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回忆片断
王菊人
一、张、杨合作关系问题
在1935年张学良将军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远影响下，受到了全国抗日高涨的推动，且以大势所趋，与本身利害关系，已经下了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觅取停止内战的办法。杨曾说：“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少数人(蒲之政、王炳南)个别商量了好些次(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一次)。他自己把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反复研究(这个宣言发表后，陕西省的地下组织油印邮寄西安各阶层人士，杨也收到了一份)。后来杨定下来一个停止内战的腹案。记得当时意图，是以反蒋停止内战，内战停止了，再商量团结抗日的办法：(一)与红军合作反蒋，停止内战，(二)注意国内各实力派的反蒋倾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的企图，推翻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以停止内战。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办法。
东北军调到陕甘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问题，即本着停止内战的目的，如何对待东北军的问题。
在历史上，十七路军与东北军没有来往，杨和张也未打过交道。对张和东北军到陕甘，他们自己的真正意图搞不清楚，以张回国和他任“豫鄂皖”边区剿匪付司令时期的言论行动看，是亲蒋的。但从张入关，帮蒋反对冯、阎以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遭受丧家亡国的痛苦，还得在蒋的威胁下为他拼命，估计到东北军的绝大部分官兵，对蒋是反对的，抗日情绪是暂时受到压抑的。东北军入关，被蒋岐视，实力削弱，地位日下，张对蒋会不满的。张受蒋骗，给他戴了不抵抗的帽子，张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必然蕴藏着很紧张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爱国抗日的思想，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大部份官兵中是普遍的，十七路军历来受蒋的压迫和剥削，其遭遇与东北军相同，因而估计到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可以达到基本一致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同东北军合作，觅取停止内战的办法，是可能的。杨赞同这些看法，并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数十万人)比十七路军(约三万余人)大数倍。若果东北军受了蒋的愚弄，加上蒋在陕甘的兵力，对我们采取压迫的办法，对我们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的压力，东北军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我们下手。我们虽比东北军少数倍，但我们是地方军队，久在陕西，在地方上有很多联络，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都能拿得动(杨兼任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各县民团都归这个机构指挥)，东北军会有顾忌的。当前的办法，主要在联络张。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未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顾忌到对十七路军不利的形势，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他在政治上合作。”并严嘱对这些事，绝对保守秘密。
张到西安后(张任西北剿匪付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杨任西安绥靖公署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和杨的来往很频繁。但在很长时间，双方都是官方酬对，内心话都不肯说的，在礼貌上都很尊重。
某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的试探地谈了国内政治形势，杨回来说：“很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认为要统一中国，要用法西斯制度。我没回答可否。他对法西斯的看法，和我正相反。”当时，对张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杨的政治态度来试探呢?推测不出来。
杨约王以哲吃便饭，饭后谈了很久。王以哲谈到自东北军入关，失去东北的苦处，谈到他的一些部下，妻离子散，国破家亡的惨况时，凄然泪下。杨说，“照这样下去(继续内战)，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事后，杨估计说：东北军高级将领有这种感觉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痛苦更大。对这一层军官联络很重要，他们对张会发生影响的。杨即派定专人同王以哲来往。王那里派人同十七路军发生关系的是王的秘书孙达胜(党员)。孙在沟通王同十七路军的关系和对王在政治影响上，做了不少工作。
张和杨有一次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德意日)法西斯，对外扩张领土，他们国里的野心家，可以升官发财，还会有些人拥护；咱国里的法西斯(指蒋)对敌(日本)投降，他(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了以后未答，但从此以后，张对杨再不谈法西斯这些话了。
