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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与中共关系述论

张天社


  杨虎城与张学良同为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同样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两人与中共合作的历史却有很大差异。张学良在1936年初始与中共接触,而杨虎城早在1923年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所以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源远流长。纵观杨虎城一生,其与中共关系,可分为四个时期:从1923年上半年在陕北结识魏野畴到1926年12月反围城胜利,是初步合作时期;从1927年4月出兵北伐到1928年4月皖北暴动失败,杨虎城东渡日本,是独立合作时期;从1929年1月杨虎城重返部队到1935年4月与红军关系破裂,为局部合作时期;1935年11月杨虎城接受八一宣言到1937年4月杨虎城辞职出洋,为全面合作时期。
  一
  1923年上半年,杨虎城在依附井岳秀,蛰居榆林时,通过榆林中学校长、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的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魏野畴,成为他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开始。①
  魏野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聘到榆林中学任教。他在学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陕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杨与魏的接触中,魏向杨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等学说,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使杨虎城认识到了自己及孙中山革命屡败的原因。从此,杨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眼界开阔,信心十足,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杨魏二人也结为莫逆之交。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宣布国共合作。杨虎城闻讯立即响应,他派姚丹峰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受到孙中山的特别重视,孙中山亲自接受杨虎城为国民党员,杨虎城心中十分高兴。这时,魏野畴到了北京,杨虎城在榆林中学又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子洲。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推翻了直系统治,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井岳秀也在陕北成立陕北国民军,以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进军关中。这时,李子洲帮助杨虎城分析了全国形势和陕西形势,坚定了杨南下的信心。1924年底,杨虎城率部出山,挺进渭北,驻守在耀县一带。
  1925年5月4日,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士兵肆意殴打省立一中学生十余人,引起西安各界的极大愤怒。这时,在西安一中任教的魏野畴利用这一事件,领导西安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并动员陕西学生、农民、国民军参加。魏野畴因与杨虎城有旧,亲自前往耀县,请求杨虎城率部参加,并给杨部官兵作报告,宣传驱吴斗争的意义。杨虎城欣然应允,邀请魏担任他的咨议,参与决策,同时还为魏提供驱吴经费。②
  1925年7月,杨虎城仿照黄埔军校,在耀县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杨亲任校长,邀请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刘含初、赵宝华等共产党人为政治部教官。魏野畴遂把驱吴运动的指挥机关设在杨的总部驻地,从而使三民军官学校和杨虎城的部队成为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重要阵地。杨以军事力量支持和保护魏的群众运动,魏的群众运动又有力地声援和支持了杨的军事斗争。
  由于国民军各部相继投入驱吴斗争,吴新田自知势孤力穷,被迫离开西安向西撤退。7月下旬,吴部在虢镇遭到杨虎城部队的截击,损失惨重,余部仓惶逃往汉中,驱吴斗争取得胜利。杨虎城与中共党人多次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7月底,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就任陕西督办,杨部被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8月,魏野畴与刘含初、安存真等人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继续推动陕西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发展。10月,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正式创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从此建立并发展壮大。
  1926年初,国民军在河南失败,退入陕西。刘镇华遂率十万镇嵩军进攻陕西国民军根据地,并于4月包围了西安城。
  3月底,杨虎城在三原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特邀魏野畴前往参加,共商对策。当时,魏刚刚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就向会众介绍了国共合作后广东根据地的发展和准备北伐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的计划。他坚决支持杨虎城移师西安,与国民二军第十师,李虎臣等部共守孤城。
  杨部进入西安后,魏野畴又与杨、李共同制定军事防御计划,设立城防司令部和军警联合处,坚定了杨虎城、李虎臣抗击刘镇华的决心。
  在刘镇华围困西安的日子里,杨虎城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更为密切。魏野畴、李子洲组织西安共产党人,积极协助杨虎城筹措军需民食,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动员市民共同守城。5月,魏应杨之请,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到临潼、渭南、华县一带视察,指示地方党团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11月,在冯玉祥国民联军的进攻下,刘镇华仓惶从西安撤退,狼狈地逃回河南,西安反围城斗争在经过八个月之后,终于取得胜利。
  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是在共产党人的鼓励支持西安军民顽强斗争的结果,也是杨虎城与共产党人初期合作的又一成果。
  在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的初期,他对中国共产党尚无全面深刻的认识,他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也仅仅停留在几个具体的事例上,没有全面展开和深入。虽然如此,杨虎城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了一个民主革命者正确的选择和态度。
  二
  1927年5月,杨虎城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随冯东出潼关,策应武汉政府的北伐。魏野畴留在西安任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原三民军官学校的共产党人被编入第十军,公开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以第十军政治处组织科科长曹力如为书记。7月,杨部进驻河南归德(商邱市)附近的马牧集一带。
