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的重要贡献
刘杰 冯婧
西安事变前后，彭德怀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① 可以说，彭德怀时任要职，但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鲜为人知。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严重斗争中，如果说毛泽东是坐镇陕北，运筹惟幄；周恩来等是奔走于西安和云阳间，纵横捭阉，苦心斡旋；那么彭德怀则驰骋沙场，调兵遣将，与友军结成三角联盟，以军事行动保障政治谈判。由于彭德怀率领红军，实施积极的军事行动，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且在军事上也形成了有力的策应和支撑。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其军事方面的活动及其作用论及不多。在这方面，彭德怀以其特殊的地位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拟从这一侧面，对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作一点补充。
一、对事变反应迅速，为中央积极出谋划策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彭德怀总指挥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反复研究，对事变作了冷静的分析思考，迅速地于事变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接连致电中革军委，对事变的作用、处置手段、相应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安事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电报估计到，何应钦可能组织蒋介石嫡系军队发动对张学良的战争，建议红军应把握主动，“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巩固和发展对毛炳文、曾万钟两军的统战工作，以援助张学良、杨虎城，推动全国抗日怒潮。”② 彭德怀作为“前总”总指挥，十分了解前线将士的心理，深知许多官兵有杀蒋复仇情绪，但他们在电报中并未向中央提出“杀蒋”、“审蒋”等要求，表明他们在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冷静态度和大局观念。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他强调指出：在军事上，对刘峙、胡宗南等可能采取的威胁和军事进攻，“我们应即部署”。在政治上，“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③ 后来，彭德怀在回忆中说：“双十二事变”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④上述可见，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对于事变的性质、影响、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及军事方针等基本问题上，彭德怀与党中央的看法是一致的。抗日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根本目的，不杀蒋介石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前提，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手段。彭德怀为首的“前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不谋而合，有助于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和对策的正确决策。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以后，东面国民党的刘峙、樊崧甫部开始撤离潼关，东北军、十七路军以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但是，彭德怀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正确地分析国内外时局。27日至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连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三军领导人，一方面认为“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较多可能，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⑤ “西安事变后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蒋) 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⑥ 另一方面则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更积极组织亲日派，利用英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全民抗战的动摇态度来威胁蒋，“因此蒋介石回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紧紧地抓住两个环节：一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二是扩大红军。⑦ 这些分析判断与党中央关于形势正在好转，但蒋的承诺“尚待证实”，故红军应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的分析判断是一致的。⑧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彭德怀能够保持冷静头脑，全面分析时局，正确做出抉择，表现出他政治上的成熟和远见。
二、直抒己见，协助中央制订军事方针、完善军事部署
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关键时刻，彭德怀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员，对党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命令并不盲目执行。发现上级指示有需要完善之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政治上、军事上的深谋远虑，直抒己见，协助统帅部进一步完善各项决策。同时，对自己建议中的不正确之处，一经军委和毛泽东指出即迅速改正。这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彭德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主要如下：
第一次是对中革军委12月12日指示的修正性建议。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在着重研究如何从政治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军事方面应采取的方针，重新部署红军主力的行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德怀、任弼时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⑨ 这是一个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西安张、杨的战略设想。
彭德怀和任弼的认真分析了时局变化后，于14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对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提出了独到见解，认为：(1)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2)为把握主动，应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战胜胡敌后即行南下掩护张、杨；(3)鉴于红军以进攻姿态出河南巩固西安，可能延长内战，在北面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而从河南迂回到敌后援救西安，需时二十天，时间来不及。⑩因此主张红军目前主力不宜出河南，而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从战略上配合西安的张、杨。
显而易见，虽然中革军委和“前总”对于西安的张、杨，都主张在战略上予以配合，但是在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针上意见却不够一致，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红军主力是经陕北即刻南下，还是在陕甘边驻守。二是红军主力行动的基本目标是进逼敌首都南京，还是巩固西北根据地。在猝然而至的事变面前，作为在后方的统帅部——中革军委与前敌总指挥部的最高首长之间出现上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它反映了我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时局的初步认识和上、下级间正常的良好关系，也表现出彭、任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12月13日，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亲日派何应钦执掌军权，指挥调动军队，挺进陕东咽喉潼关，围华县，逼渭南。这时，洛阳、潼关、华阴一带，国民党的十个军和一个教导总队全力对付张、杨，人数不下数十万，并有飞机数百架。北面，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与集中在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一带的红军对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内各派、各系军阀也群起攻击张、杨。甚至苏联也通过《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对张、杨持反对态度。西安的张、杨一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其部队“出现不稳”，有的已叛投蒋军。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红军迅即出动，直接援助张、杨，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巩固西安，已成为我党能否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出现的关键所在。于是，一面坚持红军主力立即南下，同时也接受了彭德怀等的意见，修正了原来出兵河南、进逼南京的计划。14日毛泽东回复彭、任：红军“第一步到西峰镇”。(11) 显然，毛泽东也考虑了从河南迂回到敌后远不济急的因素。这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针。当天，彭德怀立即发布命令，规定三个方面军主力七天内南进至西峰镇、庆阳地域集结待命，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及骑兵团留在北线，封锁消息，监视胡宗南等部，掩护主力南移。
