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历史的生动写照——赞话剧《西安事变》
王家达 王守义 赵毅
西安电影制片厂、甘肃省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西安事变》一经上演，就以其深邃的主题思想，动人的人物形象，强烈的艺术力量，深深感染了观众，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并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西安事变》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史诗，又象是一幅雄浑的画卷，把人们带到当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激流中去。剧本选择的题材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却在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把大批军队调集西北进攻红军，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接着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我党这一英明政策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巨浪的推动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二位爱国将军，在西安扣留了顽固坚持反共的蒋介石，爆发了“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抗日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赴西安谈判。在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八项主张。事变发生的背景极为复杂，牵动了国内国际的各种政治力量，各种风云人物交相争斗，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动员了正义与爱国的力量，团结了人民，扭转了乾坤，使“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话剧《西安事变》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
这个历史事变震撼中外，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搬上舞台。今天，打倒“四人帮”后，剧作者毅然地将它搬上舞台，将这场既尖锐又复杂的政治斗争，集中概括地反映出来了。剧作者让中国现代史上敌、我、友三方代表人物在同一舞台上出现，形成激流汹涌，山海呼啸，龙争虎斗的磅礴景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剧本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思想贯穿始终，集中地表现了周恩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以历史风云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艺术形象，亦鞭笞了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的历史罪人。凡此种种，在我国叙事性文艺作品里是少见的，在我国戏剧史上则更堪誉为创举。这个戏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和学习。
剧作者视野广阔，接触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并以对客观现实的深刻认识，成功地把历史真实反映了出来，使观众从中看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剧本的宏大结构和整个内容深刻地体现了这样的主题：歌颂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无比正确和伟大胜利；歌颂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国历史前进与倒退的重大关头建树的丰功伟绩。
紧紧地围绕这一主题思想，话剧《西安事变》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放在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位置上，把他们伟大的历史作用和不朽功绩，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把他们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博大的胸襟气魄，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剧本正是通过“西安事变”这一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形象地表现了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人民的心愿，时代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剧作者匠心独运，以精巧的构思，塑造了毛主席光辉形象。毛主席的出场是在最后的《尾声》中才出现的。但这个戏的整个艺术构思都是在表现毛主席的思想、战略、精神和性格的，写得有声有色，光彩照人。当我们读着剧本或观看演出的时候，仿佛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直亲切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毛主席身居延安，面临的斗争是奔腾急驰、惊心动魄的。他高瞻远瞩，纵观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仅看到“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关系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能否建立；而且观察到世界孕育着重大的变化。因而当国外记者问他：“您对贵国这次事变做何评价”时，毛主席回答说：“事变本身是发生在中国，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境界，它的胜利是属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这是英明的科学预见，后来为国内国际的斗争所完全证实。
在塑造毛主席光辉的艺术形象时，作者十分巧妙地运用了毛主席在延安飞机场上迎接周总理胜利归来时的一段精辟、深刻的讲话，使主席的伟大思想通过风趣幽默的比喻表现出来。请看下面这段台词何等精彩：
记者丙：您以为蒋介石会抗日吗?
毛泽东：这就很难用一两句话说请楚了。诸位到陕北来见过毛驴吗?见过毛驴驮东西上山吗? (众人不解。)
毛泽东：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又非需要它上去不可。那怎么办呢?陕北的人民有三种办法：一是前面牵着缰绳拉；二是后面用肩膀推；如果拉又拉不走，推又推不动，就加上第三种办法——使鞭子抽!
