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关系的演变——侧重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王树林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关系的基本模式。西安事变前后，以抗日作为政治基础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国共关系演变的主导趋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国共两党均重新考量自己的政策，国共关系开始出现转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终于停息，国民党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取消了苏维埃运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促使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解决了军事合作问题，最终实现了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国策，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关系的基本模式。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共关系开始出现转机。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强迫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包括平、津两市在内的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撤出平津和河北。随后，日本又策动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5年12月，经日本政府批准，由“满铁”投资的兴中公司成立。该公司对矿业、纺织业及华北铁路干线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短短十个月内，资本总额由1000万元激增至1亿元。①日本还策动、操纵了大规模的白银、商品走私，干扰、破坏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民国三十四年秋开始，漏税损失，每周有二百万元”。②华北沦为“满洲国”第二的危险迫使国民党重新考量自己的政策。
在处理华北事变的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1935年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的《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一文中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③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表示，“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④国民党在五全大会之后，一面向日本妥协退让，撤消了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一面要求宋哲元抵制“华北自治运动”，发出对汉奸殷汝耕的通缉令。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进行南京政府的人事变动，蒋介石取代亲日派的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针对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南京政府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该组织既不同于日本操纵的香河、冀东等地的傀儡政权，也有别于南京政府所辖省区；既属于南京政府，又在相当程度上适应日本对华北政权“特殊化”、“自治化”的要求。在此后的中日谈判中，南京政府明确表示不赞同“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而采取了“拖延方针”，致使两国大使级谈判进行了几个月，未能解决任何问题。
从处理华北事变的过程来看，国民党试图以妥协和退让来缓和日本侵略者的进逼，来赢得所谓“安内”的局面。然而，日本侵略者必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使南京政府非抵抗不足以求生存，“攘外”问题迫在眉睫。这自然促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必须加快完成其“安内”的步伐，以便统一全国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一直是蒋介石“安内”政策的主要对象。1934年10月，迫于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压力，中共和红军放弃了艰辛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开始向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仅剩5000余人。军事战略地位边缘化及实力弱化的中共不再是国民党统治的现实威胁。蒋介石认为：“今年中心工作是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⑤因此，国民党开始尝试在军事上利用地方实力派继续进攻红军，在政治上逼使共产党与其订立城下之盟，先军事后政治，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中共问题。总体看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渐渐改变为“攘外”与“安内”并举的政策。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尽力争取英美的支持和援助，而且积极改善中苏关系。从1935年秋开始，南京政府加速了对苏交涉的步伐。9月，蒋介石在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中，表示希望苏联给予直接的帮助直至暗示希望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并明确表示希望苏联促进中国在他领导下的统一，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使他们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⑥ 10月，孔祥熙向苏联表示希望在新疆开辟中苏交通，以便将来中日一旦进入交战状态，中国能从西北获得苏联的军援。12月，出于“中日战争必不可勉，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的目的，又有陈立夫未成的秘密赴苏之行。⑦在中苏交涉的过程中，苏联的态度是，国民党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苏联将不起任何中间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国民党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接触，国共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
华北事变不仅迫使国民党调整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且促使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然而，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即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这不仅造成了中共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和被动，而且消弱了中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华北事变之后，中共密切关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动向，更加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不断扩大联合的范围。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这个政策指导下，以中国苏雏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文件的特点在于：首先，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上、下层都包括在内的统一战线。其次，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第三，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性的组织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⑧《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内容，是中共政策开始新的转变的重要标志。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一致的《抗日救国宣言》，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⑨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中共全党范围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确定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⑩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分裂及利用这些分裂的必要性。此时，中共的政策尽管仍带着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成分较之以往却大为增加。既然地主买办阶级也是可以分析的，那么在抗日的基础上考虑与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合作便顺理成章。共产党放弃苏维埃运动时期的政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35年11月，国共两党开始初步接触，进行非正式的谈判。在国内，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进行初步谈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1)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此二项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国民党方面认为，南京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日联军。