  这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冯玉祥也倒向蒋介石,在第二集团军中反共清党。所以,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东路军政治部长南汉宸、联军司令部《革命军人朝报》总编辑蒋听松等许多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杨部,这使处于进退维谷的杨虎城十分高兴。杨与魏、南等人商议,决定退出归德一带四战之地,进入相对空虚的皖北太和县境,另寻出路。
  杨虎城进入皖北后,进一步加强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任命许多共产党人担任要职,以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为了加强军队的革命力量,改造第十军,杨虎城还举办了军事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为政治指导员,挑选进步军官,招收地方知识青年,进入学校学习。
  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南、魏等在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教育青年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使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皖北培养革命干部的大本营。
  由于第十军中共产党员的增多,魏野畴等整顿了军内的党组织,成立了第十军党的军事委员会,魏为书记,第十军中的共产党员迅速增加到200多人。不久,驻在太和县内高桂滋第十九军中的共产党人和杨虎城第十军中的共产党人,联合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以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晓渊为书记。1927年12月以后,魏野畴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杨虎城却大量地收留共产党人并委以重任,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表明了他已经有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使他进入了独立地与中共合作的新时期。1928年1月,杨虎城与共产党员谢葆贞结为夫妻。
  尼姆·韦尔斯曾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到处都搞反革命清党,只有一个地方未搞,就是杨虎城将军统治的那个地区!”③不仅如此,杨虎城在与共产党人的长期接触和合作中,对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主张和英勇奋斗的精神甚为钦佩,特别在豫东皖北时期,他与魏野畴、南汉宸的交往和全面合作,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国民党走向全面反动之后,他对国民党已丧失信心,认为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所以他顶住了蒋冯的多次清党命令,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到底。
  1927年冬,杨虎城向皖北特委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希望能做贺龙第二,将所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用共产党员彻底改造刷新部队。
  特委负责人对他的思想飞跃十分高兴,魏野畴表示愿做杨的入党介绍人。他在向中央写信时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有坚强的革命决心,他表示愿与我党合作到底,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党的手中。”④南汉宸也表示由他向河南省委报告。但当时,左倾思想在党内日益严重,河南省委认为杨虎城过去是军阀,目前不能同意他的入党要求,也不能改编所部为工农红军,这使杨虎城十分苦恼。
  与此同时,魏、南等鉴于杨虎城真诚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就决定利用杨虎城部队举行暴动,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魏、南等与杨多次商议,杨不愿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起义,同时也认为起义时机尚不成熟,所以与特委发生分歧。为了摆脱僵局,不使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杨虎城决定离开部队。
  1927年1月,蒋介石派代表携巨款到太和,企图收编杨虎城部,并要求杨逮捕南汉宸等,进行清党反共,但遭到杨的拒绝。蒋介石的代表又要求杨到南京去。杨为引开蒋介石的代表,不影响起义准备工作,同时也想趁机离开部队,遂于2月从太和出发前往南京。临行时,杨对十军参谋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是我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讲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⑤同时,魏野畴也对随杨离去的米暂沉说:“跟着杨先生去,他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跟到底。我们(共产党)对他不要失望,要继续争取他和我们合作。”⑥
  杨虎城离开后,魏野畴多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以杨部军事干部学校和阜阳高桂滋四十九军教导团及当地农民赤卫队为基础,举行暴动,魏为起义总指挥。4月9日,皖北暴动爆发,但在高桂滋四十九军和地方民团的的进攻下,很快失败,魏野畴也壮烈牺牲。
  皖北暴动失败后,由于叛徒出卖,第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暴露。于是,十军参谋长孙蔚如根据名单,把共产党员集中在一起,发给路费,送至豫皖交界处释放,未曾伤害一人。
  4月,杨虎城在上海听到暴动失败,魏野畴遇难的消息后,十分悲痛,遂东渡日本,结束他与中国共产党独立合作的时期。解放后,南汉宸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杨虎城时说:“党觉得他是个军长,是军阀,不能要他。……杨的思想很苦恼,改编军队不要,入党又不成,又不愿到蒋冯那边去,所以到日本去啦。⑦南汉宸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三
  杨虎城东渡日本期间,国内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国民党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日益尖锐,杨部被调往山东后,即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1929年1月,杨虎城在各方邀请下回到部队。为了在争斗中存在和发展,5月,杨虎城投靠了蒋介石,参加了军阀混战,屡建战功。1930年起,先后就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兼任潼关行营主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29年1月,杨虎城回到山东临沂部队驻地后,许多在皖北起义后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前来投奔,杨均加任用。9月,杨部开到河南南阳,中共陕西省委遂派孙永康等到杨部,重建党的组织。这些党员的到来,揭开了杨虎城与共产党局部恢复关系的序幕。
  1930年夏天,南汉宸来到杨的总部,故友重逢,倍感亲切。南汉宸为杨虎城分析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和十七路军的前途,杨甚表赞成。南也为杨坚定的爱国民主思想和对共产党人一如既往的信任而感动,遂决心协助杨虎城治军理政。南的到来,对杨以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也真正开始了杨虎城与共产党局部的有限合作的时期。
  这时,杨虎城曾说:“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⑧这一认识是杨在陕西执政时期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出发点。