蒋的特务，这时极力散布张、杨不合的谣言，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便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并指挥双方部队里一些复兴社分子，挑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企图使之恶化火并。的确，当时存在着可以使特务利用的机会。情况是：东北军随军眷属不少，为了争住房，打架争吵。双方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了看戏占座；在街上相逢，为了避路、争路，也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双方一些人，为此确发生了恶感。双方少数部队之间打过架，驻地近，也有时互相警戒。这些事，确给蒋的特务以挑拨的机会。日子久了，这些坏影响，扩大到一些中上层军官方面。因为十七路军中有些军官，怀疑东北军对十七路军将有不利行动，常向杨报告，这时杨同张的关系还不深，中层关系还没有勾通透，部分下层关系恶化，杨和张暗中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样下去很不好。怎样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况呢?张把他的朋友高崇明叫到西安，介绍给杨认识。杨和张当时有些不便明谈的，高崇明作了好些沟通关系的工作。上层有些打通了，但下层打架、争吵的事还是劝不下，禁不住。杨某次对张说：“我们握手言欢，底下(指下层官兵)举手打架，长此下去，不是好事。”张随即叫总司令部下了个严肃军纪的通令，比前稍好了些，但吵咀打架还时时发生。
杨和张的关系渐渐密切了。但可以招来蒋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二人商量了一个“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方法(即是说，暗里往来，明里不往来；上层合作，下层让他们闹事打架)掩护杨和张的密切关系，避免蒋方特务的怀疑，并麻痹他们。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我们从抄获到的特务机关(伪省部、宪兵团、西安军警联合稽查处)的情报中发现，大部分都是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即将发生冲突的报告。
杨和张某日说话回来说：张说蒋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终有一日，我有证据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我说，往事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立即抗日，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吃了蒋的暗算)，还一致拥护你呢。
在这时候，杨和张的谈话，是可以比以前深谈了。但限于抗日问题，至于反蒋、联共的事，彼此还存在着不很相信的心情。互相试探的谈话多，都不肯吐露自己的真情。其实，这时杨和张都已同红军建立了单线的交通和人的关系，但都不愿意说。
劳山之战，东北军被红军击败之前，杨看了“西北剿总”的秘密命令，便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张未赞同。杨回来说，看他(张)是不碰钉子不回头。让他试试看。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败后，张见杨很少再说“剿共”了。在1936年的下半年，每次见面，便秘谈抗日的事。从抗日谈到反蒋、联共是一次很突然的事。杨从张的家中回来说：“我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多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去联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立即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张又说，那我们对红军怎么办?我说，反蒋抗日，红军和我们的主张是一样的。张点了点头。这时，双方对于停止内战，推翻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下了决心了。但对蒋介石怎样硬干?怎样软干?在什么情况下该硬干还是软干?当时还没有定出个办法来。可是杨和张的关系，已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除联共的事还少谈到外，其它都可以谈了。
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奉令做这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怎样硬干呢?有人主张：等外省军队反蒋，我们便响应，出兵占领河南，解决在甘肃的中央军(胡宗南的第一师，关麟征的二十八师)，造成割据形势，叫蒋介石奈何不得，我们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又有人主张：等着旁人发动我们是不可靠的，我们先去联络华北和两广，我们干，叫他们响应援助。不然，蒋的重兵都开来陕西，那时我们想动也动不了，那是失算。有人不赞成以上两个办法，因为蒋的兵力在全国占优势以后，单纯的军事反蒋，都被蒋各个击破了。我们双方兵力，对蒋作战是处于劣势的。只有在政治主张上得到全国的支持，辅以军事行动，比较妥当。至于软干，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对蒋用劝说，乞求的办法都绝对无效，还怕露了马脚，打草惊蛇，更不好办。大家都主张硬干。有人主张软干是要活的，硬干是要死的(意思是把蒋捉起来或者立即打死)，也没定出个办法，实则在这时对于捉蒋，也没有设想到。
其后，在两广事变中，准备了以硬干的办法，停止内战。因时机延误，没有实现。
1936年12月上旬，准备在西安南郊捉蒋，又因张要候何应钦来了一齐捉，致半途中止。12月8日张、杨同日先后去临潼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采取了一次软办法，碰了钉子。到12月9日，受了西安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当晚因误会发生了一次捉蒋的军事布置。局势急转直下，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12月12日早6时，双十二事变便发生了。
二、两广事变中张、杨的动向
大约在1936年6月间，两广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逼。所谓华北特殊化已渐成事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蓬勃发展，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大部分官兵爱国抗日思想有所提高，厌战(进攻红军)情绪很普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感到很大的不满。杨派秘书蒲学政去太原见阎，到北平和济南见韩、宋，征询他们如果日本万一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应采取什么办法。他们都说，自己的兵力单簿，抵抗是要抵抗的，看中央(蒋政府)如何处理。当时，杨和张估计华北的情况：如果日本进攻华北，阎可能投降日本的，韩、宋也不过虚幌一枪，向后退却。那时，日本可以不战而占领华北和山西，而进攻西北便迫在眉睫了。蒋介石对日本是不抵抗的，借内战以消灭异己的军队，又是必然的。内战不止，本身不保，抗日无望。那时，张杨正在寻求机会，先打破蒋介石武力统一的阴谋，推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以求停止内战(包括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全国团结，共同抗日。
