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事变后主要政治势力往来电报的分析
肖育雷 闵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关于这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事件，事件经历者和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叙述和阐释。其中所呈现出来的面像可谓千人千面，令人感到莫衷一是。迄今为止，种种问题仍有很多争议。随着亲身经历者的逐渐逝去，也许有很多疑问永远也不会得到解答。事变当时留下的诸多电报，成为我们窥视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镜像。事变发生后，电报成为了当时各个集团交流的主要途径。没有办法完全将史实还原的情况下，将电报作为探视西安事变的一个视角具有一定的独特意义。通过探悉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往来电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剖人物、了解事实。
一、相关背景的分析
电报，作为近代以来一种新式的通讯手段，具有以往通讯手段所没有的方便快捷的特性，迅速成为各色人物表明自己立场的重要通讯手段。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第一时间宣扬自己观点的主要通讯手段就是电报了。电报直接、简洁、快捷的特点使得对方能够非常明确地了解发报方的观点，也使后来者能够比较直接地了解发报双方的想法。西安事变的爆发是长期以来日本步步入侵的强大压力导致中国国内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内清剿敌对势力、对外则不断退让妥协政策的强烈反弹的结果。但西安事变的爆发出乎各方面的意料，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就向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发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电文来表明发动“西安事变”所要达到的目的。各方集团也纷纷发表通电表明各自立场，可以说这些电文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在行动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准备，这些措施包括积极改善与苏联关系，谋求与中共接触，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政府实施改组，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被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制订反侵略战争作战方针，1936、1937年度国防计划把对日抵抗列为最急迫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和规划；各地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均开始着手整顿、加强，全国军队实行整编，提高、加强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生产，积极向国外洽购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西南后方根据地的建设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日后的持久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怎样抗日、什么时候才是和日本摊牌的最佳时机等问题上顾虑甚多。而张学良作为一个丢失东北的“不抵抗将军”，本身就肩负着国内舆论和东北军将士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期望的压力。对张学良而言，手中保有一支军队是实现这一期望的相当重要的条件，可是在西北贫瘠之地围剿共产党的过程中，东北军、西北军损兵折将，而又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及时补给。这让张学良、杨虎城感到东北军、西北军有被中央政府逐步取消的担忧，在策略上不得不接近面临同样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以寻求生存。这样在西北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三位一体”的联盟，他们的要求是南京中央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全国一致对日作战。这就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计划产生一定的分歧。由于缺乏相应的沟通机制，两种不同的抗战理念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西安事变就是这两者矛盾的总爆发。西安事变后各方往来电报相当频繁，本文试图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事变后向各方听发出的电报为轴心，考察各方通过电报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和各方之间的电报互动
有研究者指出，①在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以前，张学良曾经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全力应付日本的侵略，但是蒋介石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采纳，而是要求张学良全力进剿陕北红军。张学良一方面需要抗日以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则需要巩固自身的军队、地盘。所以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只能私底下开始和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西北军、中国共产党结成联合阵线，三者能够结成联盟是与其各自目的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为基础的。情况就像张学良自己在1990年向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亲口追述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时所说的：“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②可是蒋介石并没有听从张学良的苦谏，“西安事变”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即陆陆续续向全国各界发去电报，表明发动兵谏的由衷，以期获得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响应。事变发生在12月12日凌晨三点时分，而在凌晨六点时分张、杨等就已经拟就了一份明确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原由以及表明其政治主张的电报，并且在事变成功后立即发出。电报的题头清楚的指明所指的对象是：南京中央政府、各个地方政府及各绥靖政府、各地救国会、各机关团体学校等。开篇就国土不断沦丧，对中央政府仍旧致力于不断妥协的表现表示强烈的担忧，对沈钧儒等爱国人士的被拘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二人发动的事变并非仅仅为一己之私利，而是包含着对中国当前政治格局的强烈不满和担忧，对作为一国领袖的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③ “不忍坐视”，“孰忍出此”。在宣言的最后，张、杨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或者可以说是释放蒋介石)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发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④从这八条主张来看，张、杨两人发动的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人政变(哗变)，而是一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诤谏。这和中国传统历史中文臣为皇帝之昏庸而不惜以身死进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作为军人的张、杨二人在其要求结束内战、一致对日的主张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使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实现。应该看到由于张、杨发动事变以前并没有充分的估计到国内各种势力究竟对于扣押最高领袖会有怎样的反映，以及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之间对该事件如何收场并没有一致的意见，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联盟并不是相当的紧密，这些因素都导致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二人并不处在主动的地位，而是被各种力量影响着步步走向和平解决的道路。
