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救亡运动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张万杰
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研究是西安事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其研究大多集中于西北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关系的探讨上，而对于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之间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还缺乏详细、客观的论述。本文拟就东北救亡运动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东北救亡人士①通过开展救亡工作竭力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思想的转变，推动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关键性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入关的几十万东北民众饱尝了乡破家亡、做亡国奴的惨痛，一致要求打回老家去。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东北救亡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最先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张学良下野出国后，救国会被国民党政府强令取缔，东北救亡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张学良归国后，大肆宣扬法西斯理论，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将收复东北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1935年9月，他奉命将东北军调入西北前线与中央红军作战。然而，东北军在与红军交战中损失惨重，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极大震动，他们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感到东北军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一种无期徒刑”，②开始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
做好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是东北救亡人士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东北救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等大多为张学良的幕僚、好友，是其智囊团、核心组。其中杜重远在东北的威望较高，不但深得张学良的信任，还与西北军杨虎城、杜斌丞有着较好的关系。1935年7月，他因在《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引起了张学良、东北军、东北各阶层的广泛关注。10月9日，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以看望狱中的杜重远为名，齐聚上海，讨论东北军的前途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③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委托高崇民持信赴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11月，高崇民到达西安时，正值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与“五大”。在此期间，张学良赴沪密晤杜重远，将心中的苦闷告之，杜重远批评他对法西斯及蒋介石认识的错误，指出只有停止内战、联共、联西北军、联苏一致抗日，东北军才有出路。张学良很受启发，通过抗日将领李杜来找寻共产国际及中共方面的关系。
此外，在东北军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共产党员及东北军爱国将领也一直在做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共产党员刘澜波从九一八事变后就投身东北军中，以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秘书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早在1934年张学良刚归国不久，他就亲赴武汉，向张力陈东北军在其出国期间受尽歧视、压迫的状况，指出“只有抗日复土才是唯一的出路”。④张学良听后十分感动。受刘澜波影响，东北军骑2师师长(1935年后为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黄显声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他不止一次地规劝张学良，不可上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当，对共产党“只能联合，不可敌对”⑤的思想，两人为此还发生过争吵。张学良进驻西北以后，在他身边集聚了一批要求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军官，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代表，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他们年青气盛，血气方刚，不满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将联共抗日的主张向张建议。这对于正在寻找东北军出路的张学良来说，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1935年底，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且决定首先争取在西北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被俘军官高福源就是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主动担任中共中央与东北军联络的使者，沟通双方的关系。张学良开始通过高福源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共抗日的思想在内心萌动。
在党的抗日方针指引下，1935年底1936年初，东北救亡人士不约而同齐聚西安，他们及时取得联系，相互沟通思想，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展着东北救亡活动。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会议返回西安后，高崇民向他传达了核心组的意见，并接受其挽留，在西安从事东北救亡工作。他广泛接触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在内的东北军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还将《八一宣言》的精神向张学良谈起。不久，共产党员孙达生、刘澜波、宋黎，爱国教育家车向忱等人也相继到达西安。孙达生受上海党组织委派到达西安，主要在67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深得王以哲将军的信任。刘澜波被黄显声介绍到西安“西北剿总”内部，以第四处第一科科长的公开身份及黄显声秘书、105师师长刘多荃族弟的有利条件，广泛做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的思想工作；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宋黎到西安后，努力使学生运动与军队武装抗日结合起来，在群众及学生中影响很大；爱国教育家车向忱到西安后，将东北军眷属子弟收容起来，以两元钱起家办起竞存小学，对其进行抗日复土的宣传。这些救亡人士的到来，使一度低沉地东北救亡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西安成为东北救亡运动的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张学良，促使其做出与共产党、经军联合的决定。 1936年4月，张学良同周恩来在肤施(延安)秘密举行会谈，初步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思想。
