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在武汉任职时期的思想轨迹及特点
张春英
张学良考察欧洲回国后，蒋介石命他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之职，随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1935年10月被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去西安而离开武汉。因而从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张学良在武汉工作、生活共20个月的时间。在英年时代，20个月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尤其是对张学良来说，他的一生真正在职工作从1919年算起到1936年，仅只有17年的时间，而在武汉任职时间就有近两年时间，约占其整个工作时间的10%左右。因此，研究张学良在武汉工作期间的言行，对于深刻认识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张学良在武汉，而只是探讨其在此期间的思想轨迹，从而找出这些思想与一年多后发动“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武汉时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因为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发动“西安事变”这个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惊天之举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可以追溯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张学良的思想，但武汉时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夕，从这个时期去探寻事变的思想渊源，更有其特殊重要性。从现有史料看，张学良在武汉的思想轨迹有以下若干特点。
一、爱国主义是其思想的主体
因“国恨家仇”而形成的爱国主义是张学良的一贯思想，但在武汉时期表现得更为鲜明深沉，内涵更为丰富。
(1)对国家处于危机状态忧心如焚。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奉蒋介石不抵抗之命丢掉东北后，他对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有切身体会与深刻的认识。对于祖国处于极险恶的形势，他比许多人有更高的认识。他刚到武汉，就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已处于危机关头。他指出：“中国已处于万分危急的境地中，……自己的祖国是久已具备亡国条件。举国上下，如不能一致奋起，那真是国无亡日了。”①他在与东北大学运动队及东北大学旅汉教职员的讲话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应深知中华民族已不成其为民族，我们的多数同胞久已过着非人的生活。”②对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问题，张学良在武汉随后的一年多，几乎是逢会必讲。这与某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的醉生梦死形成鲜明的反差。
(2)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学良把国家与民族的危机看得十分透彻，并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他曾深刻地指出：“中国民族，在世界民族史上占有极光荣及灿烂的一页。虽然，这八十年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不断向我们袭来，但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今日的中国，虽然沦于风雨飘摇之中，但终有复兴的一天，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念，不可妄自菲薄。”③张学良之所以坚定中华民族可赶走帝国主义以达到复兴的目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中华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优秀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他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反对异族入侵而重新复兴的大量事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复兴的先例，所在多是。……这些史实，都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复兴者，由于坚定复兴之信念而已。”④他甚至以欧洲一些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来鞭挞中国某些人，实质上，他是恨铁不成钢。
(3)坚持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对于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来说，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张学良在武汉时期这方面表现是很突出的。1935年5月，蒋介石根据《何梅协定》，应日本人的要求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因为于学忠是东北军第51军军长，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征求意见。张学良出于坚持国家主权的最高原则，不同意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张的复电称：“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候(孝候为于学忠的字——笔者注)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⑤虽然蒋未听取张学良的忠告而免去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但也说明武汉时期的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时有所不同，他能坚持国家的主权而不同意蒋的意见，可以说为次年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维护国家统一，是张学良的一贯思想。“东北易帜”就是最好的明证。此时，他更加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他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的已有事实证明，今后我更要在这一方面作最大努力。”⑥这的确是张学良一生追求的目标。时至今日，他虽已年逾一百，身在异国，但仍念念不忘台湾早日与大陆和平谈判，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张学良爱国主义的又一重要体现。他在武汉时期，抓住每一次机会，向遇到他的人宣传这一思想。