除了这一向全国各界发布的通电之外，张、杨二人还向能够对中国政治，军事格局产生影响的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各地方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等发去电报，以作试探，看其反应，寻求支持。
1．张、杨和中共之间的互动
几乎所有的电报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就立刻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电报，并没有原文记载，而由西安事变的参与人物刘鼎、应德田等人的回忆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就让刘鼎立即向陕北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告知“蒋介石被扣，张、杨公布之八大主张，请周恩来速来西安，共商解决之”。⑤关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已经有诸多相关研究，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共参与策划了西安事变，但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私下已经就西北地区建立三位一体的联盟，逼蒋抗日等重要问题进行过多次会谈，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达成了一些协议。可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和中共对两人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张学良对中共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也相当重视。所以在事变后的第一时间，张学良就要求周恩来立即到西安商议解决之法。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随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⑥
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理蒋介石，中共内部并不是没有分歧，甚至一度有人提出将蒋介石交由人民公开审判，不过在权衡全局之后还是定下了联蒋抗日的主张，除了立即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外，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电报首先讲中国的政治动向，“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⑥接着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⑧最后提出“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⑨
可以说，这份电报明确地表达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思路：全国各界暂时抛开成见，以抗日为重，讨论出一个全盘应对日本侵略的计划。西安事变的解决应当是以团结力量为重，而不是搞分裂，使得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也可以看到中共对于释放蒋介石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它并没有指出释放蒋介石的具体前提，也没有指明释放蒋介石的具体时间，而是要看包括中共在内国内务派力量能否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以及谈判的结果如何。可以说由于西安事变出乎中共的意料，对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只有一个大的方向即和平解决，至于许多具体的操作则基本交给了周恩来。这和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处于辅助地位具有很大的关系，毕竟在西北地区实力最强的张学良才是解决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中共只能运用周恩来超凡的应变、协调能力影响张学良。张学良也对中共特别是周恩来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相当重视，在事变发生当天就发电报告知事变发生以及要求中共派有力之代表去协助他解决西安事变即为明证。
2.张、杨与冯玉祥及其原部下之间的互动
在三十年代国民党主要的地方实力派为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的桂系、平津的原属冯玉祥的二十九军等，其他居于各省的实力派尚没有全国性的影响，所以这三个大的实力派的态度对于张、杨解决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
在致冯玉祥的电文中，张、杨除了重申了对于国家局面的严重担忧，对于蒋介石执迷不悟，一意剿共的无奈，以及发动事变的不得已外，希望冯玉祥等“瞻念危亡，俯查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城指示，共谋国事”，张学良等“无任期盼”⑩
冯玉祥在接到电报后，马上向张、杨发去了回电：“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11)
冯玉祥在电报中传达了几个意思，一是希望张学良能够以大局为重，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以免国家再度陷入进一步分裂的危险局面，为日本所乘。二是希望张学良在处理西安事变时不要意气用事，而要从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要自己拿主意。三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尽快释放蒋介石。
原属冯玉祥的宋哲元在接到张学良“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的电文后，不仅未派代表，反于12月14日致电孔祥熙、何应钦，指责张学良被“共匪利用”，希望中央“迅速勘定变乱，营救委座”。(12)表明了支持中央政府的态度。随后宋哲元和原来同样属于冯玉祥部下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联名发表针对西安事变的通电，通电中首先再次重申力挺中央的立场，其次指出如果西安事变处理不当“非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不止，所谓亲者痛仇者快”，同时指出当前国家国家之急务为“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希望全国各界广为商讨，想出一个万全的解决方案来。
3．张、杨与阎锡山之间的互动
由于阎锡山的统治地区山西省紧临平津，在东北陷于日本之手、华北地区不断受到日军挑衅的情况下，凭着老到的政治眼光预判日本早晚要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阎锡山也开始做着各种抗战准备，其中包括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由于双方在面临问题具有的一致性，可以说在事变前张、阎两人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在1936年10月31日，张，阎二人甚至一起到洛阳要求蒋介石转变政策，开始抗战，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苦谏不成这件事情也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山西地区紧邻陕西，以及阎锡山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的特殊地位，张、杨非常急切的想弄清阎锡山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所以西安事变后几天内张、杨连发数报探询阎的态度。12月13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称：“西安十二日之变，数电报告，谅已均悉。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3)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会议为商讨对策，连续开了数小时。对于张、杨发动“兵谏”，扣留蒋，阎锡山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12月14日阎锡山即回电张、杨，开头就提出四点质问：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对内战争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14)显示出阎锡山对于西安事变可能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的不安，虽然张、阎二人在抗战问题上有着一致性，但阎锡山在政治上显然要比张学良要成熟老练的多，考虑的问题也全面周详的多。他认为：“今兄等是否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今日国家危险极也，不恰之争论，结果于国不利，当徐图商恰”。(15)在国家之局势如此不利之情况下，如今、杨二人之行为只能“增加国人之忧虑”。
12月15日，张、杨又致电阎锡山及其部属傅作义，首先对于阎锡山领导下的绥远抗战表达了“不胜钦佩”之情，其次再次阐明发动事变的原由乃“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即非内争，亦不赤化。”(16)虽然张、杨以援绥抗日相号召，但傅作义等人通电却说：“我方将士于冰天雪地艰苦抗战中，骤悉领袖被劫，莫不含涕悲愤。以先生此举，非特紊乱国纪，腾笑友邦，抑且破坏御辱阵线，断送复兴机运。”(17)直接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不利于国家之稳定与应对侵略。