两广事变发生前数十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未派代表联络。刘仲蓉系广西代表常密往西安。平日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两广要联合反蒋，但具体行动，弄不清楚。杨派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叫打听两广的情形，并从侧面探询阎、韩、宋等如果两广发动反蒋运动时，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崔孟博从天津带回的情形是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将要见诸事实，韩、宋反蒋是真实的，抗日是不可靠的；滑头滑脑，极不可靠。西安方面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了，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听了以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那里走。
两广事件发生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给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同时他们的代表也到西安，询问西安方面的态度。
杨拿着两广的密电和两个代表带来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信去见张。张说：这事我早已有些知道，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他的文执，说了好些打气话，表示支持他，韩、宋反蒋态度是明显的，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是愿意的，张亲把两广给他的密电和信交杨看，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日未作任何决定。约定次日再商量。
次日晚，在金家巷张公馆，商定了下列办法：
(一)张、杨分电蒋介石，内容是：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抗敌，尚感力弱，若内战不止，更是手足自残，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这个电不是张领衔，而是分别发的，内容大致一样)。
(二)如果蒋对两广罢兵，我们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是，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果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他们两广(通电准备由张、杨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高级将领列名，内容主要是：响应两广抗日主张，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广事变，主张和平统一，团结抗敌。西安方面反对内战，不得已而以战止战，提出主张是：停止一切内战召开救国会议，解决国是。
(四)蒋介石为了对两广用兵，将津浦、平汉、陇海线的嫡系军队都调到福建，湖南方面去了。东北军接防到郑州及其以南地区，长江以北，蒋系军队很少，这时发动军事进攻，逼使蒋对两广罢兵是有利的形势。军事步署：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二旅，由商洛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推进。十七路军的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陕县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五)这时，杨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子政，已见过了韩、宋回到西安，带回韩、宋的意见是：援助两广，反对内战，出兵反蒋，他二人愿意列名通电，通电即由西安发出，他们不看电稿了。韩愿意担任津浦路军事、准备以三个师兵力沿津浦线向浦口挺进。宋说：他派两个步兵师先到大名，策应津浦、平汉线的部队。
这个办法定了，杨便暗中计划十七路军的部署，准备行动。这时，估计到蒋对两广的军事进攻是不肯罢手的。
过了几天，蒋介石为对付两广，召开国民党中全会，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接到蒋的电报，叫他参加会议。张来找杨商量，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会完就回来，并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杨说，军事变化快，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不料两广军事开始便不顺利，两广屡电催西安方面应援。这时西安方面杨和东北军将领都很坚决，但张留沪未回，西安一旦有军事行动恐张被扣，迟之又迟。两广军事急转直下，广东空军光锐受蒋贿买，叛陈投蒋，余汉谋也叛陈。两广大势已去，只剩下广西如何自保的问题。张回西安时，两广事变已近尾声，西安方面也无法行动了。想利用这个形势，达到停止内战的愿望，只有暂时放置了。
三、准备在西安南郊捉蒋
1936年12月上旬某日，张接到华清池的电话，蒋于当日上午由临潼去西安南郊，令东北军在沿途派部队警卫。张接到电话后，派他的特务第二营(营长孙铭久)去担任警戒任务。是日上午十时，张和杨立即紧张会商了一次，决定把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捉起来是轻而易举的办法。
蒋去西安南郊，随行的邵力子，另外只带卫士一人。估计他们由西安南郊回临潼的时间，约在中午12时左右，捉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些，路上少行人的公路上，叫孙铭久带一班可靠的官兵执行这个任务。不挖断公路，在公路上横置一根木头。蒋的小轿车开不过去，自然停止下来，那时将蒋带的一个卫士逮捕下车，由孙铭久押送西安。逮捕时不许开枪，不断绝交通，沿途警戒的都要属孙铬久的那一营的士兵，可不至发生意外。这样，可以不动声色地把蒋秘密逮捕起来。
