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张天社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因而关于国际大局和国际事务，更无参与、领导的希求和可能。中国完全被排斥出世界大国的行列，其国际地位日趋下降。
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的国运从低谷开始回升，但举步艰难。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雄伟力量、坚强意志和巨大贡献，使同盟各国、尤其是美英等国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足轻重的中国战场更为西方各国所注目，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崛起。
一、中国战区的设立：对中国抗战作用
的认同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苏、美、英等世界大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虽然不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变，但基本上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兴起。这时，美、英等西方大国仍然采取传统的中立政策，只有苏联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美、英的这一态度实际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海军基地，随后即向东南亚各国和西南太平洋各岛发起进攻，战争很快扩大到太平洋三分之二的海面，美、英、荷、法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几乎全部落入日本之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最终惊醒了美、英诸国。 12月8日，美、英、荷、中等国纷纷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了一体。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定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恢复世界的秩序与和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面临东西方两线作战的困境。虽然它们制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但太平洋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使它们深感不安。因此，美英诸国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把在远在太平洋地区抗击日军、牵制日本进攻的重担寄托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并从中国军民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获得了必胜的信心，最终认识到中国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认识到中国战场对于同盟国遏制法西斯疯狂进攻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在社论中指出：“我们拥有中国这样的盟友，它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它有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和无限智慧的人民，我们对那里所作出之援助，将得到十倍的回报”。①无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始终屹立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最前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盟国的远东战略，乃至全球战略，都有非常巨大的作用。美国总统罗斯福深深懂得这一点。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把这些地方拿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掉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②为了防止这种灾难的出现，美英准备成立中国战区，全面援助中国，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
1941年12月下旬，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研究全球反法西斯战略计划。会议除商定在欧洲共同作战外，还重新制定了盟国在远东的战略计划，决定成立中国战区，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以及在中国、越南、泰国、缅甸北部的盟国军队对日作战。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决定三国在远东联合行动，防卫缅甸，掩护印度，维护滇缅公路对中国的运输，以增强中国的战斗力，更有效地牵制日军作战。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和缅甸北部。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表示赞同，并担任了中国战区总司令，着手组织中国战区统帅部。1月4日，“各盟国复电一致推举蒋委员长为26国联军在中国战区之最高统帅，于是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为联合国在东亚大陆上最高战略执行机构。”③为了加强盟国间的协调合作，同年3月，美国又派遣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英国魏菲尔任统帅)、太平洋战区(美国尼米兹任统帅)、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国麦克阿瑟任统帅)一起共同对日作战，并与欧洲战场、苏联战场相配合。
中国战区的设立以及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不但标志着同盟各国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认同和肯定，使中国抗战具有了世界意义，而且说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与美国、英国、苏联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个领导国家之一，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崛起。
中国战区设立后，西方国家迅速改变了对中国的歧视和偏见的态度，开始与中国通力合作，对中国全面援助。中国也应盟国的邀请，派出远征军深入缅甸、印度，配合英、美军对日作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大国地位的谋取和政治平等的恢复
不平等条约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政治包袱。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通商贸易、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运、投资设厂、开矿筑路、强占租界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内地驻兵等特权，严重侵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奋起的沉重枷锁。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更加汹涌澎湃，动摇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基础。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企图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但仅仅收回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的废除也因日本的侵略而不了了之，其它的特权更无能涉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才被重新提起，并得到最后的解决。
为了鼓励中国抗战，1941年5月、7月，美国、英国先后表示，在远东和平恢复之后，将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中国对此表示感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加入到抗日阵线中来，结束了中国军民孤力奋战的局面，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主要战场，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战场的战局如何，严重地影响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程，甚至影响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同时，中国军民的抗日力量和抗战意志，也深为同盟各国所敬佩和重视。为了促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军队，配合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罗斯福提出“保卫中国是保卫美国的关键”的口号。他主张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并积极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使中国在战后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得力、最可靠的伙伴，成为稳定世界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四块基石之一。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个目标，一是支持中国有效地同日本作战，二是在战时和战后，“承认和把中国建成一个跟俄、英、美之三个西方大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④
但是，想让一个与英美在政治上不平等的国家在军事上共同担负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重任，想让一个仍然受不平等条件束缚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支柱，想让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平等条约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盟国间的互助合作，而且成为中国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严重阻碍。因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恢复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平等地位，已经成为设立中国战区提高中国军事地位后的迫切问题。到远东和平恢复之后再废止不平等条约，已不合时宜，并将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效果。
1942年初，英美政府就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展开讨论，中国政府也趁机与英美进行了频繁的磋商，希望两国能够废除在华的一切特权。9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美国决定立即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一行动的目的：“(一)具体的协助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二)洗刷中美关系上现存的所有不正常事项；(三)正式规定英美人民在中国所享有的一般权利完全和他们在其它友邦一样。”⑤英国对此表示赞同。10月9日，美英同时通知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废除以前不平等条约，并缔结新的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经过多次谈判，美国除保留在华驻兵权、经商权，英国保留对香港的占有权外，两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基本平等的条约。接着，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也先后与中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取消了在中国的各项特权，废除了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同年12月，美国又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中国公民移居美国，并依法取得美国国籍，从此结束了美国歧视中国侨民的极不光彩的一页。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中国人民正式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和束缚，洗涤了百余年来的奇耻大辱，基本上恢复了中国主权国家的地位，使中国第一次以平等的政治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近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军国对世界反法西斯的巨大贡献和作用的结果。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谋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奠定了政治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在日本横扫了列强各国的在华权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种特权名存实亡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并无实际的内容。英美等国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仍然在于借此提高中国的抗战能力，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配合盟军作战。所以，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是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⑥