  1930年10月,杨部尚在潼关时,南京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即以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率先头部队进入西安,组织省政府。
  南汉宸进入西安,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的决定,宣布释放政治犯,其中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占大多数,如潘自力、蒲子政、李大章、吕剑人、亢心哉等二十余名党团员。
  杨虎城进入西安后,大量使用共产党人,扶植培养进步力量,如新编成的省政府警卫营,由张汉民任营长,后该部扩编为警备三旅,张任旅长。阎揆要为特务二团团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设宪兵营,纪子中、金闽生、童陆生先后为副营长、营长。新建的新兵训练处,以王泰吉为处长,后该处改编为骑兵团,王为团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以王根僧为处长。徐彬如为咨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担任一些职务。此外,杨还以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
  自皖北起义失败后,杨部中还有一些中共党员,但活动能力十分有限,也没有与杨直接接触。南汉宸到达杨部后,使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南汉宸担任了秘书长后,促使杨虎城任用一大批共产党员,使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也使陕西成为十年内战时期唯一保持国共合作的地区。
  自杨入陕后,蒋介石就企图控制杨虎城。在省政府人事安排上,蒋介石派来李范一作教育厅长。李到后,推行南京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封闭了五所学校,并拟定了一百多人的黑名单。杨对李的作法十分反感,同时,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也准备发动师生开展驱逐李范一活动。杨与中共党组织相配合,支持教育界人士的行动。1931年春,陕西学界公布了李范一十大罪状,并利用西安学生运动会的机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范一”、“反对法西斯教育”的口号。李范一见势头不好,即向杨辞职,跑回南京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力主抗日救国,大力扶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春天,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安压制学生运动。4月25日,他在民乐园召集师生讲话,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开展驱戴斗争,并通过关系请杨予以支持,杨表示同意。杨下令到场维持秩序的军警带枪不带子弹,对学生只能保护不能镇压。戴的讲话引起学生反感,台下的砖头瓦块一齐飞向主席台,学生也拥上前台,前往陪同的南汉宸就势拉戴从后门逃走。愤感的学生烧毁了戴的汽车,并进行了示威游行,迫使戴季陶灰溜溜地离开了陕西。
  蒋介石对杨虎城任用共产党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作法十分不满。1933年3月,杨虎城到石家庄晋见蒋介石,要求抗日,但蒋却说:“用人的事要多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⑨杨回陕不久,蒋就派陈立夫来,指名说南汉宸是共产党,要杨将南解往南京,不然就要通缉。杨不得已,派人护送南秘密离开了西安。5月,南京政府免去了杨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对于红军将领,杨虎城同样采取保护的政策。1931年,刘志丹在邠县被捕,杨命南汉宸把刘志丹接到西安秘密释放了。当谢子长到西安时,杨通过参议杜斌丞为其提供过枪支弹药。
  1933年7月,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杨对此采取了宽容态度,告诉部队说:“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⑩1934年1月,王泰吉在淳化被民团抓住,在南京的压力下,杨才忍痛枪毙了王。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与驻防汉中的十七路军孙蔚如部接近,杨指示孙不要与红军打仗,并派十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川北与红军联系,使两部于6月在汉中签订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十七路军还帮助红军购买药品和其它物资。
  1935年初,张国涛命令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进攻汉中,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合作局面陷于破裂,杨虎城对红军违约进攻深感疑惑。
  1935年初,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再次由河南进入安康地区,蒋介石严令杨虎城截击。4月,杨虎城派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深入秦岭。张汉民是共产党,杨面谕他尽可能找到红军指挥员,订立互不侵犯的协议,或打假仗,结果张汉民没有联络上,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红军俘虏而处死。7月,杨虎城亲自指挥陕警一旅等部队进攻红二十五军,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红四方面军的违约进攻和张汉民的被杀,使杨大为疑惑不解,他因不知道共产党近来是什么政策而深感不安,杨虎城陷入苦闷之中,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处于低潮。
  在十年内战的特殊条件下,杨虎城基与同蒋介石斗争的思想,在政府、军队、文化等领域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驱逐李范一、戴季陶等反动势力,保护陕北红军将领,与陕南红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这些不论在主观意向和客观效果上,都是继续进行国共合作的表现。杨虎城在陕西与中共的关系,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处于中下层和局部有限状态,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展开,但这在当时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表现了在革命低潮时杨虎城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真诚心意。
  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在西北地区首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全面合作的关系。此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在国统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5年11月,在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派申伯纯到西安,向杨虎城传达了《八一宣言》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精神,杨听后十分高兴,说中共的政策对头了,并希望与南汉宸进一步联系,商谈实现合作的具体办法。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持毛泽东亲笔函,赴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同时,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提出了合作抗日的六项建议,杨虎城同意六项建议,他与王世英具体商定了双方合作的四项协议:互不侵略;互设电台,互通情报;设立交通站、掩护中共人员和运输物资;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王世英与汪锋那时未有联络,他们只是从不同系统争取杨虎城。汪锋在西安驻了一个月,向杨解释了红四方面军违约进攻和张汉民被杀的事,还与杨的参议杜斌丞等人交谈,请他帮助杨虎城与中共进一步合作,在西北创造新局面。 