另一准备是：106师刘多荃部担任逮捕华清池蒋的行辕内随从人员，蒋的卫士和驻在华清池的宪兵，临潼车站警卫蒋用专车的武装。西安方面的事，归十七路军担任，就是缴蒋系在西安的武装(主要是公安局和宪兵团)捉特务、抄特务的机关。管押蒋的责任，由十七路军负责，等蒋一捉到，立即行动。
时当正午，军事部署无法暗中进行。杨到新城大楼看了一下，指定以东边他的办公室作为押蒋的地方。叫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到新城，暗中将实况告诉他，叫他担任捕拿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等处住的南京政府高级将领。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所部各在原驻地集中待命(杨当时电话命令孔说他要亲自检查内务并对军官训话)，杨并亲自计划了看管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将蒋捕送到新城，便行动开始。
候到下午三点，吃过了午饭，还不见动静。杨着急去找张。张因中午接到南京电话，知何应钦坐专车来西安见蒋，想等何来了，同蒋一起捉了更好，所以当日未给孙铭久命令。这时，蒋已回到华清池去了。
杨虽然觉得这样办也好，但觉得联合行动，参差不一致，事久必有泄露，危险很大。他对张说：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个何应钦，假使跑了蒋介石，一切落空了，要求张注意。张说，何来了下手，何不来也下手，下次决不变更了。
后来据说，何应钦没有来临潼，有人说，何到临潼停了数小时，即专车回南京去了。这事没弄清，已到双十二前夕了。
四、印“活路”出岔子
1936年4、5月前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分别公开地对所部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工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付团长为杨虎城。训练对象为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现任军官，课程分军事、政治两门，以宣传抗日为主。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在西安东城门楼内秘密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学兵，大部都是北平的进步学生，被蒋迫害逃来西安的。东北军还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专做抗日工作。十七路军很早就成立了步兵训练班，轮训班长以上连长以下的官兵。政治课程，沿用当时通用的精神讲话这个名称，内容讲时事讲抗日，参加教课的有蒲子政、郭则沉、李祥生(十七路军秘书)、原政庭(十七路军电务科长)等。杨有时亲去讲话，或个别谈话，对抗日教育进行得相当广泛普遍。
但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绝大部分官兵，都被蒋介石驱使到陕北前线上包围红军(十七路军的十七师、二十四师、大部分直属旅团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王以哲、五十七军董英斌、骑兵何柱国等部，都推进到宜川、洛川、延安、淳化、栒邑之线)，对这些官兵进行抗日教育是更为重要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在1936年9月间，由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明、刘澜波、孙达胜用化名写了几篇抗日、联共、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个小册子，命为“活路”，专向在前线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散发，以鼓励其抗日情绪。
印刷的困难发生了，我们曾和几家有经常生意往来的印书馆商量，他们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字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刻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他们都婉词拒绝了。好在这些商号和我们都有些交情，不至于把我们要印的这件事向省党部报告。
张告诉杨，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
当时在外商另印，既办不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很快被特务侦知。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维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决定自己监督，叫该处负责印刷的科长高自振挑选了一些技术好、并认为可靠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刷，天明停止，第二天继续印。在排版、印刷、装订的时候，王、高二人轮流监视，按实印册数所需要的纸张发给，不多给一张。那一张印坏了，交印坏的那一张换新纸，印坏的立即烧了。散工时，对印工出门时搜查身上，以防偷带(后知偷的人把印的“活路”单页夹在两臀间偷出)。印了几夜，印成了八千本。先用王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王的家中。隔了一天，在旁晚时候，用申伯纯的小汽车秘密送到甜水井高崇明家，交高秘书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派崔孟博带了二千本送到宜川，交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在印刷时极为秘密，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关系可以掩护过去。
不过几天，岔子出来了。蒋系特务头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有一天约杨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匪’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张辉瓒被红军杀了。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说：“当然注意。”杨估计晏对他说的话不是无因而至，可能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在这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活路”事件有关(双十二事变前，戴笠带郭到西安，据郭谈，特务认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的，是郭用东北军口吻写的，把他错捕了)。杨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