三、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开罗会议：国际事务的
参与和对中国大国地位的确认
1943年下半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战略转折之时，在远东战场抵抗日军达12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对西方各国的有力支援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更获同盟各国的一致赞誉。原定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研究全球战略之时，不得不考虑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在未来国际和平事务中的作用。在美国的倡议下，苏美两国同意邀请中国参加。国民政府指派驻苏大使出席了这次会议。10月30日，会议通过了《苏美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宣言指出，苏美英中四国政府决心继续对敌作战，“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四国政府“感到有使它们自己和同它们同盟的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有必要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⑦在会议期间，中国获得了“在重建法律与秩序，创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四国将彼此协商”的承诺。⑧莫斯科外长会议及其宣言的发表，不仅表明了中国在恢复政治平等地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使中国在战时的大国地位及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得到世界的确认，而且将表明，在结束战争和未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中国也将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为了商讨盟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反攻和战后处理日本问题，同年11月，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国际最高会议，自然显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
开罗会议本来是美英两国为即将召开的苏美英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目的在于商讨盟军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协调两国的行动。但基于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罗斯福不顾邱吉尔的反对，坚持邀请中国政府首脑参加，“更派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为私人代表，专程飞重庆，向蒋主席说明开罗会议上之用意并促驾，使此一会议因而变成中美英三巨头会议。”⑨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应邀飞抵开罗。第二天，开罗会议正式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除了商讨盟军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外，还作出了解决战后远东问题的方针。11月26日，三国签署了《开罗会议宣言》，在征得苏联同意后，12月1日公开发表。
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在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⑩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克服了邱吉尔的疑虑，蒋(介石)作为四巨头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11)罗斯再次答应让蒋介石成为“四强首脑之一”，使中国获得世界“大国地位”。所以，在此后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即提议战后由美、英、苏、中组成的“四警察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开罗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它不但对中国收回被日本所侵占的领土作了明文规定，而且勾勒了战后远东格局。开罗会议使国际社会再次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外交上的重大成就。
四、联合国的成立：中国大国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确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就成为极端重要的议题。早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美、英、中这四个反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就首次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构想，得到了其它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拥护。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强国之一，是最早对法西斯作战的国家。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亚洲大陆，中国军民始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配合盟军的战略行动，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人民不仅有能力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而且有能力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英美苏三国在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分别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决定创建联合国。9月29日至10月7日，美英代表团又与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继续会谈，中国代表团对建议案表示赞成，并就其中某些方面提出补充意见。这些意见在征得苏联同意后，于次年5月1日作为四强一致通过的提案提交联合国成立大会审查。3月5日，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中、苏、英、美共同向各有关国家发出邀请，凡在1945年2月8日前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签字的国家以及在1945年3月1日前对法西斯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均可出席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如期举行，46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四个发起国的首席代表轮流担任大会的主席。当第三次大会主席、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热烈欢迎”。(12)在大会进行的一般性辩论中，中国的许多建议被大会采纳并写进协议。6月25日，与会各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成为第一个签字国，代理首席代表顾维均以及董必武(中共党员)等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新华日报》指出：“国际外交和世界公文用中文签字，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3)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
中国是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联合国的发起筹建，到联合国的成立运转，中国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联合国的成立，最终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大国地位虽然确立，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美英苏并没有完全把中国视为平等伙伴，中国也始终未能与美英苏平起平坐。尽管中国跻身于大国行列后未获得真正平等的身份，但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却是无可争辨的事实。
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地位的提高，虽然是出于美国利用中国遏制日本，配合其全球战略的目的，也与国民政府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但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尤其是掀起全民族抗战高潮的结果。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地位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形成，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以及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地位和作用，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本文为1995年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纪念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征文获奖论文)
①[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第72页。
②[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
③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471页。
④《赫尔回忆录》第二卷，纽约1948年版，第1257—1258页。
⑤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0页。
⑥《解放日报》1943年1月29日。
⑦《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7页。
⑧[美]克里洛夫编：《联合国史料》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 306页。
⑨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40页。
⑩《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11)[美]范斯莱克著：《马歇尔使华·绪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12)《大众报》1945年4月30日。
(13)《新华日报》1945年6月28日。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