其语言的动人，可以催人泪下，至今读起来仍不禁使人热泪盈眶。这里仅引几段就可以看出张学良的赤子之心。他说：“永把国家放在自己的面前。”还说：“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来为国牺牲。”“不要近视眼，不要太自私，国家问题永是高于个人问题的。”在《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一文中，他提出为国牺牲不应讲什么条件，也不应说是为了图什么名利，就要做到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他说：“我们为了要替中国人争人格……不怕牺牲，挺起腰来作人，那才是好汉子!记住，我们今后只有跳火炕，死里求生，才有出路。我不但已经痛下决心，而且在实践了我的决心，望你们能追随我向前迈进!”⑦他还常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外国人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话来勉励部下，共同为国家的生存而献身。正因为他有为国牺牲而不计较个人任何得失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才可能在一年多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的确实现了他为国牺牲一切的高尚理想。
(5)誓死收复东北是爱国主义又一突出表现。对东北沦陷这个痛心疾首的事，张学良虽然是代人受过，但还是多次责备自己。悔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武汉时期反复论述必须收复东北。他在对110师630团的讲话中指出：“东北的军人，一天不见东北收回，心中便一天不安，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的。我们活着应当为收回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当将尸骨埋到东北去。”他向东北军官兵大声疾呼要为收复东北而奋斗，他认为这是东北军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就是全国人都会为收复东北而死，我们东北军也必须死在国人的面前，先去流血，先去牺牲。”⑧
张学良不仅有决心誓死收复东北，特别宝贵的是有信心收复东北。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经过东北军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奋斗，“终必有达到最后愿望之时，此吾人于忍痛志哀中所应共具之最大信心。”⑨正因为张学良具有收复东北的决心和信心，才在绥远抗战危急时，派东北军援助绥远抗战，也才促使他发动西安事变。
概括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强烈、鲜明、具体、深厚，从而成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发坚实思想基础。
二、对中共态度的微妙变化
在武汉任职近两年间，张学良对中共态度有某种微妙的变化，与西安事变的发动有着深切的关系。
(1)反共是很坚决的。顾名思义，他的职务是“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委任张担任此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张学良此时反共很坚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蒋介石也不会有这个任命。张上任后，“剿匪”是很积极的，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共言论，有些言论是很毒狠的。如说什么中共的目的就是：“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破坏家庭，破坏法律，破坏道德，破坏私有制度，破坏整个社会国家组织”等等。因而他得出结论是：共产党“不仅使中国数千万同胞流离丧亡，使全中国的经济破产，使全国政治日益紊乱，并且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最大的进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赤匪是目前中国民族国家之最大的敌人。”这些言论完全出自蒋介石，张学良不过是从蒋那里贩卖来的罢了!既然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共产党，当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剿匪”副总司令当然要下达命令：“全体官兵都抱着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则剿灭赤匪的成功即在目前。”⑩表明他的反共是坚决的。
(2)对于“反共好是好，就是反不了”的说法，张学良是有所认识的，因为主力红军早在张学良赴汉以前就已大转移，在其任内，鄂豫皖苏区内的红军已为数不多，主要是红25军在坚持斗争(11)。随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尤其是因为王明路线所带来的恶果，红25军不得不于1934年11月从罗山出发，开始长征。对此，张学良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但对于红军的战斗力是有所领悟的。因为他把东北军50%的兵力用来对付红25军等几千红军，才取得了所谓的“胜利”。对这个“胜利”取得的原因他心里是有数的。当红25军长征后，“剿匪”总部有的人认为已完成了任务，张学良针对这个说法指出：有人认为“剿匪”任务业已完成，“实则不然。当然不惟说不到已竟全功，虽即谓为大，部分任务尚未着手，亦无不可。”(12)与国民党某些浑浑噩噩的领导人相比，张学良对中共的这个认识也是略胜一筹的。
为什么张学良有这个认识呢?究其原因是他在武汉时期对中共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如他所说：“近几年来共产党闹得厉害，并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大力量，是因为老百姓痛苦太甚，共产党一声号召，大家便盲目的跟着走。……大家要知道正本清源的治匪，不是专就一个剿字用功夫就可以做到，最要紧的是解除老百姓的痛苦。”(13)这话说对了一半。就是说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对的。另一半不对的地方就是要代表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去解除人民的痛苦，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太天真了。但是，他能认识到中共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在不到一年之后就在陕西与中共开始秘密接触的重要思想准备。
