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思想的颂歌——话剧《西安事变》观后
汪锋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时候，甘肃省话剧团在北京演出了大型革命历史话剧《西安事变》。这个戏通过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重大历史题材，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统—战线思想，赞颂了周总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不朽功勋。作为一个西安事变的参加者，我感到这个戏再现了历史事实，剧本写得是成功的；演出也有感染力，十分激动人心。它把我带回到西安事变前后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指挥下进行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我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主席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大祸迫近眉睫的时候，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十月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十一月下旬，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我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全歼东北军一零九师，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间，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尔后，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这个报告是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西北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并接我去见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务。在鄜县套通源东村的前线总指挥部，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同我连续谈了三天。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一国的殖民地，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共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中产阶级的代表，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要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的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是代表我党同杨虎城进行谈判。主席说，这次去要随机应变，谈判一定不要破裂，要谈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向毛主席表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谈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并且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向前看，少向后看，也就是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得到一个大解放。过去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十二月间，我带着毛主席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经过一番曲折到达西安。
在西安，我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将军会谈三次。我向杨虎城递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说明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虎城将军认为我党关于联合一切抗日部队的主张很好，但是对我党还有一些猜疑。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杨虎城提出的问题，认真进行了解释。毛主席这次派我去西安，是我党中央同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毛主席的这个重大决策，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政策，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任务完成后，我回到陕北。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党中央派叶剑英、彭雪枫等四十多个同志到西安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到西安后，以《工商日报》记者等身分进行活动。
回想当年毛主席的教诲，看今天《西安事变》这个戏，总的说来是比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形象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胜利是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最后一场出现，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毛主席是引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决策人和指挥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全剧中的话不多，戏也不多，但是台词写得很好，寓意深刻，比喻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革命气魄和广阔胸怀，以及毛主席所特有的幽默诙谐的性格特征。演员在塑造毛主席的形象上是下了苦功的，表演是成功的。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周总理在我们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各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统一战线方面尤为卓著。周总理在统战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高度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西安事变前后，总理反复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定要注意策略和方法，连一些细节也考虑得很周密。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嘛，就要同国民党的人员接触，和他们来往，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办法就不行喽!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要会应付。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旧瓶子装新酒，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走到政治上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发展自己，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的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破坏统一战线。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一些最右的反动势力，总理是主张坚决打击的。如当时耀县民团头子雷天一，控制我们从延安到西安的咽喉要道，经常袭击我们，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总理指示把这个钉子拔掉了。总理每次布置工作，除去交待任务外，都教给我们方法。党中央派我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那次，主席指示后，总理也跟我进行了谈话，总理说：方针大计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总理特别指出，你去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后来的实践证明，总理这一指示很重要。我到西安后，多次找杜斌丞先生恳切交谈。杜斌丞先生向我详细谈了杨虎城的思想和性格。这些情况对于我和杨虎城的谈判，以及以后我党开展杨虎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当年，总理亲自负责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总理冒着生命危险同李克农同志到达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直接会谈。周总理针对张学良的顾虑，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周总理还指出：要抗日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实行民主，只有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中国抗日才能胜利。周总理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定。这次会见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作用，为西北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逮捕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压后，围绕着放蒋与杀蒋的问题，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都活跃起来，形成一个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党中央、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和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头，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杀掉蒋介石导致全国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种前途是，迫使蒋介石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释放蒋介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根据这种分析，我党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总理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率领由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在那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严重形势下，周总理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高瞻远瞩，坚持原则，机智灵活，多谋善断，废寝忘食地工作，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打击了托派的破坏捣乱，说服教育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和西安各界群众，接受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迫使蒋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所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西安。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部分党员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有的同志提出要杀蒋介石，有的甚至主张押到保安去杀。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分析当时的形势，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总理说，你们和社会隔绝了，隔绝了。杀了蒋介石对谁有利?对日本有利。现在是何应钦要打，汪精卫正急忙回国，妄图取蒋而代之。他们两个和蒋介石比谁好?我们说，都是王八蛋!总理说，这就对了。杀了蒋介石，全国内战就会爆发，就乱了。捉蒋介石是对的好的。劝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不听嘛!捉起来给他讲，就有可能听。我们要逼他抗日，不能杀他。周总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我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统一了思想。总理在西安还向我布置了任务，他说，由于何应钦调兵遣将，挑动内战，投合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要粉碎亲日派的阴谋，一方面要揭露他们，另一方面军事上也要有准备。现在派你到谓南阎揆要团去当政委。这个团党员多，你要不惜一切牺牲顶住何应钦，争取三、五天时间，以利于我们在西安开展工作。我向总理保证，一定顶住一个礼拜。
西安事变距今已有四十二年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近三年了。把西安事变搬上舞台，使人民群众了解这一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了解周总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不朽功勋，是我很久就有的愿望。今天，这一愿望由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实现了，我是十分高兴的。这个戏从正面描写西安事变的起因、发展和解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全貌。这个戏以周总理为中心，作为全剧的主人翁，直接表现周总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胆略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能，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是一次重大的尝试，也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看了这个戏，使我重新感受到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无比热爱；对同志襟怀坦荡；善于团结；对群众亲切关怀，平易近人；对工作严肃细致，立场坚定。话剧《西安事变》使当时事件涉及的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全部登上舞台，但是着力刻划和塑造周总理的形象，突出敬爱的周总理，正是此剧激动人心，深受欢迎的主要之点，也是此剧成功的原因。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戏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反映，衬托了时代的气氛，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公演了，我相信这个宣传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宣传党的传统，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的戏，一定会对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民群众起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多年来，肆意践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竭力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瓦解革命统一战线。他们残酷迫害长期以来同我党合作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党的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们解放思想，勇攀高峰，大胆实践，努力创作我国的重大历史题材，认真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多写、多演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人人都来宣传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祝《西安事变》胜利演出，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