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段台词，这样几句通俗的语言，把毛主席亲切感人、伟大而又平凡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把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人民群众逼蒋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复杂心理，深刻地表达出来了。这段台词透彻地解释了“西安事变”这场重大斗争，并形象地揭示了这一风云骤变的斗争的意义。运用生动的比喻来讲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解释复杂的事理，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风格。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栩栩如生的亲切面容，简直忘记它是作者用简练的艺术手段构思的艺术形象。
在塑造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同时，剧作者用饱蘸革命激情的彩笔，成功地塑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光辉形象。剧作者之一程士荣同志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说：“我们为什么想到要写这个戏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愿望，要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写，我们心中就感到不安；不写，我们就感到对不起周总理；不写，我们就感到是自己最大的失职。”事实也是这样，塑造周总理光辉的艺术形象，乃是写好《西安事变》关键。而《西安事变》创作和演出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把周总理写活了，写象了，写到了人民的心坎里。
周总理是全剧的主角，剧本集中地贯穿始终地塑造了周总理的形象，使这位与世长辞的伟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重睹他的音容笑貌和伟大品格。作者是在一九三五年冬末至一九三六年冬的“西安社会”这个典型环境中来塑造周总理的形象的。这个典型环境把一代历史伟人的性格全面地表现了出来。这一年，几乎整个世界的眼睛都吃惊地注视着西安古城。蒋介石坐镇西安，调集了三十万军队和一百架飞机，决心发动“剿共最后一战”，叫喊“毕其功于一役”。西安市民情沸腾，不断的请愿和示威游行，声震云霄。张、杨活捉蒋介石，西安城一片喊杀之声。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日本大使川樾加紧勾结，酝酿着更大的投降阴谋。天上的飞机，地下的重兵，向西安潮涌而来。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作出强烈的反应，而我们的周总理，就是在这错综复杂、充满危机的事变中，同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以非凡的才干，伟大的气魄，压倒了一切敌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了党和人民托付的伟大使命，打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性格的强大力量，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得到了多方面的显示。
周总理性格的强大力量，首先在于他有高度的、极强的党性原则，在于他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党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周总理就为贯彻执行这一英明决策而努力工作。“事变”之前，他亲临前线释放东、西北军俘虏，向他们讲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向西安等地派出一批开展统一战线和救亡工作的同志，极力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他为了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无私无畏，襟怀坦荡，浑身是胆，挺身于严峻的斗争，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党性也表现在对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尊重上。他是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全权代表，但当和蒋介石谈判成功时，却不顾疲劳，连夜向毛主席写汇报。特别是第十一场，周总理向要求杀蒋介石的群众和东、西北军军官做思想工作，痛说毛主席家史的情景，更为感人。尤其讲到：“同志们，东、西北军弟兄们，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我们的领袖不计较个人恩怨，我们的党以大局为重，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不可以惊天地动鬼神吗?”在此，周总理崇高的品格和内心激情，充分地展现出来了。同时剧本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周总理政治家的敏锐、睿智、思想家的深邃，战略家的坚决果断，外交家的灵活机动。周总理对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和西安的形势有彻底、深刻、全面的了解，对充满矛盾的客观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坚信党的统一战线必然会取得胜利。第十场，在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中，剧本将周总理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的特殊性格更加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蒋介石是老奸巨猾的头号政客，跟这种人斗争、并且把他逼到抗日的道路上来，不是仗剑一击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非凡的智慧和才干。一见面，蒋介石就现出政治流氓的本性，把事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猪八戒倒打一耙。周总理正气凛然地回击了蒋介石的挑衅，揭露了蒋介石十年内战的罪恶，说得蒋介石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对于蒋介石妄图用他的几十万军队威胁张、杨屈服的阴谋，周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的亲日派们正指挥着蒋先生的几十万军队，打着‘营救’的旗子，演着一场加害委员长的戏!”实质揭穿了，宋美龄和宋子文大惊失色，蒋介石张口结舌。周总理步步进逼，指出连蒋介石也未必知道的事实：“蒋先生赖以自豪和用来和我们进行讨价还价的讨逆军，却恰恰是在根据日本的旨意，企图取蒋先生而代之”。言如飞弹，打中要害，痛快淋漓，使这个不久前还耀武扬威、穷兵黩武的内战元凶，置于被审判的地位，象走了气的皮球。蒋介石被彻底击败了，最后他不得不恳求周总理：“周先生，不能走!我……我愿意按你们提出的八条，好好谈谈。”在这里，周总理卓越的政治才干，渊博的知识，而又干练、潇洒的光辉形象，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显然，周总理和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两种对日政策矛盾斗争的高峰，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是剧情发展的高潮，也是全剧一切矛盾斗争的焦点。剧本充分地描绘了周总理对蒋介石的斗争的坚定性、灵活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质与胆略。就在与独夫民贼、内战元凶蒋介石的斗争中，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剧作者还精心刻画了周总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人民的感情。就象巨人安泰紧紧偎依着母亲大地才能力大无穷一样，周总理紧紧依靠着人民，和人民休戚与共，同呼吸，共患难。当周总理看到躲在山沟里两天没吃东西的关大爷爷孙三个，听到他们悲愤的哭诉时，周总理也流泪了。他情不自禁地含泪说：“东北人民受苦了!”他激动地对东北军俘虏说：“东北军的弟兄们，你们是亡省亡家的人，谁没有父老兄弟?谁没有骨肉亲人?……难道能眼看着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惨遭日寇的蹂躏、杀害而不顾吗?”这是向全中国发出的拯救人民的呐喊。我们还要提到作者设计的一场周总理精心攀折梅花的感人细节。谈判成功了，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要释放了，周总理的警卫员小牛的妈妈也要出狱了。周总理要亲自去接小牛的妈妈，看望难友。他想到，应该给受难的老妈妈送点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院内怒放的梅花，这傲冰雪而盛开的花朵不就是献给人民的好礼物吗!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他不能亲自去了，就把腊梅花交给小牛带去，还脱下自己的大衣也带去。一束花，一件大衣，表现了周总理跟人民的无限深情和血肉联系。观众看到这里，怎能不为之热泪盈眶呢?
