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杨虎城对陕西近代开发的贡献
陈崇凯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表《实业计划》，首先提出了开发西北交通的宏伟设想。随后，一些国民党政府大员也陆续发表过开发西北的言论，但一直未能落实。到30年代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才掀起了开发建设的高潮，使陕西向近代化迈出了最重要的前几步。在开发陕西、推动陕西近代化方面，杨虎城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杨虎城开发陕西的言论思想
贫苦出身的杨虎城作为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一生戎马倥偬，但却始终关心陕西的民瘼与开发事业。1930年，他宣誓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讲演词中一开始就指出：“今天虎城及各委员就职……我们自当本着总理的遗训……一致努力于陕西建设，以期不负中央之委托，完成并发西北的工作。”①
从杨虎城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主张陕西的开发必须脚踏实地，针对灾害连年，民贫财困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为了绐开发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生活条件，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停兵息战，肃清匪患，赈灾救荒，安定民心。所以他：“返陕伊始，已将从前苛税、杂捐暨陕南四倍加征，飞令各县一律停征。”②同时连续致电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代陕民请命：“陕西旱荒连年，灾情惨重……加以冯军盘距，专事诛求……虎城代罪乡邻，痛心民瘼”，决定“一面派兵剿匪，限期肃清。一面分别工、急两赈，兼筹并进，急赈则就灾情各县，设所收容，开厂施粥……工赈则修路、开渠、掘井、导河、随在兴工、期于两利。”③在同年发表的《政见商榷书》中，亦把此几项做为从事建设的先决条件。
杨虎城认为开发陕西的第二方面，必须从“整顿教育”，培养人才着手。“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因为中国人思想落伍，智识浅薄……所以欲要民族进步，定要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教育，增长智识。”④建设陕西是一项社会事业，“是要社会上的人才来办的。”⑤而“陕西僻居西北，风气晚开，各种教育，素不发达。”所以必须全力“振兴教育”，“政府对于教育，不是敷衍了事，非要实事求是不可”，各部门都“要以全副精神去做教育事业。”⑥为此，应“督促教育厅，厘定法规，整顿各级小学，注重乡村教育，以达教育普及之目的，”
在教育培养人才中，首要的是破“闭关自守“的封闭意识。杨虎城对学界讲话时指出，陕西的地域性封闭观念十分严重，嗣后吾人应打破地域观念，目光须直向潼关以外，乃到中国以外，去探视去接受新的潮流。“全社会都应这样作，而教育界责任更大，要以此培养出新的人才。”
杨虎城认为开发陕西的第三个方面是“整顿交通，陕省疆域广袤……交通不便，情势隔阑。关于文化之输入，物质之运转，无不在感受困难。”“现在的急切之图，先要将交通恢复。”⑦在就任省政府主席时，他发表《政见商榷书》，主张“体察地形，将全省道路，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俾臻宽平，务使各处重要城镇，声气联贯，纵横四达。”⑧
第四个方面是开发农、工、商等实业。陕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土地肥美，河流众多”，自古以农业为经济主体。但民国九年以后，“徒以农政废弛，水利坐弃，一遇雨阴不对，即易酿成偏灾，饥馑流亡，动渲惨剧。最近三年之旱荒，饿毙人民至以数十万百万之众。”所以杨虎城主张要开发水利，振兴农业。在广大农村应“勤导农民，凿井浚泉，并于小河细流，一律开渠引水，借资灌溉。”⑨各种水利计划，均应为紧急要务，“克日兴工”，“全力进行”。
陕西财力有限，必须开发实业，加强流通。杨虎城认为此项工作须政界农商合力进行，或公办，或民办民助，同时并举。他指出：“吾陕过去习惯，政府是政府，农商是农商，各不相联，这是一个缺点，要知金融为社会命脉……政府受民襄助，事业定能成功……决不能彼此离开。”⑩同时，要“充分认识，(必须)用科学方法改善商业”，使其发达，从而“与工业农业等一样的站在水平线上前进。”(11)
综上所述，杨虎城认为，只有“赈灾、教育、交通、实业、(水利)等等切要之图，无不竭力整顿举办”，始能“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达到建设新陕西之目的。”(12)
二、对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贡献
陕西的新式教育，在晚清及民初曾一度有所发展。民国八、九年以后，由于军阀争斗，战祸连年，加上灾荒频仍，陕西教育急剧衰败。当杨虎城于1930年由豫返陕时，曾由潼关至渭北细为考察，原来很有基础的同州第二师范等校，“校内一切无”。而“原为渭北文化集中”地的“学校林立之三原”，“现在残破不堪言状”。其原因一在于军阀破坏，如“宋哲元、刘郁芳等对于教育不但不加提倡，反而竭力破坏，有以致之”。原因二在于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被“各地驻军，仍行任意提用，莫敢谁何。”三是“学款积欠，动累年月，教师每苦枵腹，课业因而停顿，青年荒废”(13)。