并提出四项反建议：(1)停止土地革命；(2)停止阶级斗争；(3)停止苏维埃运动；(4)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11)直到1936年8月，南京谈判未取得积极结果，暂告一段落。在国外，1935年1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会晤，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问题。1936年3月，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与邓文仪在莫斯科会谈，同时表明国共两党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在国内进行为好。6月，潘汉年回国在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陈立夫进行谈判。8月以后，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全权参加国共谈判。11月10日，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在上海晤谈。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的内容，阐述了中共的意见。陈立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其他都好办。这种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为中共拒绝。11月19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的会谈中说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四个条件是“纯属子虚”。(12)至此，会谈已无法继续进行，但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华北事变之后，中日矛盾是制约国共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也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国共两党的历史责任。国共两党的非正式谈判，虽未能达成协议但有益于互通情报表明态度，为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通道。
二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采用政治谈判与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政策解决中共问题。中共把着力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方面，开创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并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终于停息。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共关系演变的过程中，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方实力派尽管属于国民党体制内的力量，与南京中央政府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对象除中共之外即是地方实力派。在国家危亡之秋，地方实力派逐渐偏离南京政府的统治轨道，最终走向蒋介石的对立面。1931年11月29日，在江西“剿共”的二十六路军将领由宁都致电蒋介石，表示“愿率部北上，收复失地，有一人即抱一人必死之心，决无生还之念”。(13)结果遭到蒋的拒绝。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2万多人在宁都起义，投奔红军。这是第一支由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反叛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各地驻军纷纷要求支援抗战。驻察哈尔省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防守长城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在江西剿共之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14)南京中央政府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剿匪政策，已经无法继续下去”。(15)
南京政府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迫使地方实力派打出反蒋、联共、抗日的旗帜。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同盟军中有共产党员大约300余名，除吉鸿昌(前敌总指挥)外，还有宣侠父(第五师师长)、许权中(第十八师长)、谢子长等。中共地下组织还于1933年6月成立同盟军前线委员会。(16)从6月开始，同盟军与日军展开战斗，7月12日收复察东重镇多伦。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发出致冯玉祥电，对其提出最后通牒。8月9日，冯玉祥被迫辞去总司令职。10月，同盟军失败。察哈尔抗日的怒火尚未熄灭，福建十九路军又举起反蒋的大旗。凇沪抗战后，十九路军由上海调往福建“剿共”。长城抗战开始后，蔡廷锴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率所部北上抗日”。(17)十九路军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失惨重，便开始另谋出路。1933年8月，十九路军与中共进行谈判，10月26日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联络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从宁都起义到福建事变表明，地方实力派已由厌恶内战、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展为公开与南京中央政府对立，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况且蒋介石往往借口“剿共”侵欺地方，剪除异己，这只能招致更大的反叛。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病故，蒋介石认为这是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的一次机会。他向陈济棠的代表说明“中央要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陈济棠认为“蒋如得广西，广东亦难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18)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经过一段谋划，于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逼请南京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两广事变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抗日，不能不反蒋，反蒋的胜利之途是抗日。抗日反蒋战线的盟友是中共。这股强劲的暗流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滋生、蔓延，呈锐不可挡之势。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为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结成反蒋联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这两次机会都没有抓住。因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主张坚持泾渭分明的阶级路线，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只想暂时利用这些上层人物来夺取他们的军队。结果，不仅这些反蒋派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中共红军也因孤立无援而无法继续在南方各根据地立足，最后损兵折将，不得不开始了后人所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中共和红军到达陕北即着手调整苏维埃时期的政策，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战线策略路线。在国共两党开始初步接触和非正式谈判之后，中共把着力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方面，以实现“逼蒋抗日”的目标。
在国民党西北“剿共”的部署中，蒋介石将地方实力派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摆在与中共红军对垒的前锋位置。蒋命张、杨围剿红军打头阵，目的是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非嫡系的杂牌军。张、杨部队既受红军打击，又受蒋介石申斥，甚至受到取消番号，减发军饷等制裁。在严峻事实面前，张、杨思想波动很大。无论从保存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不能再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了。只有联共抗日，才能雪国恨报家仇，中华民族才有希望。西北“剿共”前线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使中共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力度，开创西北的新局面。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学良已有信件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1935年秋，中共通过各种形式与杨虎城联络。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20)中共倡导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1936年6月，中共在制定《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中指出：“争取东北军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1)这些原则和方针基本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实力派，甚至囊括南京政府。