为进一步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刘澜波在中共北方局的支持下成立了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将东北军及其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统一组织起来，成为党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组织机构。“东工委”成立后，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学兵队及抗日同志会中都积极开展党的工作，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争取与培养了一大批东北军爱国军官。这些东北军爱国军官不但接受了联共抗日思想，而且带领所部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对东北军的影响是深远的：一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在前线相互鼓励，成为友军；一部分东北军用打假仗等方式蒙蔽蒋介石集团。东北军与红军之间不再相互对峙，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刊登了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为标题的报道，这样描写：“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⑥这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差一点引起了早产的西安事变”，⑦然而这确实代表了东北军将士要求抗战、打回老家去的心声，体现了他们的意志与决心。所以，当他们合理要求一再遭拒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
东北救亡运动促使张、杨合作，推动西北地区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大联合，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必要条件。
东北救亡人士最先疏通了张、杨之间的关系，推动两军联合的步伐。东北军到达西北后，蒋介石极力加以挑拨，散布“张学良失掉东北，有取西北而代之的企图”⑧，给张、杨之间造成了许多误解。张学良试图派人来设法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未见成效。高崇民到达西安后，持杜重远的亲笔信，通过西北军将领杜斌丞引荐，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二人谈得十分融洽。张学良得知后，便委托高崇民做好与西北军的联系工作。孙达生、刘澜波等人到达西安后，与高崇民取得联系，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张、扬之间的联合工作。于是他们团结共事，密切配合，经常活动于张、杨之间及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积极做沟通工作。其中“《活路》事件”就是东北救亡人士精心策划与领导的一次促使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的重大事件。1936年4月，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3人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提出应该联共抗日、发动民众、培养干部等重大问题，取名《活路》，意指东北军与西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高崇民请张学良审阅，张学良仔细看过，认为“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⑨由于东北军没有印刷设备，张学良与杨虎城沟通后，⑩《活路》小册子就在十七路军总部印刷厂完成，并下发到东北军、西北军各军，师部队。《活路》小册子首次将西北大联合的思想付诸于文字，在两军队伍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国民党特务发觉后多方侦察并逮捕涉嫌人员。为此，高崇民被通缉，被张学良秘密送往天津。
在东北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1936年2月，杨虎城成立了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申伯纯为交际处处长，出面接待、请客，邀请东北军方面进步人士开座谈会，密商抗日大计。4月，张、杨在洛川直接密谈，双方达成了很好的谅解与合作。以后，双方各派要员开联席会、互通信息，进一步增强了解，不仅消除了两军误会，而且对于联共抗日的主张互相摸了底。8月以后，张、杨开始直接面商问题，不必以联席会形式互相通信了。9月左右，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军事大联合已经建立起来。(11)张、杨密切配合，为抗日问题开始同蒋介石公开对抗。如“艳晚事件”就是张、杨共同合作、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8月，蒋介石根据密报，密令逮捕在西安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活跃分子、共产党员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马绍周，以便找寻张学良同共产党联合的证据，对东北军进行整治。8月29日，特务先后逮捕马绍周、宋黎、关时润，途中由于宋黎呼救，被十七路军的巡逻队扣下。杨虎城立即通知张学良，张学良将宋黎接回，并派兵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张学良按照电令，保护性地“逮捕”了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因为去新疆而未“被捕”。“艳晚事件”影响很大，它是张、杨之间、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合作与信任的表现，也是张学良同蒋介石的第一次公开对抗，这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12)三个月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预演。
三