杨虎城振兴教育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改革全省的教育管理，起用进步人士。他在筹组省政府时，以共产党人南汉宸为秘书长，并聘进步人士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杨虎城果断地撤换了一批旧校长，委任一批进步人士为新校长。同时，他又把教育系统一些保守分子有计划的调出，补充了一批年轻进步的新知识分子充实教师队伍。进而扩展各中学的规模扩大招生名额。比如仅尧山中学一所学校，就任用于方仲如、冯一航、袁若愚、何寓础、张希钦、赵曼青、原禾森等革命知识分子。1932年，在杨虎城支持下，爱国学生又发动“4·26”运动，把蒋介石派来陕西专门调查杨镐“赤化教育”的考试院长戴季陶从陕西赶走。
第二个贡献是全力筹措和保障教育经费专款专用。杨虎城认为，“陕西过去教育落后的原因，固然是交通不便，而主要者，是经费常被挪用，教育费无着。”所以他刚就任省政府主席，就决定“今后把教育经费令其完全独立……且要陆续增加，使教育能日行发展”(14)。为此，“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宏而造就。”(15)1931年初又决定，“嗣后陕西所入，悉用之于建设事业”。“目前宁可把军队解散，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与此同时，为了发动全社会都来振兴教育，他由自己做起，从所部军费中拨出一笔专款，充作教育基金，由教育界进步人士组成陕西教育基金会保管姿员会，推梁午峰为负费人。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20多年来陕西教育经费拖欠，教师工资七折八扣的状况，调动了广大教师立志兴学的积极性。
第三个贡献是开办学校。早在1922年，当陕西靖国军被军阀改编时，只有杨虎城所部为“保存一点西北的革命种子”而移居贫瘠的陕北榆林。当时尽管杨部寄人篱下，情况因窘，仍设法赶走花马池一带的盐官税警，废除旧的盐务制度，将其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兴办启蒙和中等教育，在定边、靖边等地共兴办小学五所，在宁条梁驱逐了学校中的天主教势力；新建一所中学，又在汉蒙杂居区建汉蒙小学一所(16)。当时三边地区“办教育的老先生，多在家里抽烟，……(杨虎城)便不客气地将各学校重事整顿。将暮气沉沉的老先生们，一鞭驱逐，另外由外边请了许多教员，办理教育”(17)。
在靖国军时期，杨虎城在创办耀县三民军官学校的同时，同其它革命军队“多撙节薪饷，兴办学校，深得一般人的景仰”。杨虎城回忆说，“那时兄弟也是办学的一员，我到西路，每至一县，便要咨询教育状况”，振兴当地教育。“我开到陕西扶风时，一般绅士便让我在学校里驻扎……我严厉拒绝，始寝其事”(18)。
30年代前后，正是“由于杨虎城、邵力子的关心支持，陕西教育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在他们领导下，“1931年，陕西省政府公布了陕西教育厅规程和督察和学办事细则”，1932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杨虎城同于右任一起被委任为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并于当年在陕西筹建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
1933年，杨虎城被蒋介石撤掉省主席后，仍念念不忘办学兴校，他曾说：“陕西省的主席不干了，在自己家乡，由自己出钱办一个学校，这一点权力和自由，总还可以有的吧”。于是真的出资在家乡蒲城开办尧山中学，还为了让学生有实习田地，购置3000亩土地作学校农场，又成立子勿幕图书馆，当时藏书为陕西第一位，另外他还计划兴办简易师范以解决师资采源(20)。受其影响，十七路军汽修厂于1938年又创办了西北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培养当时最急需的机械制造专业人才。
第四个贡献是培养骨干人才与派遗留学生。早在靖国军期间，他就先后派王世英、任云章、刘去龙、周某等人分赴广东、四川讲武堂及黄埔学校学习深造。黄埔一期中陕西学员较多，与杨虎城的派遣资助有很大关系。此后，他又资助派遣大批陕西进步青年出洋留学。著名的如赴日的王炳南(后赴德)、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等；赴德的郭则沉、江隆基、韩鲁等；赴法的潘自力；赴英的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等(21)。许多赴外青年学成回来后，都成为实业建设、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对开发交通兴办实业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进逼华北，国民政府向西南、西北实行战略转移，可当时的西北及陕西极少现代工业，许多军阀混战的创伤犹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难以适应形势需要，社会各界“开发西北”呼声甚高。陕西作为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第一要务”就是修路。
杨虎城开发陕西交通的第一个贡献是兴修铁路。列宁指出：“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22)。在杨虎城主政期间，陕西铁路建设从无到有，陇海铁路不断向西展筑，“主要是修筑了灵潼(灵宝至潼关)和潼西(潼关至西安)两段，后又修筑了西安至宝鸡段线路”。“灵潼工程1930年动工，1931年12月完工”(23)，1932年1月通车营运；潼西段1934年12月完工，次年1月营运，西安咸阳段1935年动工，次年2月通车。陇海路通车西安，意义十分重大，时人指出：“潼西段为国家筹款国人建筑之先声。”(24)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最初设计的西安火车站，位于北门外。但站址正好位于陕西最大的回民公墓，若依此方案施工，一来可能酿成民族纠纷；二来必然会延缓铁路通车时日。杨虎城为此专门出面协商，重新勘定站址于今解放门外，使这一问题圆满解决，保证了铁路及时通车。
