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蒋关系与西安事变
张天社
西安事变具有传奇一般的色彩，它“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①当人们震惊于事变种种出人意外的情景时，在西安事变诸要素中，人们似乎忘记了事变双方，即张学良与蒋介石私人关系的作用。实际上，西安事变是张蒋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即不可能。关于张蒋政治分歧，论著很多。本文拟就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史界同人。
一、张蒋关系使西安事变成为可能
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军内部，张学良和蒋介石一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摆脱了日本的羁绊，完全倒向南京政府，使蒋兵不血刃而拥有东北主权，从而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又出兵山海关，助蒋作战，再次促成了蒋介石的武力统一。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五大军事系统中，虽然蒋介石先后向李、冯、阎开刀，一决雌雄，而唯独张学良一贯拥蒋，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张学良少年有为，志虑清纯，一片爱国激情，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也深得蒋的垂爱和器重，为蒋所利用。东北易帜后，蒋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统辖东北地区。中原大战后，蒋又任命张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蒋为总司令)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统揽东北、华北军政大权。蒋介石把北中国完全托付给张学良，也可看出蒋对张学良的信赖。这样，年仅30岁的张学良便“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在军事政治权力上，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顶峰时期。”②
同年11月，蒋邀张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并推张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拜宋美龄之母为干娘，与宋美龄结为姊妹。从此，张学良便成为与蒋家、宋家密切往来的座上客，张蒋关系更进一步。蒋请张同谒中山陵、游汤山、共聚餐，张学良十分感动，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下誓言说：“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③12月，他北返天津时，对报界说：“首都一行印象颇佳。”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蒋密令撤往关内，国人均指骂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1933年初，日军向关内扩张，热河沦陷，全国舆论又谴责张学良。张两次替蒋蒙受不白之冤。1933年3月，张学良辞职下野，到欧州游历，他十分欣赏和推崇德、意的法西斯制度。1934年初，他回国后就力劝蒋介石效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⑤张学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高唱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⑥所以再次为蒋所利用。蒋先后任命他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蒋均为总司令)，率领东北军进攻红军。
193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与红军作战的接连受挫，东北军内部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从怀疑到反对蒋的内战政策，并与红军签订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定。虽然张蒋关于内战政策分歧愈演愈烈，但因受传统忠孝思想的影响，张对蒋的忠心并未改变。无论是1936年3月张学良同李克农的洛川会谈，还是同年4月张与周恩来的肤施会谈，张都不同意中共抗日反蒋的主张，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蒋有抗日可能，主张抗日必须联蒋。此后，当军统特务不断向蒋密报东北军与红军往来时，张学良对人说：“弟自入关以来，对蒋委员长极端忠城，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⑦蒋介石也为表示与张学良以诚相见，就把这些密报抄送张学良，让张自省。同时，蒋介石“妄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以及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亲自去西安，以挽回颓局。”⑧
蒋介石到达西安，张以至诚劝说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申伯纯说：“张学良的性情比较爽朗，他同蒋的关系又不同于一般部属的关系，他敢于向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也敢于当面与蒋争辩。”⑨但是，蒋介石对张的进谏竟勃然大怒，漫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说：“你现在就是拿抢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⑩张蒋的政治分歧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善说、苦谏、哭谏均告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不得己而决定硬干，实行兵谏。
自古以来，朝臣对君主、部将对统帅的进谏，都有两个主观因素为基础：一是进谏者动机的纯结和高尚，即不为私利，而从国家或大局的利益出发；二是双方关系融合，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深入到别人无法涉及的话题，从而促成纳谏者的觉醒和改变初衷。如果仅有高尚的动机而无良好的关系，则很难找到进谏的时机和条件，难以达到进谏的目的；如果仅有良好的关系而无纯洁的动机，则进谏就会成为乱臣贼子的鬼域伎俩和阴谋，失去进谏的性质。兵谏是进谏者特殊的、也是最后的手段，它增强了劝谏的力度，但也增大了劝谏的危险性。