关键问题是南京政府政策的变化。7月，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2)8月，傅作义率部抵抗日本指使伪蒙军队对绥远的进犯，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地方实力派抗日的举动，无论是出于生存自保的需要，还是激于民族大义，都在客观上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对南京政府形成极大的压力。蒋介石很难继续执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中共认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23)同时，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政治上的错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真正武装抗日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24)9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明确提出“逼蒋抗日”总方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会合后，蒋介石公然宣称对红军“贯彻戡乱方针”，同时表示“政府在无碍国家统一保持国法纲纪之范围内，可以取宽大政策”。(25)他在与冯玉祥的会谈中直言：和共产党妥协包括三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3.军队问题一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26)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中共手中的军队，因此，他采用政治谈判与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最低限度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中共基本弄清蒋介石以谈判方式收编红军的意图后，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逼蒋抗日。一方面在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内部推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活动，一方面以不妥协的姿态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1月10日，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红军主力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若与蒋介石、阎锡山达成妥协条件抗日则抗日，妥协不成则东征。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鲁豫晋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27)中共的新计划若付诸实施，即意味着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瓦解，地方实力派通过联共获得苏联援助以抗日的希望落空。12月12日，陷于进退失据困境中的张学良、杨虎城铤而走险，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软禁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主张；(28)导演了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致使国共关系柳暗花明。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反叛南京中央政府历史的重演，只是较之以往的事件更具戏剧性更有震撼力。中共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谋划，然而其统战政策对张、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共在南京和西安之间充当调人的角色，从与地方实力派合作走向与南京政府合作，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从国共关系史的角度来看，西安事变打破了每当国民党派系战争和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活动的重点屡次都复归于剿共这样一个历史怪圈，国共两党的内战终于停息。
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取消了苏维埃运动。这是国共两党由分裂、内战走向合作、抗日的转折点。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解决了军事合作问题，最终实现了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最基本的原因是国共两党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上达成政治默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作了不签字的“人格保证”。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抗日的条件，即：“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宋子文以这些条件为基础与周恩来达成十项协议。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29)离开西安时，蒋介石向杨虎城许诺：“一、明令中央入(潼)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蒋自称)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30)蒋介石为部署剿共军事而来，却以停止内战而去。南京政府在处理西北善后问题中，基本遵循“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31)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安事变的政治冲击波促使中共取消了苏维埃运动。1937年1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放弃苏维埃制度，放弃普遍没收地主土地的作法，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的主张。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尝试，特别是经过了西安事变这一重大政治风波之后，共产国际终于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运动，是不适应当前建立全国范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要求的。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只有在放弃以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种种革命形式之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蒋介石达成真正的谅解与妥协。在目前的力量对比和形势要求下，承认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实力领导地位，并据此作出某些重大的让步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32)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精神，中共中央公开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33)“五项要求”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抗日条件的延伸，“四项保证”则是中共满足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即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军队必须改制、改编。中共的“要求”和“保证”基本上是取消苏维埃运动的宣言。
西安事变带来的政治剧变，要求国民党检讨其以往的内外政策。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关系和中日关系问题。在对外政策上，全会宣言谓：“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在对内政策上，则以“和平统一”为信条。会议划出“根绝赤祸”的底线：一、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二、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三、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34)国民党“溶共”的用心昭然若揭，就共同关注的事项而言，却与中共的“要求”和“保证”相去不远。国共两党政治妥协的大原则基本确立。
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会谈，进行了西安、杭州、两次庐山、两次南京的谈判。国共谈判以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基础，主要围绕红军改编、苏区改制和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国民党代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中共武装必须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以政治方针解决”，(35)因此红军改编问题成为国共谈判的焦点。从西安谈判到第一次庐山谈判，经过激烈的争执，国共双方代表商议红军编制三个师。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国民党代表贺衷寒提出红军缩小至二万人，红军改编后，副职干部由国民党方面派遣；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等。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收编”性的提案，并表示“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
