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关系浅析
姚文萋
杨虎城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千古功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杨虎城将军高举联共抗日大旗，与张学良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①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杨虎城一时的心血来潮，除将军本身爱国、进步外，还与他十多年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深受其影响是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②纵观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虽有时分时合的波澜，但分时短，合时长，即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仍然连续不断，既有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的帮助，又有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写下了与杨虎城及其部队合作共事独放异彩的一页。
追求民主、进步的杨虎城迫切需要共产党的指导
一、拥护三大政策，积极主张联共。出身贫寒的杨虎城幼年失学，但他重视学习，爱惜人才。1923年春，他通过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介绍结识了在榆林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接纳中共党员到军队工作，拉开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序幕。大革命时期，对政治敏感、易于接受新事物的杨虎城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积极训练部队，参与改组后的国民党活动，选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魏野畴、李子洲介绍给杨虎城许多进步书刊，帮助其分析形势，开阔眼界，加深了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开创了陕西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为了培养干部，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主义军官学校，聘请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让共产党人担任教官。1926年4月至11月，杨虎城、李虎臣等陕军将领在中共组织的推动与帮助下坚守西安八个月，与冯玉祥国民军联军里应外合战胜直系军阀刘镇华，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西安解围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使陕西成为中国北方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最高涨的省份。1927年夏，杨虎城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东出潼关，许多共产党人与其并肩作战，参加北伐。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杨虎城主张联共的结果。
二、从赞赏共产党到要求加入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杨虎城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大革命后期，在杨虎城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就建立了中共组织。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反动面目。在冯玉祥“清党”反共期间，他不仅不加害共产党人，反而邀请、收留和重用来皖北“避难”的共产党人。他外抵政治压力，内排非议，对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设法掩护，如十军秘书长蒋听松、政治处长魏野畴、一师参谋长寇子严、二师政治处长曹力如、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南汉宸等，形成一个独特的国共合作的小局面。1927年冬，共产党人在其部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党员发展到数百人，在驻地开展军运、学运、农运、工运、妇运等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赞同共产党救国主张，赞赏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顾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毅然同共产党员谢葆珍结为夫妻，并且要求加入共产党，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③魏野畴、南汉宸分别向中共中央与中共河南省委作了杨虎城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报告。由于党内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对杨虎城也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因而对其入党问题迟迟没有答复。这时，中共皖北特委正在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与杨多次商议，杨既不愿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参与起义，同时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与特委发生分歧。这时杨虎城想入党不成，待机起义又不同意，而且内部矛盾激烈，受到蒋介石、冯玉祥的“清党”压力，非常苦闷。为摆脱困境，杨虎城表示“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共合作关系归于破裂”，④因而决定出外考察。1928年4月，杨虎城前往日本，在东京多次与共产党员接触。同年秋天，冯玉祥、蒋介石电召杨虎城回国。谁知阴差阳错，就在杨虎城离开东京返回祖国前，10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东京市委，写到杨虎臣(城) 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介绍，候补期半年。由于交通原因，信件到达东京时，杨虎城已经到达南京，与中共组织失之交臂。尽管杨虎城没能如愿加入中共组织，但其一生坚持民主、进步的思想没有改变，一直和共产党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杨虎城回国后，国民党当局让其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员。他拒不执行命令，对参谋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请来的，即使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留有日后见面的余地。”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西安事变后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中建立了许多组织，一些旅长、团长、营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积极协助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训练部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营救刘志丹，发展同红军的关系，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互不侵犯协议及秘密交通线，输送军用物资，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将领按照杨虎城将军的嘱托，全体官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引导下，与共产党人一起高举抗日大旗，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之中。
三、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以杨虎城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任用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政府机关和部队担任要职。他们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一面协助杨虎城治理陕政，一面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使共产党组织在杨虎城的默许下也有较大发展，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协助杨虎城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进步开明的治陕措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提倡科学，促进教育；围歼土匪，整顿社会秩序，取得了显著成效。