为了能详细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情由，12月17日，张、杨再次致电阎锡山，就阎锡山的质问比较详细地进行了解释，一、保证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二、发动西安事变意在“促成全国真正觉悟，全体动员”，希望从“根本上着想”，解决抗战力量的问题，三、表明发动事变“纯为抗日，决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气所能，避免内战”，四、关于可能产生的导致内乱问题，张学良则寄希望于“全国军民之觉悟，以达相当程度”上，最后张学良认为“我公老成硕望，当此千钧一发，又知良等最深…并乞予教诲为祷”。(18)表达了迫切希望得到阎锡山支持的热切态度。
4.其他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反应
除了冯玉祥、阎锡山两个系统外,居于广西边陲、国民党重要的地方实力派桂系的态度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桂系重要人物纷纷发表通电，指出：“一、西安事变应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19)明确表达支持中央的态度。
四川省最大的军阀刘湘在接获张、杨的通电后，即连续向南京中央政府发表通电表明其“团结一致，竭力拥护中央，以求国家之完整”的坚决态度，同时表示愿“团结力量，排除万难，在共同拥护之中央领导下，敢冒百死，以御外敌”。(20)随后刘湘又专门致电张学良，指出“介公被留，迄今尚无适当办法，势将酿成内战，自招分裂”，为“作亡羊补牢之计”，刘提出三点建议：“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二、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三、如兄政治上有所主张，弟当居间进言，以求解决”。(21)
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如盛世才、刘文辉、杨森、龙云、马步芳、马鸿逵、何键等人也发表通电，明确表示了反对张、杨，拥护中央的立场，并要求张、杨即刻释放领袖。
三、余论
张学良原以为，他发动西安事变，定会四方响应，没想到“扣留蒋介石后，国内出现了拥蒋浪潮，拥护中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纷纷。”(22)据现有资料统计，从1936年12月12日至12月25日，全国各地团体和个人发给张学良杨虎城公开表明态度的电报约有40封，如以单位计算(有些团体和个人几次致电，均按1封计算)约有30封，其中赞成或响应者有10封，主要为中共领导人、西北各界团体及个人、各地救国会；反对者有20封，多为国民党中央要员、地方军政大员、知名人士等，如蒋梦麟等7人、胡宗南等275人、傅作义等36人的电报，均按1封计算。各地发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要员公开表明态度的电报(不计互通情报和政治经济军事部署的电报)也约有40封，如按单位计算，也约有30封。其中反对国民党中央对张杨讨伐者仅4封，为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赞成拥护国民党中央者26封，人员与前反对张、杨者相同。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到西安事变之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全国各界舆论纷纷要求中央政府停止内战，各种民众自发的救亡组织纷纷建立，代表者为抗日救国会；知识界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代表者为遭国民政府之“七君子”；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表宣言要求中央抗日，国民政府虽然也在做着一些抗战的准备，可是对中共的围剿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收权也在同时进行着。这种热切的舆论环境也是促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事变后各方对事变的反映大大出乎张、杨的意料。西安事变时的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说：“反对西安事变的各方通电”，使张“因此失掉信心，而未沉住气——仓卒放送蒋介石，因而未能得到更圆满的结局。”(23)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立场极大的影响了西安事变的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内的抗战准备无疑大大地加速了，但正如美国学者柯博文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西安事变实际上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关键’”。(24)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执行其政策的基本思想，没有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以及对日本的最后底线，没有改变对共产党的政策(直至抗战后才正式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在事变后所做的一系列政策不过是事变前的继续，如果事变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事变后全国各界特别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支持中央的态度，至少证明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全国各界已经认可只有蒋介石才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领导抗战，也让蒋介石知道了领导抗日也许是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成为真正的国家领袖的良好机会。
作者简介：肖育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闵 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① 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
②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内幕》，《湖北档案》2001年第11期。
③ 《张、杨对时局的宣言》，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④ 《张、杨对时局的宣言》，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⑤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6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⑦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⑧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⑨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⑩ 张、杨致冯玉祥、李烈钧电，1936年12月12日。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2我的抗战生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1) 冯玉祥致张、杨电，1936年12月12日，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
(12) 宋哲元致孔祥熙、何应钦寒电(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39页。
(13) 《张学良致阎锡山电》，《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1936年12月13日。
(14) 《阎锡山电致张学良》，《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1936年12月14日。
(15) 《阎锡山电致张学良》，《国闻周报》，第13卷，第50期，1936年12月14日。
(16) 《张、杨致阎锡山、傅作义及绥远抗日将士电》，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17)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18) 张学良致阎锡山电，1936年12月17日
(19)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20) 《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1日。
(21) 刘湘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9日。
(22)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24) [美] 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