东北救亡组织与西北救亡组织相配合，使东北救亡运动融入西北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西安地处全国内战的中心，西北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最为强烈，“西北特支”(13)于1936年6月成立西北各界救国会(简称“西救”)，开展西北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艳晚事件”后，“东工委”酝酿成立东北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以便与“西救”相配合，用群众的力量、从外部推动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10月4日，以“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族解放运动”(14)为宗旨的“东救”成立，车向忱被推选为会长，刘澜波、宋黎等15人被选为常委。“东救”的成员上至东北将官，下至普通东北流亡百姓，范围十分广泛，实际上成为了代表全东北流亡民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东救”成立后，与“西救”密切配合，发动了数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东北救亡运动成为西北群众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10月10日，“东救”与“西救”共同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提出抗日口号。“东救”发表了《告同胞书》，明确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生路!”(15)鼓舞了爱国军人及爱国民众的抗日热忱；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10月30日，在“西北特支”与“东工委”的领导下，“东救”、“西救”等救亡团体共同发起西安文化界数千人举行追悼鲁迅大会。各界社会名流登台演说，群众情绪异常热烈，极大激发了西北文化界学习鲁迅、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的热情；10月，绥远抗战爆发。“东救”、“西救”及西安学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运动，工、农、商、学、兵、民等各阶层群众都投入到援绥运动之中，特别是东北流亡学生走上街头，哭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大力宣扬抗日精神，更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倾囊捐献。各界群众推举车向忱等3人组成“旅陕东北民众慰问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去绥远慰问抗日将士，张学良也转交他们30万元捐款。援绥抗战活动极大鼓舞了西安军民的斗志。
对于全国人民援绥抗日的热潮，蒋介石却不加理睬，而是倒行逆施，亲赴西安，威逼张、杨迅速“剿共”，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慨。12月9日，在“东工委”与“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安学联、“东救”、“西救”等救亡团体联合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请愿大会，准备了《上蒋委员长万言书》，词甚愤慨。反动军警开枪打伤参加游行的东北竞存小学的学生，愤怒的学生直接向蒋介石所住的临潼进发请愿。蒋介石下令张学良镇压这些学生。张学良劝阻前去请愿的学生，东北大学的学生失声痛哭，高呼：“我们愿意为祖国而死”，全场都随之呼应。张学良感动得泪流满面，诚挚地允诺，“你们请愿所提的几条，在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否则惟我张某是问”。(16)此次活动给了张学良“一个大的刺激”，(17)后来他回忆道：“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18)所以，张学良认为纪念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是西安事变发生的近因。
四
东北救亡人士参与、策划西安事变，并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坚决支持与拥护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东北救亡组织建议张学良对蒋介石采取非常之举动，加速张学良实现兵谏的步伐。蒋介石对于如火如荼的西北群众运动，迁怒于张、杨的纵容与支持。同时，他还认为张，杨有“通共”嫌疑，于是迅速逼其“剿共”，如若不从，有撤换张、杨之意。在此情形下，“西北特支”认为有“采取非常举动的必要”，(19)于是向“东救”提议此主张。“东救”向其询问西北军有多少可靠军队，得知有孙蔚如一军、驻西安的警备旅二旅及宪兵营全营均是同情救国反对内战的武力。“东救”随即向张学良的亲信进言，将联合西北军对蒋介石采取非常举动之建议传达于张，“张无表示”。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东救”又再次通过张学良亲信，促张实行非常举动，责以大义，谓“东北军西北军合有数十万之余，不可谓无救国实力，乃拘于服从长官的小节，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而置国家民族的生存于不顾，将来亡国史上，应首先负责的即为东北军，西北军之当局，天下后世，孰能谅之?”(20)张学良虽没有表态，但东北群众的抗日救亡情绪也深深影响着他，他决心再对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苦劝。12月7日，张学良向蒋哭谏。请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遭其斥责。在劝阻无效后，12月8日晚，张、杨认为“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21)12月9日，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的请愿活动，促使张学良扣蒋的决心更加坚定。
与此同时，东北救亡人士仍不放弃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积极帮助张学良策划行动。早在1936年10月，东北军少壮派军官苗剑秋就针对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匪不剿完，绝不抗日”的训话发表激进的演说，他公开煽动应当效法日本少壮派军官，给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来一个“二二六”事变。当晚，他与张学良进行密谈，要求扣蒋，但张认为还可以通过劝说使蒋改变。(22)以后苗还将扣蒋计划写信给张学良。(23)10月，张学良将因“活路事件”被通缉的高崇民秘密接回西安。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人也经常到高崇民住所与之商谈抗日大计。大家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他策。于是，他们经常向张学良进言，督促他尽快实现抗日愿望。11月，阎宝航来到西安，并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但还希望用自己的“至诚”来打动蒋介石共同抗日。当张学良劝蒋失败后，决心实施扣蒋计划。12月11日，他将高崇民等人接到新城，高祟民寓以典故，张学良亲定此次行动为“兵谏”，张、杨提出了八项主张，由高崇民、洪钫、卢广绩、黎天才4人参与起草通电。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下午，经张、杨批准，设计委员会成立，东北救亡人士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被选为设计委员，其中高崇民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救亡组织与其他团体一起开展救亡活动，号召西北各界群众拥护、支持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东救”与“西救”、西安学联等14个团体在西安高中礼堂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八大主张》通电，并酝酿召开西安市民大会。经过筹备，12月16日，300多个救亡团体共10余万人参加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西安市民大会通电与提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义举，吁请全国同胞迅予响应。依据车向忱的倡仪， “东救”发表了《东北民众救亡会告西北各界同胞书》，认为西安事变“将是中国抗敌联合阵线形成初步，是整个民族抗战的先声”，（24）并号召西北各界同胞担负起当前任务，支持西安事变。西安市民异常兴奋，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整队游行。