陇海铁路把内陆城市西安同连云港接通，推动了陕西的近代化。包括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在内的陕西各界代表专程赴连云港考察。在考察报告中他们写道：“此路利剂之大，不仅在便商旅，输入文化，而且在调剂农村，开发经济。……如本年棉花大批东运，价值至少在一千万元以上……过去因交通不便，投资者视为畏途，每裹足不前，现在交通已畅行无阻，津沪各银行界，及各地大工厂，当因铁路之便，踊跃投资，共谋开发。”(25)
杨虎城开发陕西交通的第二个贡献是公路建设。在杨虎城主政的30年代前期，“陕西的公路建设迅速地由关中向陕南、陕北推进，出现了公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这期间，先后改建了西兰，新修了西汉(宝汉段)、汉宁，咸榆、长坪等几条主要干线公路，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南北各路均与邻省沟通，全省公路网的雏形初步显露出来”(26)。从1929年开始，杨虎城的西北军与华洋义赈会共同负责，先“用以工代赈方式修建西兰公路。”次年，杨又调部分军工参与了西凤公路的修筑。1933年，杨虎城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决定修建凤陇公路，由省建设厅具体主持，1935年5月建成通车。
1934年，西兰公路决定改建为丙等国道，施工任务主要是由杨虎城部的兵工担任。6月23日，在西安举行开工典礼，先由杨虎城检阅全部筑路部队。讲话结束后，各团士兵即修筑西廓门外第1公里路段，路基筑完后，杨虎城同来宾进行视察，典礼结束。同年，杨还派部队与民工一起参加了汉白公路的修建。
1936年，又由兵工整修了咸榆公路延安以南原来难以通车路段，改建了桥涵，使甘泉至延安间汽车通行无阻。“双十二”事变前夕，杨又与张学良共同派部队翻修了西潼公路的几座桥梁。1930年，杨虎城以省政府发布命令，定每年3月12日为公路植树节，令军队在路旁植树，次年，令公路局通知各县栽行道树。
在交通先行的同时，杨虎城及其部属还尽一切可兴办实业。杨虎城主陕期间，十分重视陕西机器局的建设，“杨虎城兼任局长期间，曾实行工人自选监工自定技术等级，共同制定生产计划，并按产品通过检验达到的合格率发放工资的办法，使生产有所发展。”(27)
为了推动全省的经济开发，1932年初，在杨虎城支持与陇海铁路管理局合作下，邀请全国知名经济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40余人组成“陕西实业考察团”，分南北两组，对30余县的农林、矿产、水利、工商、交通经济进行全面考察。8月12日，考察团到达潼关时，杨虎城特派专人及10余辆汽车前往迎接，又派水利专家李仪祉等3人随团协助考察。1935年5月，《陕西实业考察》一书编成，杨虎城亲笔题词，内有“跋山涉水，饱受风霜。搜罗宏博，记载周详。目张纲举，热心提倡，促进实业，决胜商场”(28)等语。
杨虎城主持的陕西机器局的原料硫酸、盐酸、硝酸主要从日本进口。“九·一八”事变后，原料断绝，杨虎城决定集资创办三酸厂。1933年建成，定名为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因产品供不应求，1936年又扩建，生产能力增加3倍，远销华北华中各省。集成三酸厂的成功，“对西北化工业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发动西安事变的物质条件之一，还及时支持了西北地区制革、印染、造纸、火柴、冶炼、焊接、开矿等工业品和民品生产，促进了工业的全面发展。”(29)
为了开发西北的药材资源，1934年，杨虎城指示拟制兴办国营西药厂方案，被蒋介石阻挠。次年，杨又指示其参谋长(兼省银行总理)韩威西与医药处长薛道伍出面，在社会上兴办西北制药厂。该厂生产的“咳立平”、“新美乐”等药片还打入国际市场。同年，杨虎城又在咸阳建成尧山油厂，该厂设备进口，油质量高，畅销几省，规模不断扩大。
1935年，西北最大、设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厂(即大华纺织厂)在西安兴建时，从选址到兴建和投产，都“得到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省主席邵力子等军政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赞许与支持”(30)。
四、对开发水利振兴农业的贡献
陕西是中国最早的水利灌区，可在杨虎城主政前，因军阀混战，灾荒不断，水利设施惨遭破坏，农业生产条件急剧恶化。杨在未就任省府主席前，就多次呼吁以工赈灾，振兴农业。其措施就是“开渠、掘井、导河”，大“兴水利”。在筹组省政府时，为保证开发水利事业，特意千方百计把全国水利专家李仪祉请来任建设厅长。当时李任全国导淮委员兼农务处处长及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负责设计杭州湾海塘工作，但杨虎城以同乡情谊，且陕西水利亟待整修，几经努力，方将李争回陕西。
李仪祉到陕后，杨虎城请其主持修建关中灌溉工程。从1931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先后开修了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渠，为缓解灾情，杨虎城采取”以工代赈”之法，既赈济灾民，又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工程款一半由省政府负担，一半请华民义赈会捐助，并争取到爱国华侨的大量募捐钱物，总计100万元。泾惠渠仅用一年半时间建成，可灌田65万亩，为陕西最大工程之一。洛惠渠1937年初建成，可灌田50万亩。1938年渭惠、梅惠先后告竣，可灌田80万亩。从而使陕西农业开始振兴。(31)
为了开发农业，杨虎城还制造、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及推广粮棉新品种，“西北地区自制的农业机械，要数30年代初陕西军械制造局改为机械局后转产生产的三马力抽水机和中耕机。”30年代中期，陕西引进第一台拖拉机，转交于西北农学院，当时远近群众成千上万人争相观看这个“铁牛”。1934年，又成立了陕西棉花改进所，正式开始棉种推广工作(32)。