1．1930年，杨虎城主陕伊始，就整顿狱政，释放政治犯，或乘乱使共产党员逃脱，或公开取保释放，使一大批长期系狱的共产党员获得自由。如潘自力、刘继曾、徐梦周、吉国桢、贾拓夫、刘澜涛、张德生、刘志丹等，并资助有些共产党员出国留学。
2.推动十七路军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1933年，杨虎城通过孙蔚如等派遣参谋武志平(共产党员)赴川陕边苏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双方订立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开辟了地下交通线，向红军提供部分军用物资。
3.支援红军和中共地方组织的斗争。杨虎城在其所统帅的部队中任用了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默许其在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他认为：“我们部队是封建的老底子，干部太落后，需要共产党员的血液。别人害怕共产党人，我是欢迎的。”⑥如魏野畴、南汗宸、张汉民、阎揆要、王泰吉、许权中、汪锋、孙作宾、习仲励、常黎夫、吕剑人、刘林圃、许天杰、王儒林、谈国帆、何振亚、李慕愚、蒙定军、刘威诚、王国、卢松轩、郝克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十七路军工作，并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种传统，在杨虎城被囚后，还一直坚持下来，直到起义。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人除在杨虎城部从事革命活动，还先后在杨虎城部组织了舞阳、两当、靖远、馋口、蒿店、耀县、安康等起义，组建红军游击队。
4.杨虎城部在迫不得已同红军或游击队作战时，或以佯攻而实退，或以追击之名而行掩护之实，或伪称战斗失利而将枪械遗留给红军或游击队。如骑兵团“进攻”陕甘边区照金根据地，警三旅“追踪”红二十五军等。同时设法释放被俘、被捕的红军或游击队员，收留地方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如汪锋、张德生、孙作宾等。或以军队名义“提审”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共产党人，并安排在部队工作。中共中央进入陕北后，他秘密接触共产党代表，赞同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最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
杨虎城在同共产党的交往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切民主爱国力量的希望和依靠，所以积极同共产党合作。1937年，杨虎城在被迫出国时，对送行的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说，如果抗战爆发，立即投入战斗，我们同共产党合作还要加强，必要时彻底倒向共产党一边。⑦他的这番话为三十八军官兵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必须联合杨虎城及其部队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帮助杨虎城在部队开展宣传工作，对广大官兵进行民主、爱国教育，加深了双方的合作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对杨虎城部官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从对杨虎城进行民主宣传开始的。1923年，杨虎城与魏野畴结识，一方面对杨虎城的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为他后来长期与共产党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做杨虎城及其上层人士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及其官兵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根据中共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而进行的。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宣传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揭露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宣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罪行；九·一八事变后，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启发广大官兵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与杨虎城及其官兵交朋友，分析国内外形势，教唱爱国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召开演讲大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激发杨部官兵的爱国热情。同时在杨虎城部通过发展党员，学习进步书刊和党内文件，进行革命教育，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帮助杨虎城举办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共事，是从帮助其举办干部学校开始的。先后帮助举办的干部学校有：三民主义军官学校，第十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南阳教导队，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等，教员大多为共产党人担任，所授课程多为民主、进步的内容。通过举办学校，为杨虎城部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同时也在其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杨虎城部拥护革命，积极抗战的中坚力量，大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高级干部。
三、帮助杨虎城创办报纸，进行民主宣传。在杨虎城的积极倡导下，十七路军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具，对广大官兵和民众进行团结、民主、进步、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教育，任用许多共产党人主持这一工作。创办的主要报纸有： 《青天白日报》、《宛南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共产党员赵葆华、宋树藩、宋绮云、冯异僧等负责，共产党人王尚德、曹鸣九、曹冷泉、曹绶祉、张益斋等担任编辑、记者。参加报纸编辑、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员按照组织的指示，利用合法的身份，积极帮助杨虎城掌握舆论工具，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反对压迫；爱护农工大众，加强军民合作；揭露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抨击贪官污吏欺压人民大众的黑暗统治，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有时也刊登一些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适时得体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四、支持杨虎城的反“围城”斗争。1926年初，在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北伐之际，东山再起的直系军阀头领吴佩孚为了巩固其侧背，命令刘镇华率镇嵩军10万之众，由河南攻入陕西关中。杨虎城顺应陕西人民的反刘要求，策应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与李虎臣、卫定一等坚守西安。西安城被围之前，共产党员魏野畴参加了国民军在三原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帮助杨虎城做出了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的正确决策。围城期间，中共西安地委组织市民自救会，协调军民关系，筹备粮草，号召群众支持杨虎城部的反围城斗争。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援助下，杨虎城等陕军终于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这场斗争中积极配合和支持杨虎城等部的守城斗争，功不可没。