西安事变的特殊性，正是张蒋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由于张学良动机的纯洁和与蒋私交的深厚，才使西安事变具备了可能性。事变后，张对部下讲话说，他与蒋的政治冲突己无法化解，但他又不能公开叛蒋，所以很苦闷，曾想了三个办法：辞职出走、口头诤谏、实行兵谏。由于辞职出走就使抗日成为空谈，口头诤谏又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寻机兵谏。而兵谏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他反省”，而“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11)
周恩来曾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12)但是，如果缺乏上述两个条件，如果换成其它国民党的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则西安事变就不会逼成；既使逼成，也不会具有如此进步的意义和性质。
二、张蒋关系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6年，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于10月22日和12月4日先后两次到达西安，均驻节临潼华清池。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信任，他让张学良派兵保卫自己行辕的安全。当时，张学良有卫队两个营：王玉瓒卫队一营和孙铭久卫队二营。张即命令卫队一营前往临潼负责蒋行辕的保卫工作。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随从卫士大约二三十人，主要负责蒋的住所五间厅的安全，华清池内和二道门由一排宪兵负责保卫，张学良卫队一营负责护卫头道门和华清池外围的安全。(13)蒋介石本来生性多疑，每到一地，则护卫如林。而这次来到张、杨防地，由非嫡系军队负责保卫，在蒋的历史上，也可能只此一次。这就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蒋介石到西安后，张学良几乎每天都到蒋的行辕去，不是汇报，就是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系特务曾扩清说：“蒋介石到西安，张学良表现出泰然自得的样子，随时去华清池向蒋请示问好，情如亲人。”(14)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作最后一次进谏，希望能以至诚感动蒋介石。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张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同时表示他个人对蒋一贯忠诚，为领袖着想，才不能不披肝沥胆，誓死力争。说话间，声泪俱下。但是，张学良的苦谏和哭谏，却招来蒋的大怒和漫骂。蒋历声说道，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张学良回到西安，一见杨虎城就说失败了，并让杨再去劝蒋。杨去临潼，仍是不得要领而回，于是他们便密谋硬干。当时，杨虎城还担心张蒋交情虽好，但万一同蒋说翻了，让蒋看出马脚，离开西安，事情就难办了。张学良说：“看不出蒋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以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它的举动。”(15)他们开始打算设法将蒋诱骗到王曲或西安城内软禁起来，或者以请蒋再到王曲军官训练因训话为名，在中途设伏，劫蒋入城。但由于时间仓猝和西安城内蒋系势力众多，这两个办法都不易实现。最后他们认为，扣留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还是利用有利的形势，采取全面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鉴于张蒋关系和张的卫队守卫华清池的便利条件，张杨决定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蒋，十七路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蒋系大员。(16)
12月8日，当张、杨听说学生决定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时，他们害怕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如果蒋搬到他的嫡系军队中去住，那么有利的条件就会失去，扣蒋计划就会落空(17)。所以，他们曾极力劝阻这次行动。可喜的是，蒋介石并未因此而转移住所。
为了保证扣蒋计划的顺利进行，张学良特意挑选了两个绿林出身的军官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及其部团长刘桂五负责行动。12月11日，张以请蒋训导白、刘二人为名，将他们带到华清池五间厅，意在让他们熟悉华清池的地形，认清蒋介石的住所和蒋的面目，以利行动。具体执行扣蒋任务的是卫队营。因为卫队一营是蒋行辕的守卫者，所以张命令王玉瓒一营首先行动，孙铭久二营紧密配合。
这样，张学良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迅速完成了扣蒋的一系列部署，使12月12日凌晨临潼扣蒋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
当临潼枪声打响后，无论是蒋的卫士还是蒋本人，均以为红军打过来了。当蒋在山洞被东北军士兵发现后，蒋连声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当蒋被带到西安后，他还在问：张副司令怎样还不来?可见蒋对张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张蒋的私人关系，为西安事变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点，蒋介石亦表示承认。蒋介石后来说：他“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认为：“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疏忽而起”(18)。这一句话，蒋虽然从自大的心理和反动的立场出发，但从中可以看出张蒋关系在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
三、张蒋关系使西安事变的发展较为平稳
西安事变发生后，外间的震动和反响甚为剧烈，但就西安内部而言，其情节发展却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意外事故，没有发生对蒋进行人身威胁，或将蒋置于民众审判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蒋固有的私人关系。
