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成立缘起、必要性及今后努力方向——1999年10月12日在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李云峰
各位领导，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刚才听了一些兄弟单位和朋友发来的充满深情与期待的贺词，听了孙校长热情洋溢而又中肯切实的讲话，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也倍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代表研究中心的成员向大家表示，决不辜负朋友们的厚望和学校领导的重托。
提起中心成立的缘起，我首先要感谢张学良基金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周毅教授。可以说，没有周毅教授的提议和鼓动，我们没人会想到成立这个中心。其次，我要特别感谢李连璧老、刘永端老、刘祖荫老、杨拯英会长和张友坤研究员，当我打电话或当面向他们提及此事时，他们都毫不迟疑地表示支持。正是他们的明确支持态度使我下定了决心。再次，我要感谢许多有关老师和校友，正是他们对母校的挚爱、勇于任事的精神和扎实而富于创见的治学功力给了我充分的信心，使中心的成立有了可能。最后，我更要感谢我们文博学院的党政领导、学校的党政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他们不仅善于倾听下层的建议，善于把握我校的优势，而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及时地进行研究、拍板和审批，这才使中心的成立成为现实。
还在去年12月，当我在沈阳出席“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周毅教授多次和我交谈。他说，1987年以前，对于张、杨两将军和西安事变的研究，西安走在东北的前面，出了不少成果，还开了50周年学术讨论会，那时东北的学者自叹弗如，就决心向西安学习。从那时到现在，事情翻过来了，西安动静不大，东北则搞得热火朝天。他又说，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心应该在西安，你们学校有优势，应该成立个中心，以便把张、杨两将军的研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研究，西安事变和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研究统起来。如果西大能成立这个中心，我这里的资料都可供你们使用。周毅教授的这些话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心情很不平静。回校后我立即向院务会做了汇报，院党政领导认为周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并马上起草报告送科研处和学科办，得到支持。今年8月，在辽宁台安县再次召开“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院领导又明确表示同意我再次赴会，并将成立中心的意向向会议作一通报。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也都表示支持，并要求新世纪的第一年，即2000年8月在西大举行西安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到台安赴会的还有中心成员、西安联大的张天社老师，他的论文和我带去的5篇论文在会上宣读和介绍后，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当时，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的赵杰副主任刚从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夫妇回来，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赴美情况后说，西安事变的研究重心理应放在西安，并慨然答应与我们进行合作。可以说，正是东北学者积极、友好的态度给了我一种紧迫感，促使我们尽快把中心成立起来；同时，如果明年8月在我校举办国际研讨会，也好以中心的名义集点资、并早点发通知，让国内外有关学者早做准备，确保论文质量和会议质量。这，就是中心赶在今日成立的缘由。
至于成立这个中心有没有必要，我想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一是这些年东北与西安研究成果比较的事实。东北为了学习西安、追赶西安，于1987年12月在沈阳成立了张学良学术研究基金会 (与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该组织成立后，随即展开活动，得到张学良将军的旧部、眷属、亲友和海外热心人士的支持，先后出版了《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华北危机纪实》、《张学良将军画册》、《张学良文集》(上下册)、《张学良将军手迹》、《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张学良与东北军五十七军》、《张学良及东北军新论》、《张学良与辽宁教育》、《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张学良年谱》(上下册)、《江海星火》、《常恩多将军传略》、《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六十年文史吟》、《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档案资料汇编》、《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论文集》、《兵谏传人——常故师长纪念册》等数十部著作，赞助摄制了八集电视专题片《张学良将军纪实》，以及《抗日天魂》、《陈纳德将军在中国》等，还赞助召开了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研讨会、庆祝张将军90寿辰大会、东北军十四年抗战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张学良既东北易帜国际学术研讨会、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并多次赴美探望张将军夫妇。1995年他们访美归来后，即决定将张学良学术研究基金会更名为张学良基金会，并于1996年1月在辽大召开了成立大会。上述情况表明，东北的学者后来居上，确实走在了西安的前头。我们虽然于1996年促成了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大的召开，各方面也出了一些零星成果，但总体上力量分散，成果不多也不系统，局面显得比较冷清，特别是对杨虎城将军生平事迹的研究比较薄弱，与东北的差距显而易见。当然，东北有东北的具体情况，西安有西安的具体情况，也不一定非强求一律，但这个差距确实存在。我和中心的其他成员都认为，西安必须迎头赶上去。今天成立这个中心，就是想改变这种落伍、后进的局面。
二是该领域研究状况的事实说明有必要成立这个中心。有人说，西安事变已经弄清了，没啥搞头了。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当然，自贝特兰最早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的故事》以来，国内外学界在此项研究上已取得累累硕果，各种零散资料和资料汇编亦层出不穷。然而从各个方面考察，研究现状难以令人满意。首先，大量已公布的资料尚待鉴别、整理，尤其是不少新的第一手资料还没有挖掘出来。其次，许多重大的难解之谜(如事变前西北三方高层会晤、中共“非委”系统罗章龙以及黎天才与事变的关系、事变中蒋周会谈等)尚未揭秘，许多流行讹误、似是而非的问题尚待系统的考证，许多几成定论的问题尚待重新认识与研究。再次，西安事变这个课题不仅涉及事变本身，而且涉及张杨两将军的生平、思想及两支军队的起落兴衰，涉及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涉及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涉及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其范围是非常宽广的。而学术界却缺乏较为广阔的视野和以史实考证、数量统计、个案分析为根基的，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此种论著尚付阙如。我以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往“大而化之”的学风有关，也与我们的历史理论，尤其是历史观与方法论没有更新有关。因此，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力量(主要是中青年力量)，创造性地展开集中、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不是什么多此一举，而是非常必要的。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我们考虑中心成立后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应是在唯物辩证史观的指导下，加强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集中力量进行已有资料的整理、新资料的开掘和开展实证研究，力争编出一套多卷本的、翔实可靠的《西安事变资料总汇》，写出一部带有综合性的、科学反映事变全貌的《西安事变全史》。在第一阶段，我们打算一方面与东北合作整理一批资料，另一方面则是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数理统计等多学科手段，对许多重大史实和流行讹误进行系统地考证和研究，预期先写出若干篇论文，如《是兵谏，还是革命?——西安事变性质考辨》、《西安事变的社会学分析》、《蒋周会谈揭秘》、《蒋氏承诺问题研究》、《二二事件起因探讨》、《西安事变前后西北地区的经济波动》、《重新认识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反应》、《黄永安叛张投蒋问题的个案研究》、《冯钦哉叛杨投蒋问题的个案研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综合力的数据解析》等，为2000年8月在西大成功地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做充分准备。
总之，今天成立的这个中心，其最大特点就是干实事，求实效。我们每一个成员是下定了这个决心的。在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决心在西大党委的领导下，在各位顾问、各协作单位、各位校友的支持扶助下，发扬集体协作和创新精神，努力开拓进取，在西安事变研究领域出一流成果，创一流业绩。我们竭诚欢迎在座各位随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指导。
谢谢大家!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