这次大会充分表明了西北民众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拥护与支持。在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方针后，东北救亡运动的主要任务改变到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上来。“东工委”派《西京民报》(西安事变后改为《解放日报》)主编张兆麟兼负国际宣传，向外发稿，出面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贝特兰用英语对外广播，主要是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张、杨八项主张及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意义。“东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12月23日，“东救”将“双十二运动之意义”、“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如何发动全国抗战”、“民众与军人当前之任务”等项内容的宣传工作讨论出方案，聘请学者名人设立讲演台，组织了130人的宣传队，甚至深入到渭南乡村一带进行宣传，使民众对于西安事变的意义更加明确。
总之，西安事变是“真正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的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25)而东北流亡民众作为其中的一支生力军，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对西安事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促使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实现联合，促使他们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采取行动，发动了转变历史的惊人之举，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① 东北救亡人士为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主要来源于东北的三个层面：其一为东北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大多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并在其支持下开展东北救亡活动。代表人物有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人。其二为东北军内的中高级将领，他们反对内战，主张抗日。代表人物为少壮派黄显声、高福源、苗剑秋等人，元老派王以哲等人也主张联共抗日。其三为进入到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他们进行联共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代表人物为刘澜波、孙达生、宋黎等人。
② 于毅夫、关梦觉：《杜重远烈士事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254页。
③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李剑白主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④ 宋黎：《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周平生等主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⑤ 参见：《王仲超回忆》，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⑥ 张文琳：《海抡·斯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55页。
⑦ 张文琳：《海伦·斯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56页。
⑧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2月，第1页。
⑨ 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转引毕万闻：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87页。
⑩ 王惟之：《活路事件》，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11) 高存信、白竞凡：《对西安事变简史的意见》一文中表述，“三位一体形成的标志应以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达成秘密协定为联合之标志”“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第118页)，笔者赞成此观点。张学良1936年4月就与红军通过会谈达成共同抗日协定。杨虎城于1936年9月与张文彬会谈，达成了与红军合作的口头协议。张、杨此时已经开始合作，故1936年9月左右，西北军事大联合已经建立起来。
(12) 宋黎：《艳晚事件》，《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13) “西北特支”，全称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1936年1月在西安成立，谢华为书记，徐彬如、李木庵等为支部委员。
(14) 《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纲》，《西京民报》，1936年10月5—6日。
(15) 《西京民报》，1936年10月10日。
(16) 蒋鸣岐：《“双十二”事变中的竞存小学》，《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第54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17)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122页。
(18)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123页。
(19)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322页。
(20)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322页。
(21)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这样记述“(12月8日)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远方编：《张学良在二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69页)。另外，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中，这样表述：“十二月八日晚，张学良秘密地来到九府街芷园，找杨虎城交换意见，商讨最后对策，终于确定了兵谏捉蒋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页)。笔者参考上述文献，得出结论，12月8日，张、杨已确定了捉蒋计划，但当时还没有取名为兵谏。
(22)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
(23) 韦尔斯：《西安事变要闻》，转引王海晨、胡玉梅：《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24) 《东北民众救亡会告西北各界同胞》，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146页。
(25) 《杨虎城在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4月，第12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