五、帮助杨虎城、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组织加强了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为了直接沟通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联系，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信，派曾在杨部做过地下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原军委书记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汪锋去前，毛泽东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杨的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势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杨，壮大抗日力量。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只有“西北大联合”，才有全国的大联合。以后毛泽东先后派张文彬、孙作宾、王世英等前往杨虎城处联系。中共组织在分别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工作的同时，也促成了张、杨间的密切联合。为了团结抗日，中共地下党员联合张、杨部的进步人士高崇民、王菊人、申伯纯等，主动做张、杨的工作，促成他们相互了解，并在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的政治方向下，两军的关系得以改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得以形成和巩固，使西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坚强的抗日阵地，从而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做了思想准备，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一条通道。
在日本不断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反应，支持张、杨的义举，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为中共代表应邀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同时，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与张、杨研究后，马上调红军南下，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坚守陕西。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又协助杨虎城完满地处理了善后事宜。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共各级组织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与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合作是最成功的。其经验主要为：一是充分利用杨虎城将军及其部属的爱国主义和民主、进步的思想基础，宣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使其倾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其军队中活动创造了条件。二是充分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矛盾，支持民主、进步的地方实力派，帮助杨虎城克服困难，发展力量，为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使其相信共产党的主张是以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兴旺为出发点的，为党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共识的平台。三是共产党在每个时期抓住该部的教育、训练工作，在培养中坚力量、发展党员，形成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核心。四是工作灵活多样，一面团结士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一面帮助军官训练部队，出主意抵制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提高了中共组织在杨虎城部队的威信。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右倾投降主义，一是“左”倾关门主义，尤以关门主义危害最甚。关门主义忽视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强调斗争，否认联合。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屠杀政策，激起了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强烈的报复情绪，促使党内“左”倾错误滋生蔓延，一面强调“无间断的革命”，举行军事冒险，一面实行关门主义，要求革命者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致使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关系一度互相对立，几乎处于破裂状态。一是中共组织不加分析地将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看成国民党军阀及军阀部队，不相信他们具有民主、进步的要求，只是一味揭露、斗争。如对待杨虎城部队的政策是瓦解，组织兵变，甚至围歼，伤害了统战对象的感情。1935年4月的九间房事件，红二十五军设伏围歼了由中共陕西组织控制并且和红二十五军有一定联系的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三十余名共产党员被俘后遭到错杀(中共七大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继追认张汉民等为烈士)。虽然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政治上却带来不利影响，严重地损害了中共组织的威信，使合作陷于破裂局面。二是中共组织一度只注重发展士兵入党，不许官长加入。这样，在国民党十七路军部队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但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三是建立、发展了一定组织力量后，不注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是一味采取零星哗变等过左的政策。同时，不注意工作策略，向国民党当局暴露统战关系，给朋友带来麻烦，工作非常被动。如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公开了同十七路军建立的互不侵犯秘密协约，引起蒋介石对杨虎城的警觉。瓦窑堡会议后，经过中共中央及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积极努力，中国共产党与十七路军、东北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很快紧密合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纵观杨虎城将军及其部队的光辉历程，是为争取民主、进步、爱国而奋斗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他们所孜孜追求的爱国、民主、进步愿望和行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因而他们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在大是大非面前目标一致，求同存异，合作共事。虽然受历史的局限，有时也有一些小的波折，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勇敢地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为推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杨虎城将军在与中共的长期合作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顽强奋斗，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他所领导的十七路军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回归人民的怀抱，是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地方组织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统一战线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① 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四，第16页。
② 《孔从洲回忆录》，第484页。
③ 南汉宸《皖北革命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索裹》，1987年12月。
④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⑤ 余鼎章《杨虎城研究》，第114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⑥ 陈子坚：“对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回忆”，《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⑦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四，第33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