在红军编制和人事问题上，周恩来坚持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蒋介石却主张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朱德、毛泽东出洋。中共中央坚持要求三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否则，红军即自行改编。在谈判中，蒋介石要中共“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并表示具体问题是小节，容易解决。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用意是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承认蒋介石为领袖，如果能“溶共”，其他的具体问题可放松些。(36)如果说政治妥协可以用抽象文词来表述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则只能以具体利益而体现。国民党设计先“收编”红军后“溶共”的政治程序，导致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月7日，南京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举全国力量抵抗。嗣后策定的作战指导明确规定：“战争一起，与敌作战到底，以求获得最后胜利。纵令状况如何艰危，亦不中途妥协”。(37)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中国驻军奋起反击，凇沪抗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南北两个战场上展开，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8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严正指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共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去”。（38）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枕戈待命。
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心将国共两党重新送回谈判桌。1937年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宣言即可发表。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蒋介石坚持三个师以上不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或指挥部，设立政治部指挥军队。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方面派。中共谈判代表团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在南京谈判中，蒋介石为了调遣红军上抗日前线作战，接受了中共有关军事方面的条件。8月19日双方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率三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师长及至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行派配，南京政府对三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一名联络参谋。9月，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曾一度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后，中共自行决定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要负责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郑重申明发布这个宣言是“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减团结”，“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国共双方“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39)“分裂的国家政权统一起来了，对立的党派携手合作了，互相斗争过的军队变成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了”。(40)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停止内战达成政治妥协的基础上，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解决了军事合作问题，结束了中国国内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团结与统一。国共两党告别了血腥与暴力、死亡与希望的十年“围剿”与反“围剿”，携手踏上八年抗战的征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关系的基本模式。受中日民族矛盾的制约和影响，西安事变前后，以抗日作为政治基础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国共关系演变的主导趋势。华北事变所形成的民族危机使国共关系的转机初露端倪。西安事变打破了每当国民党派系战争和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活动的重点屡次都复归于剿共的历史怪圈，国共两党的内战终于停息。国民党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取消了苏维埃运动。卢沟桥事变促使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解决了军事合作问题，最终实现了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关系演变的主要特点是中共从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走向与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合作，国共两党通过政治妥协形成军事联盟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① 《银行周报》第20卷，第40期。
② 《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1号，1936年11月。
③ 《中央周报》第378期。
④ 《中央周报》第378期。
⑤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42页。
⑥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⑦ 张珊珍：《陈立夫一次未成的秘密赴苏之行》，《百年潮》2006年第7期。
⑧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0页。
⑨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61页。
⑩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75页。
(11) 吕振羽：《南京谈判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9—20页。
(13) 《申报》1931年12月3日。
(14) 《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1933年3月10日，《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15) 华振中等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17页。
(16) 渭汛、家富等：《党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新时期》1981年第8期。
(17) 《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18) 程思远：《政坛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9) 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页。
(20)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535页。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5页。
(22) 张其昀主编：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25) 《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8页。
(27)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653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29)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笫70—73页。
(30)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第1辑，第156页。
(31) 《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三)·剿共与西安事变》，(台北)国史馆印行，2002年，第284—290页。
(32)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8页。
(33) 中央档案馆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页。
(3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435页。
(35)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72页。
(36)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27页。
(37) 《抗战建国史事研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第51页。
(38) 《卢构桥的抗战》，《解放》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5日。
(39)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6—31页。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4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