裤，当然是很冷的。为此杨虎城把他未穿过的新呢衣叫宋文梅拿给蒋穿，说是杨主任怕他冻坏身体叫拿来的。蒋从此知道杨对他并无伤害之意，但他却故作姿态坚持不穿。当宋文梅问道：“委员长还认识我吗?我是黄埔第八期学生，在快毕业时被教育长开除的。”蒋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这时便向宋文梅提出给他买一身绒衣穿。宋搞了一套绒衣给他，蒋就穿了。蒋被带到新城大楼不久，张、杨原商量好一起去看蒋，但蒋临时借故要安排些工作，让张先去。张走进蒋的卧室、先敬礼，后称：“委员长受惊了!”蒋见张如此表示，知道张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便装无所畏惧的样子说：“我不是你的委员长，你不是我的部下，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办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不论张怎么讲，他都装出一副不听的样子，但当张说到发动这次事变的是非曲直人民自有公断时，蒋便误认为要公审自己而害怕得哭了起来。张解释说：“委员长不要这样。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当然要交给人民公断。如果老百姓赞成我们的主张，那说明我们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而没有错。”张越解释蒋越害怕(后来蒋回到南京，在其《西安半月记》中仍心有余悸地写道：“余闻其交人民公判，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暴民之所为也。”)，当蒋被禁于新城大楼后，认为生命难保，给宋美龄写了一封遗嘱式的电报：“美龄吾妻，余决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十二月十二日”(这份电报被张、杨扣下未发)。十二月十三日，蒋要找邵力子谈话，张先向邵说明事变的主张和对蒋本人的态度。蒋见邵后问及事变前是否知情及邵是否自由，邵答：“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也被监视。”邵乘机向蒋劝说：“现在事已至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他们的主张，似乎是可以考虑的。”蒋未予置理，并指责邵平时接触张、杨竟未事先看出他们思想的变化。
蒋被禁在新城大楼的三天中，给什么东西他都不吃，只是不断地要水喝，除了“哎哟”叹气之外，整天闭着嘴巴不讲话。我当时想蒋是要绝食吧!可为什么不断要水喝?在这三天里，张每天都去看蒋，却未见到杨虎城。蒋便怀疑张、杨之间是否有矛盾，因而十四日下午提出要见杨虎城。杨来见蒋介石，是全身戎装，戴着眼镜，保持平时沉着冷静的态度，对蒋以礼相待。蒋就直接了当地问事变之前是否知道，杨直率地回答：“完全知道，是我和张副司令决定的。”蒋才弄清张、杨之间完全一致，无隙可乘。
十二日深夜，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李设法营救蒋介石，“建千载一时之功。”李把信转给张、杨。为此，张学良感到新城不适宜蒋介石居住。为了预防万一，商得杨虎城同意，把蒋转移到玄凤桥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十三日夜十时左右，孙铭九、宋文梅去办理移居，蒋看到孙铭九腰带手枪，误认为马上要处决他，顿时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地说：“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下属机关，让我就死在这里，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绝不搬家。”一边说一边向床里边退，又用被子蒙着头，赖在床上不动。两人无奈，回报张、杨，当晚只好作罢。
三 宋美龄到西安达成和谈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时，端纳乘飞机到达西安，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另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大意是说蒋的脾气不好，不能虚心听取部下的意见，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应该很好安慰。可能和必要时她愿亲自来西安。信的最后说：“南京情况戏中有戏。”张学良与端纳相见后，首先说明了蒋的安全情况，谈了发动事变的目的。端纳对张、杨的主张表示同意。当天下午五时，张陪同端纳到新城大楼见蒋。端纳说英语，张任翻译。端纳向蒋问好后，把宋美龄的信交给他。蒋看完信，特别看到“南京情况戏中有戏”时，不由自主地哭出了声，接着慨叹地说：“多年来没用到一个好人。”端纳说：“这次我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西安和汉卿将军谈后，可以向蒋先生告慰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全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拥护你作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主张，蒋先生如能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国家的命运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取决于蒋先生自己。”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又听了端纳的话，根据被扣后几天的情况判断，开始了解张、杨发动事变的真实意图，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会有多大危险，态度逐渐转变。在端纳的敦促下，愿意移居高桂滋公馆，蒋当即由张学良、端纳等陪同转移到了新的住地。
从十二月十二日到十四日，蒋在新城大楼期间我始终在场。从蒋介石这几天的表现，使我感到他是个诡谲狡黠的人，被捉期间他惶惶不可终日，但后来一回南京，马上翻脸，扣押张学良，发表所谓的《西安半月记》和《对张、杨的训话》，编造谎言、颠倒是非、美化自己。大肆鼓吹自己以“正气”和“精神力量”进行斗争，“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在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审时作最后的牺牲”等等。
在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去高桂滋公馆后，我即返回连队。回来后发现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务营营部设立了政治处，各连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和副指导员。连里出了登载国内外形势及本连好人好事的墙报和黑板报。部队兵士非常活跃，有的在唱歌，有的在看报，有的在争论着如何发落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我连又新补了约二、三十名年龄稍大的新兵。经了解，指导员、副指导员和这些新兵，都是刚从西安陆军监狱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多数原是红军的干部，也有个别原是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我连的指导员是四川人，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新兵中有原陕北红军的姚知一(后到陕北警一旅兼关中分区司令部和我一起任科长。以后他任一野四军参谋长)，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连班长常志刚。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群众情绪非常热烈，张、杨两人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对发动“兵谏”的目的作了如实的说明，表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光明磊落，生死与共的决心，以及亲密无间的关系。他们号召与会群众一致奋起，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张学良说：“双十二”事变，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现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以绝大的刺激。”“我同委员长私人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争谏，请他放弃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更变本加厉了。”“因为‘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和委员长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说‘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此项事实，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西北各将领发动了双十二事件。”“同胞们!我们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武装同志和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不实现救国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实现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杨虎城在会上说：“十二日的举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壮举!”“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人的鲜血头颅换来的。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唯一要认识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民族今天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向我们的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就不应忘记先烈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为实现我们所提出的救国主张而奋斗。”“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兵谏。所以这次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在过去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跟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的前线了。在这种形势下，就应该认清我们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巩固西北国防。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拚命，以保卫国家民族。我相信西北民众是认清了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牺牲精神，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张、杨的讲话当时西安的报纸均全文登载。在张、杨讲话之后，西安各界代表先后发表了支持“双十二”事变，支持张、杨八大主张的讲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拥护张、杨，感谢西安各界同胞的鼓励与支持。代表东北军讲话的是一位名叫阎东生的班长，代表十七路军是我(当时我也是班长，名王吉昌)。这次大会后，我被任命为该营一连二排排长。到任后不久，一连政治指导员(是由监狱放出来的“政治犯”)个别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杨虎城组织的“抗日同志会。”开始我怀疑这是效法阎锡山的作法，组织“同志会”，专在部队内部监视进步官兵，后经了解，杨虎城确实是想团结思想进步，坚持抗日的青年军官，以改造自己的部队，我就积极参加了。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