军需处侦察的结果：印的《活路》小册子，曾有两个军需处的印刷工人在新城墙偷看。该处一面侦察这二个工人，一面销毁残存的印坏了的废页。审查全部工人的简历后发现有两个工人历史较复杂。一个叫连栋臣，一个兴平人。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又了解这二个人经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发现在城墙上有人偷看《活路》的工人邱树荣核对这两人的照片，与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相同。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张光纸进去，偷换一张《活路》页子，因而当时没有查出来。军法处调查的报告中，发现有二个军需处的工人，每天下午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特务机关去。又侦知：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特务工人60元偿钱。由此证实这二个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便把这二个特务捕押在军法处。双十二事变结束，十七路军总部撤销，这二个人也释放了。
五、对蒋“先礼后兵”的一番曲折
1936年12月9日以前的一天，张约杨谈如何对付蒋的办法。张主张，我们再劝蒋一次，“先礼后兵”，他再不听，那我们能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由于张很坚决，杨只好答应。约次日上午张先去，杨后去。
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商量。杨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那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深说，但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曾对张说，我看凭咀说得他不打内战去抗日，是没有的事。你同他说翻了不好。万一叫他看出马脚起了疑心，他走了怎么办?张的看法：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他很骄傲，他认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者他的想法，我们现在劝他，便不会对他有不利的举动。杨明知此举无益，但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看看。
次日上午，张去华清池见蒋，十时过回到西安。约杨去，告诉杨：我劝的办法失败了，你去一趟。据杨说：蒋对张很发脾气，争辩很久，弄得两人面红耳赤，无结果而回。杨去见蒋，向蒋谈：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用兵。蒋说：我有把握消灭红军，我决心用兵。红军已成流窜之众，听命令交出武器，共产党解散，我那时自然不用兵。我已叫邵主席拟传单，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我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即马鸿逵，当时任宁夏省主席兼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把红军可以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的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战线过长，可以缩短些。若果有不主张“剿匪”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可以批准。又对杨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看蒋的态度恶劣，无法挽回，再谈恐怕弄成僵局，便没有再谈下去就回西安了。
当时西安谣传甚多，蒋军万耀煌的十三师要经咸阳向西安推进。樊崧甫的二十八师董钊部，蒋有命令叫迅速进驻临潼。要命张驻洛川，杨住韩城督战。这些谣传，都意味威逼张杨离开西安去向红军作战。
另一主要情况是：西安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十七路军前线官兵有的寄信到杨的家中，有些和杨交往深的军官也纷纷寄信与杨密议，都表示反对内战，主张抗日。有的在信上说：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战场上。有的写道：打死一个日本人，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面目见先人。要求杨率领他们上抗日战场。这时，全救、西救、东救在西安的负责人也尽了最大努力，分别进行争取上层人士，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加深进行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因为社会上各阶层人士，都普遍的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这时，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间接叫朋友向杨探询：日本在华北将有新的策动，他们的势力甚孤，处境甚危，若果蒋倾全力“剿共”的时候，日本在华北向他们进攻，问杨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宋、韩试探杨对蒋的态度，但可以说明日本侵略华北的紧迫局势。
在此内外形势激荡之下，杨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要停止内战，劝蒋无效，只有捉蒋，强迫他改变“攘外先安内”的主张。杨的决心下了，时间上不能再宕，但必须在双方合作之下才能行动，只是当时情况尚有犹豫，动摇，举棋不定，坐失时机的危险倾向。
杨鉴于上述情况，从华清池见蒋后，立即去见了张，商量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变的失机)，不能失去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十七路军)也值得。张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捉蒋)。他二人谈的结果，还是没有定下日期。
注：王菊人先生当时系杨虎城的机要秘书。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