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院长为蒋介石)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19)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话说：“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20)。张学良的这些言论以及事变后的一系列通电和讲话，除了寻求全国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以外，还有两个明显的目的。其一，针对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实力派的责难，张学良从他与蒋的私人关系以及他们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说明这次事件并不是兵变或叛乱，而是向蒋作最后的诤谏，促使蒋作出最大的反省。其二，为避免事变后可能出现的内战危险，张学良还是从他与蒋的私人关系和他们抗日救国的愿望出发，保证使事变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而决不越轨妄为。如果说张蒋关系和政治分歧导致了西安事变爆发的话，那么，事变发生后，张蒋关系和政治分歧又反过来促使事变沿着正常、平稳的轨道前进。
还在事变发生前，张学良就多次对孙铭久等捉蒋人员说，一定要活捉蒋介石，千万不要把蒋介石打死了。当临潼传来蒋不见的消息时，张十分着急，说如果蒋不见了，就请杨虎城提着他的人头，去南京了结此案。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邀请杨虎城一同去看蒋。杨后退一步摇头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郑重地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谈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作领袖呢!”因杨执意不去，张就身着上将军服，独自去见蒋。他对蒋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21)蒋见张对自己十分尊重，就又摆起了领袖的架子，斥责张学良犯上作乱，根本不听张的劝谏。第二天，张再去见蒋，因蒋肝火甚盛，仍无法交谈。虽然如此，张还是三番两次地去看蒋，让部下给蒋送去棉衣、寻找假牙、按时呈进牛奶茶点等，对蒋的起居生活关怀备至。
在事变发生后的前三天，蒋自忖必死，并给宋美龄写了遗嘱。但恰恰相反，张学良为了蒋的安全，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将蒋从西安绥署所在地新城大楼搬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13日晚上，当刘多荃、孙铭久等奉命请蒋搬家时，蒋却以为要枪毙他，顿时面色大变，浑身发抖，死赖也不走。
事变发生时，住在西京招待所内的陈城、蒋鼎文等军政要员，除邵元冲企图逃跑，致伤身死外，其他均被十七路军一网打尽。当天，张、杨即去安慰他们，说明了兵谏的意图，表示对他们和蒋介石绝无加害之意。同时也向他们宣读了对全国的通电，要求他们一一在电稿上签了名。此后，张、杨还多次去看望他们，并派人送去扑克、书籍等，以供消遣，在生活上也十分优待。
事变发生后，设计委员会曾讨论要杀掉蒋介石，但鉴于张学良的态度未获通过。(22)12月14日，申伯纯等召集西安各界群众大会，一致决定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23)但也由于张学良的反对和形势的发展未能进行。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要求“杀蒋”和“审蒋”的呼声很高，西安各界群众也强烈要求惩处蒋介石，这些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反对下和后来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才没有演变成为事实。
12月14日，与张蒋均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飞抵西安。端纳在1928年至1934年曾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后来由于张蒋关系密切，端纳又进入蒋的幕府，于1934年至1940年成为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端纳的到来，无疑为事变打开了僵局，使事变的发展更趋平稳。端纳不仅带来了南京的情况、宋美龄的信件，并向蒋说明了张、杨的动机和用意。他说：“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24)通过端纳的劝说和几天来的观察，蒋也意识到了张、杨的真正意图和对他并无加害之心，这才心平气和地同意从新城大楼移住高公馆。15日，张在端纳的陪同下再去见蒋，第一次向蒋宣读了他们的八项主张，同蒋讨论了抗日问题。
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进入西安，同张、杨一起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因张也与宋家关系密切，可以深谈一些问题。张表示他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而且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抗日。宋美龄看到张的态度诚恳，发现她以为西安方面要钱要地盘的想法错了。但她批评张行事太莽撞，希望尽快收拾危局，送蒋回京。张也表示愿意尽快解决。此后，蒋介石指派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基本达成一致协议，西安事变迅速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四、张蒋关系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发动事变前，张学良多次对大家讲，此次对蒋采取行动，是要求他领导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事变发生后，张杨向全国通电，说明西安事变是对蒋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25)12月13日，张对所部讲话，依然说：“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26)所以，从事变一开始，张杨的动机和张蒋关系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12月14日端纳的到来和17日周恩来应邀进入西安，都使事变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12月23日至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在张杨八项主张的基础上，双方最后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协定，蒋介石表示不签字，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其实行。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张表示同意，并要亲自送蒋回南京。23日，设计委员会开设讨论放蒋的条件，认为没有保证，蒋不能走。杨虎城也认为放蒋要有先决条件，至少蒋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张学良听后表示反对。他说，只要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保证不保证，签字不签字没有关系，签了字要撤毁还不同样撤毁。关于亲自送蒋的问题，他说：“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27)