第二次军事部署调整是；12月15日至16日。
15日，胡宗南部的孔令恂、周详初两师有经惠安、金积向宁夏撤退的迹象。彭德怀认为在胡部撤退时，消灭其二、三个师，可以争取毛炳文、曾万钟两部，中立青宁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所以一面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按原定计划16日南下，一面要左权、聂荣臻指挥第一方面军坚决消灭大水坑的胡部，得手后再行待命南下。(12)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15日至16日四次电示彭德怀等：胡、毛两敌移动“时间尚不能定，且大水坑、豫旺堡节节有坚工(事)，打难必胜，仍应向西峰方向行动”。“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十天到十二天到达延安”。(13) 彭德怀虽然对放弃打击胡宗南的有利战机感到可惜，但从全局出发，他对中央的焦急心情是心领神会的。兵贵神速，一个小时后，即电复中央：“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即命令部队：“战略改变，野战军本月二十日集中肤施(即延安)、甘泉待命。”(14) 比毛泽东来电要求的到达时间提前了六至八天。
第三次的“攻敌所必救”之建议受到中革军委的高度重视。
1937年1月2日，当蒋介石蓄意报复，调遣大军重新进逼西安之际，彭德怀又及时向中革军委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鉴于日本压迫南京打击左派，征服中间派。我们的战略方针应以巩固张、杨两部之联军，打击刘峙东路集团，西防孙震，北防胡宗南等，并力争使其动摇。为此，野战军第一步应集结在兴平、扶风地域，相机打击进犯西安之敌。如将来地形、敌情不利于我作战时，则向商州、洛南转移，进攻洛阳，深入河南，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直接从军事上支援张。杨，不使他们陷于孤立。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个“攻敌所必救”，即以主力深入敌之根本重地，借以调动敌人，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见非常重视，不仅调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先期进军到商洛地区，而且也准备将红军主力全部开往陕南，跳到敌战略包围圈的外侧。只是由于地形、缺粮等不利因素，特别是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一战略设想未得以实现。
第四次是对中革军委救援西路军方案的不同意见。
1937年2月，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却连连受挫，“情况颇严重”。张闻天、毛泽东等来电，征询彭、任“有何意见”，并告之。军委“极秘密(地)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15) 拟由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或第四军)，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及直属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对此，彭、任、左权(时任“前总”参谋长)致电军委：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之重要关键”，认为红军以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1／3出援不易完成任务”。途中需要时间40天，万一发生变化，则增援无效，困难更大，可能被蒋军隔断，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16)军委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情况变化)时在东面作战”，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不动。随后，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后来，援西军向西开进至陇东镇原地区，距西路军尚有近两千里路程时，西路军兵败，援西军只好就地转入整训。事实说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等的建议，调整援西军的兵力部署是正确的。否则，红军兵力分散，援西军远征跋涉，既难以救援西路军，又分散了东面红军主力的实力，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如果时局突变，红军主力难以迅速集结，将会导致全局上的被动。
综观上述彭德怀提出的几项建设性意见，都是从大局出发，立足于巩固西安，准备应付突发事件，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达“迅速停止内战，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之目的，不失为远见卓识，故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这为最高决策层制订军事方针和完善军事部署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三、形成“三位一体”的防御格局，以军事实力保障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彭德怀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调整行动部署，促使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的战略格局，壮己声威，威慑敌军，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有效地配合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治谈判。
第一，建议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统一指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指挥体系。
12月14日，彭德怀和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估计何应钦可能发动对张、杨的战争，“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17)这项重要建议，与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当天，毛泽东等十人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下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18)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
17日下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一行九人，飞抵西安。如果说，周恩来到西安前，张学良、杨虎城对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应战尚无把握，那么，周到达后，与张、杨商定了一系列措施，张、杨便感到有所倚恃。这些措施包括：提出和平解决的五项条件；成立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形成“三角同盟”，即以十七路军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红军立即接防延安、甘泉，主力南下渭北侧击蒋军。
“三角同盟”所形成的合力，大大增加了西安方面与南京、蒋介石方面谈判的砝码。据台湾李云汉的记述：“周恩来到达西安之日，陕北红军即开始从张、杨手中接防陕北延安等地。原驻陕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均已奉调南移。有了周恩来等的协助和共军的支持，张学良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了”。张“强辞抗辩，自称西安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和共产党联合，是“基于爱国抗日之合理之举”，释蒋离陕，“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19) 在“三角同盟”的压力面前，被困在西安的蒋介石被迫于17日向张学良提出停战三天，并给何应钦下了一道手令：“星期六(十九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战争气氛暂时有所和缓，但各方调遣兵力的活动片刻未停。
第二，应张、杨的请求，率红军主力南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红军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所以，当张学良请求红军集中环县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立即电复：拟以二万红军移驻环县、曲子、豫旺堡、毛居井地域于你部靠近。如果胡宗南等部自北向南进逼时，红军坚决从其侧后进击，配合你部坚决消灭之。14日，毛泽东指示彭、任：东面军情甚迫，已进入潼关的樊崧甫和咸阳的万耀煌企图围城救蒋，张、杨所部仓卒未能集中，“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20)
为此，彭德怀率红军主力分两个步骤南下：第一步骤，是12月20日红军兵分两路，取直径向南开到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区。红军这一步骤对于稳定张、杨部队起到重要作用。红军主力的增援自然使张、杨感到有了依靠。张学良对红军战斗力十分赞许，时隔55年后，张还赞叹不已：“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撤退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共军，即消灭不了他，最好与他合作”。第二个步骤，是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采取的。当时蒋介石调派三十四个师的兵力向陕西推进，又攻占潼关，形势骤然逆转。同时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解决西安问题，企图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孤立红军，瓦解“三位一体”的联盟。一时西安方面极为震动，所谓“奔走骇告，莫知所措”，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思想十分混乱。1月5日，杨虎城要求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开到关中地区，给以全力支援。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要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21)两天后，彭德怀率直属队到了淳化。7日，毛又电示：野战军十日前全部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十二日前作好准备，以大部出商雒，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京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22)随后，红军相继到达三原一带，在内线策应友军；一部进到南山、蓝田一带，在外线摆开阵势，威胁东线国民党军的侧翼。
