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订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愤激，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是晚张浼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网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谈”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此心更觉泰然，阅墨子自遣，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来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在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谓：“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日前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计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泣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能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朦胧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宜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颌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今日张来见时，余询以：“前次遣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开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婪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则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等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愧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殉，殊为之凄惨不止，而肖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见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中心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密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