25日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和幕僚的联名信，提出放蒋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撤出潼关，否则，既使张杨两将军答应，他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后大吃惊，蒋介石、宋美龄也惊慌不己。这时，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决定悄悄地送蒋走。他对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定亲自送蒋走。”(28)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上了飞机，飞到洛阳。在洛阳，他又要求杨虎城释放被拘禁的蒋系军政大员。
26日，张陪同蒋到达南京，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演出了一幕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软禁了张学良，并对西安进行军事威胁。如果说事变前，蒋介石有些过于信赖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为事变提供了便利条件的话，那么和平解决时，张学良又过高估计了与蒋私人关系的作用，遂陷入蒋的魔掌。张学良对邵力子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却演坏了。”(29)申伯纯也说：“由于张过去帮了蒋的大忙，立过大功，一度是蒋家密切往来的座上宾，似乎深得蒋的宠爱，因此张把过去同蒋的密切关系这个因素估计过高了。他对蒋也是太天真了。他总觉得事变让蒋吃了苦头，伤了感情，现在只要抗日问题能解决，就应尽量让蒋吃点甜头，以挽回感情。所以他对提高警惕防止蒋的背信弃义与反悔报复，竟不加考虑。”(30)
虽然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毕竟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在蒋不断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接受南京政府的善后办法时，张学良一再向杨虎城和西安将领表示，为了实现发动事变的初衷，请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的方案，和平解决问题。这样，到1937年2月，西安事变最终宣告和平解决。毛泽东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31)
总之，西安事变是张蒋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不仅为事变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促使了事变的顺利进行和平稳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①《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69页。
②《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③《国闻周报》第7卷，第46页。
④《国闻周报》第7卷，第48页。
⑤《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⑥《国闻周报》第7卷，第13页。
⑦《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97页。
⑧《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41页。
⑨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⑩申伯纯著，前引书，第105页。
(1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1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66页。
(13)《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6—228页。
(14)《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09页。
(15)《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9页。
(16)申伯纯，前引书，第105页。
(17)《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2页。
(18)《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58页。
(19)《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32—133页。
(20)《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24页。
(21)申伯纯，前引书，第117页。
(22)申伯纯，前引书，第126页。
(23)申伯纯，前引书，第129页。
(24)申伯纯，前引书，第142页。
(25)《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14页。
(26)《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18页。
(27)《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1页。
(28)申伯纯，前引书，第161页。
(29)《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93页。
(30)申伯纯，前引书，第150页。
(3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