红军一硬，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心甫定。因西安方面在红军主力支援下采取强硬态度，作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压力，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下令缓攻西安，认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共军“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招非常厉害”。(23)蒋军将领对以红军为中心的“三位一体”作战体系也极为恐惧，认为“逆共合股，其势已成，若不早除，后将噬脐”。甚至力主动兵的何应钦也深有顾忌：红军“亦已陆续南下，若使一旦冲出潼关，则洪流溃决，必至难于收拾，中央调驻重兵于陕境，实系重在防”红军。(24)因此，国民党不得不派人向西安方面提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个方案，于是谈判重开。
第三，说服友军，力主和平，以“同进同退”的姿态，竭诚维护“三位一体”。
对于谈判和蒋介石提出的甲、乙两个方案，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团结抗日；坚持“三位一体”，坚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团结，防止蒋介石分化。两案相比较，甲案有利于维持“三位一体”，乙案则联盟分散，因此倾向于以甲案为基础谈判，或和或战，应由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左派打定主意，红军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
但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战与和问题上分成两派，主战派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主和派不能公开讲话，矛盾越演越烈。中共代表团从中苦心斡旋，几经说服，仍不能达成一致。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彭德怀及时地去做说服友军的工作。1937年1月下旬，彭、任从云阳镇赶到西安，同杨虎城、王以哲等晤谈，并出席了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据参加座谈会的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申伯纯回忆：会议开始后，主要由红军代表彭德怀和任弼时讲话，向大家申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善后问题的立场。指出：(1)现在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 (2)蒋介石受英美的影响，抗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西安事变放蒋走是对的，争取和逼蒋抗日，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可能性都大。(3)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因为打仗不利于张先生回来，反而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25) 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对放蒋想不通，彭德怀和任弼时亲往其师部说服了赵，并同他合影留念。赵后来回忆：“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放蒋是对的。”(26) 这一段时间，彭德怀等或会晤主战派将领，说明争取和平的必要性，或在群众大会上宣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宴请有关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为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各级将领，认识到中共代表意见是正确的，大规模的新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这与彭德怀等所做的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是分不开的。
彭德怀不仅为争取和平解决事变做了最大努力，同时也做好了与友军同进同退、战和与共的思想准备。认为必要时可以“同他们一起打，但使同盟者知道和平解决方针，要南京送张回，免战争发展。要打我们也应参加，指导这一战争——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也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27) 以彭德怀为首的“前总”，为维护“三位一体”，宁愿使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战和与共”的姿态，与中革军委的“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的主张完全一致。
西安事变前后，彭德怀还和任弼时一道从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后勤供给、军纪军容、统战策略等方面整训部队，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军事、政治素质。并且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猛烈扩大红军”。整训和扩红过程中始终贯穿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使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及军委保持一致，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保障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彭德怀在西安事变前后所作的各种努力，为使事变的结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迎接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来，起到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社科部军队政工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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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革军委给红军各首长命令》，1936年11月26日。
②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10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21至622页。
④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8页。
⑤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4页。
⑥ 彭任致中革军委主席团的电报，1936年12月27日。
⑦ 彭任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并一、二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12月28日。
⑧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31页。
⑨ 军委主席团给彭、任电报，1936年12月12日。
⑩ 彭德怀、任弼时致中革军委的电报，1936年12月14日。
(11)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信，1936年12月14日。
(12)彭德怀、任弼时致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宋时轮的电报。1936年12月15日。
(13)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2月15日、16日。
(14)彭德怀、任弼时致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
(15)《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礼1993年12月版，第326页。
(16)彭、任、左致军委电报，1937年2月21日。
(17)彭德怀、任弼时致中革军委的电报，1936年12月14日。
(18)《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22页。
(19)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第108-109页。
(20)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信，1936年12月14日。
(21)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5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7日。
(23)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196页。
(24)陕西等三省档案馆编：《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276页。
(2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页。
(26)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
(27)《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81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