剧作者还从各个侧面不断地刻画着周总理的光辉艺术形象。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周总理感人肺腑的循循善诱、启发开导密不可分的。张学良，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爱国将领，作者并没有将他简单化。而是写出了他的发展过程，他的复杂性格，他所以最后走上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各种内外因素，因而使人觉着合情合理，真实可信。东北沦陷后，张学良历经沧桑，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因此，他食不甘味，夜不安枕，每天夜里梦见血淋淋的东北义勇军倒在白山黑水之间，梦见三千万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饱受日寇奸淫掳掠。每想起这些，他悲不自胜。就在这彷徨徘徊之时，周总理出现在他的面前，拨开了重重迷雾，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认清了自己的道路。剧中周总理借用鲁迅的两句诗作为赠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给张学良的生命注入了崭新的血液，赋予历史的深刻内容。张学良、杨虎城捉蒋之后，全国形势突变，更加复杂化。蒋介石死不接受八项条件；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打着“营救”的幌子，实际想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军阀阎锡山大耍滑头，托派分子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在这关键时刻，张、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发出电报，邀请共产党来收拾这种局面。周总理肩负着毛主席的重托，亲临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如拨开云雾，使张、杨眼前豁然开朗。
剧本还生动地描写了杨虎城的性格：忠厚耿直，光明磊落。远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和我们党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西北军和红军自动停止内战，互相派代表，秘密地建立了团结救国的友好关系。在高桂滋公馆里，被捕的蒋介石从西安城头的飞机轰炸声中，知道南京开始讨伐西安了，就用威慑的口气，想使杨虎城屈服，而这时的杨虎城，已是在周总理帮助下深明大义的杨虎城，他断然回答：“不错，这次事变是我和汉卿一块干的，但是这次事变的伟大意义，却是周先生来了以后，我才清楚的。因此，来吧!(猛力将茶杯摔在地上）我这四万八千人的摊子就是因此而摔了，能摔出点声响，我杨虎城也就足矣!”杨虎城的这一摔，是惊天动地的一摔，威武雄壮的一摔，表现了他对蒋介石一切威胁的藐视，对南京政府武力讨伐的轻蔑。这是杨虎城将军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爱国主义壮歌。
话剧《西安事变》在塑造反面人物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蒋介石这个人物，在艺术作品中加以表现，本来是不太容易掌握的，容易漫画化、脸谱化。但作者却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个人物，用艺术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这个独夫民贼的性格特征：阴险、狡诈、狠毒。我们在《西安事变》中所看到的蒋介石，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头子的形象。作者是把蒋介石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来写的，写他的反动本质，也写他在帝国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和事变前后的复杂的心理状况。正是因为看清了他有亲英美的一面，周总理才旗帜鲜明地痛斥、揭露亲日派的讨伐阴谋，使蒋介石心神发抖。通过这些，显示出扶植亲英美派上台的斗争策略。这也是当时的历史真实。如果把蒋介石简单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和争取蒋介石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周总理顶天立地的形象就立不起来。作者正是因为准确、深刻地把握了这一特定的历史真实，才比较准确地刻画了蒋介石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衬托出周总理形象的光彩照人。
话剧《西安事变》创作和演出的成功，是和文化部与省委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是和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的。我们衷心祝愿甘肃省话剧团的同志，能够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让《西安事变》这朵鲜艳夺目的新花，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异彩!
(原载《甘肃日报》)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