1932年，在杨虎城支持下办起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直接或间接引入外国苹果良种。”此后，关中各地农场及一些个人也纷纷引进西洋苹果，总数达三四十个品种(33)。
在杨虎城主陕期间，陕西农村养殖业也开始兴盛。如美利奶羊、萨能奶山羊、土根堡山羊、荷兰黑白花奶牛、娟姗奶牛、更赛奶牛等，都在陕西公私农牧场或农户中饲养，促使西安等城镇兴起乳品经营业。
杨虎城还积极扶持养蜂业。1929年，当西安呼若农引入意大利20群蜜蜂创办蜂场并在西安首创蜂业门市部时，杨虎城下令表彰嘉奖，一次赏给其钢洋三千元。在杨虎城鼓励倡导下，养蜂者日众，大荔、耀县、泾阳、富平等县纷纷放养。到1935年，径阳蜂场附设的蜂具厂，已名列全国三大家之列，还创办了《陕西蜂业》杂志。陕西养殖业也逐渐形成繁盛的局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杨虎城不但是一个进步、爱国、抗日的将领，也是一个关注民生，切实推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创业者，是开发西北、推进陕西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注释
① 《给陕西旅平同乡会的复电》，《西安日报》1930年12月26日。
② 《对民政厅职员的训话》，《西安日报》1930年12月21日。
③ 《西安日报》1930年11月15日。
④ 《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杨虎城言论集》第1集，以下凡引文未加注者，均见该书。
⑤ 《对民政厅职员的训话》，《西安日报》1930年12月21日。
⑥ 《在全省教育局长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新秦日报》1931年3月5日。
⑦ 《在西安商界欢迎会上的讲演间》，《西安日报》1930年11月19—20日。
⑧ 《政见商榷书》，载《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⑨ 《政见商榷书》，载《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⑩ 《在西安商界欢迎会上的讲演间》，《西安日报》1930年11月19—20日。
(11) 《在西安商界欢迎会上的讲演间》，《西安日报》1930年11月19—20日。
(12) 《1931年元旦训词》，《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28页
(13) 《政见商榷书》，载《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4) 《在泾阳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话》，《新秦日报》1930年12月10日。
(15) 《政见商榷书》，载《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16)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笫68页、第67—68页。
(17) 《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第三次大会上的讲话》，《新秦日报》1931年3月6日、9日
(18) 《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第三次大会上的讲话》，《新秦日报》1931年3月6日、9日。
(19)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发排样本)。
(20)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笫68页、第67—68页。
(21)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笫68页、第67—68页。
(2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23)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发排样本)。
(24)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90辑第215—216页。
(25) 《陕西各界连云港考察记》，转引自《开发研究》1990年第1期。
(26)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编：《陕西公路史》第1册第26页。
(27)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发排样本)。
(28)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269—270页。
(29)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发排样本)。
(30) 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发排样本)。
(31) 参见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第397页、第410页。
(32) 参见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第397页、第410页。
(33) 参见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78页、第397页、第410页。
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相从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