  1936年3月,王世英和汪锋同返陕北,中共中央同意与杨达成的四项协议。4月,王世英到韩城与杨见面,正式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从此,杨与中共的合作,进入了与中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的新阶段。此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派王炳南、张文彬到杨部参加工作,加强了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政策影响下,张学良与杨虎城逐渐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做抗日准备。这样,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联合起来,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初步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通令释放政治犯,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遂进入与中共全面合作时期。
  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第二天,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前往会见杨虎城。周恩来代表中央对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表示满意,杨虎城对中共方面完全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计党派恩怨,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十分钦佩。周同时还解释了红四方面军违约和张汉民被杀的事,才最终消除了杨一两年来心中的疙瘩。这是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双方均感十分满意,杨与中共的关系更进一层。由于西安三方全面合作,使西安事变沿着正确的轨道平稳发展。23日至25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初告和平解决。
  1937年初,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并派大军向西安推进,使一度缓和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这时,杨虎城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红军也与十七路军,东北军更加团结,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对东北军少壮派的战争鼓动,1月31日晚,杨虎城与周恩来和东北军代表举行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决策。二二事变后,杨虎城及时与周恩来相商,迫使事变发动者离开部队,有力地制止了东北军内讧的进一步扩大。同时,西安方面接受了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方案,中央军队和平进入西安,西安事变最终宣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而这种局面的初步形成,是建立在杨虎城、张学良与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基础之上的。1937年4月,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杨虎城通电辞职,准备出洋,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荣历史,至此结束。
  1937年6月,杨虎城离开上海出国时,对孔从洲、赵寿山谈话,总结了十七路军的历史。他最后说:“最重要的一点,我谈一谈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靖国军失败以后来到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我们参加了大革命的行列。你知道,我们从榆林南下的时候,就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直至部队回陕,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杨)明轩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并和红四方面达成互不侵略的协议。九一八事变后,……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和共产党的关系,因和红四方面军破裂而发生战争,以及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闷。……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使我感觉有了希望。及至中共中央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也和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我曾想过,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主动地找我们,要和我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可能是从我们以往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考虑的,也会相信我们这个部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因此,又建立了这一次的合作,发动了双十二事变,扭转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喝彩,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要知道,蒋介石是集古今中外反动统治之大成的人物,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他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共产党),南边是冤家(蒋介石),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井。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11)
  杨虎城临别的一席话,客观地总结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是光辉的富有成就的历史。从大革命时期,到豫东皖北时期、主持陕政时期和西安事变时期,几经周折,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也更为彻底,这也是他成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并为部队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原因。 
  ①吴长翼著:《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②《魏野畴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③原荫盛:《杨虎城将军对国共合作的重大贡献》,陕西蒲城杨虎城研究会编印:《杨虎城研究论文集》第1辑,第27页。
  ④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⑤米暂沉,前引书,第38页。
  ⑥米暂沉,前引书,第37页。
  ⑦米暂沉,前引书,第40页。
  ⑧米暂沉,前引书,第61页。
  ⑨李炳斌、雷云峰主编:《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⑩米暂沉,前引书,第64页。
  (11)孔从洲:《对杨虎城先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回忆》,《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259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