(3)首次在武汉提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各党派共同救国的主张。由于张学良爱国心切，因而只要能够团结抗日，他都热烈支持。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于1934年6月7日在武昌总部对世界电讯社记者的谈话中，有一段甚为感人的话：“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困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14)在这一段沁心肺腑的救国主张的论述中，除了对“内战频仍，政争不息”的责任问题上是非不清，即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以外，其他的论述都是很精辟的，也是很了不起的。作为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的张学良来讲，其军职仅次于蒋介石，可谓国民党的第二号军事首领人物，却能于1934年6月发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可谓独树一帜。不仅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他是提出国共合作的第一人，就是在中共中央方面，此时也未达到这个认识的程度。因为此时，正是王明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发展到高峰的时期，王明等人不仅未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人士，而且把国民党营垒看作是铁板一块，实行的是关门主义和打倒一切的左倾路线。所以，张学良是全国高层政界人物中最早提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联合第三党等一切抗日的党派，组成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第一人。对此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他率先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就能在一年多后到西安不久即与中共取得联系，协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
三、对蒋介石一分为二的态度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从总体上看是拥蒋的，但在武汉时期也有些变化，应该说是一分为二的。
(1)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导方面，张学良是坚决拥护蒋介石的，特别是他考察欧洲回国后，这方面更加重了。如他在回答世界电讯社记者的谈话中就认为中国需要法西斯正义。他很鲜明地说：“德、意两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15)在武汉时期，他说了很多要拥护蒋介石的话，这在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也是很突出的。在《对东北各军师主任以上政工人员的训话》中，他提出了“无条件拥护领袖”的论点，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行动都是对的。因为在一个国势阽危的国家里，要想拥护一个领袖去复兴一个国家，则必须具有此种坚确不移的信心。”(16)
张学良在武汉的主要讲话和文章中，几乎大多数都有论述拥护蒋介石的内容，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在蒋介石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词。国民党汉口市政府在中山公园门前建立一座蒋介石骑马的铜像，于1935年7月1日上午举行揭幕典礼。张学良到会作了《民族领袖之伟大人格与事业》的讲词。在讲词中用许多美丽的句子歌颂蒋介石的所谓丰功伟绩，把蒋捧到很高的境界。他说：“委员长以一人之身关系我国运之盛衰，民族之险替，我们有这样一位民族领袖，便是我们的民族生命有所寄托。”(17)更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是说孙中山先生早已选定蒋为自己的接班人：“总理认定委员长是可以承继自己的革命事业的人，晚年用尽平生之力，来对委员长扶植提拔奖掖鼓励，最后是把党国重任，一齐放在委员长的肩上。……相信自己一生未竟的事业，可由委员长来完成。”(18)这段话虽然与客观的历史有相当的距离，但可以理解这是张学良为了维护蒋的领袖地位而对历史的夸张。在讲词的最后说：“我们都应当相信委员长作我们伟大的领袖，秉承总理遗教，复兴民族的使命必能取得最后的完成。”(19)张学良不仅用尽各种办法宣传拥蒋的重要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处处向蒋学习。他在总司令全体职员大会上说：“委员长近每以写日记相勖勉，我现在也转来勉励诸位，要大家在明年都能写日记。”(20)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纵观张学良在武汉关于拥蒋的言行，可以看出他是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了把日本赶出东北去，为了复兴中华而拥蒋的，决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他的高风亮节，说明他与其他许多国民党政要拥蒋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复兴，因而西安事变后他冒生命危险送蒋返南京，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2)另一方面，张学良对蒋介石也不是完全盲目的服从，这一点与九一八事变时是有区别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前述关于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深层次的原因，即蒋介石不以民族大义为重，这是张学良所不能容忍的。
四、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张学良的一生可说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典范。在武汉时期他不仅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且要求部下也能做一个正直的人。关于如何做人，他有很多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选择几点重要的略加论述。
(1)为人要真诚。张学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表率。他说：“我是赤裸裸的，对任何人都是把我的良心拿出来，我常说一句仿佛是开玩笑而实在又是事实的话，就是我对人对事一向抱着‘脱裤子主义’，这就是说，我一点都不隐讳的与世人开诚相见。”(21)在许多文章与讲话中，他在希望大家如何做人时，常用“开诚相见”、“凭良心办事”等来勉励大家。特别是在《如何作事与作人》一文中，更是把“真诚”作为做人的主要指标。他说：“就作人之道言之：(一)作人之条件虽多，惟如其能作到一诚字，则必有可观。凡是以坦白无私之态度处之，待人接物恳挚真诚，举凡虚伪粉饰之弊，尽为扫除无余，则可以无愧于内心，亦必取得人之敬重。(二)吾人之一切言行，务求其实质不伪，勿沽名钓誉，……即言凡事应胥以坦白自然出之，而无所顾念其间。(三)心地如坦白而无所隐讳，则事无不可对人言，纵有过亦必勇于改过，能作能当，虽死无憾。”(22)为人真诚，这是张学良人格的第一要义，他的确实践了这个为人的主要指标，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不要自私自利。对这个问题，张学良论述得可谓入木三分。他说：“一个人能把私的意念完全打破，则对于得失利害，方能毫不计较，这才可以绝对忠实于一己对于国家民族所负的任务，甚或以身殉之而无所畏难。”他不仅提出不要自私自利，而且还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去剖析这个问题。他认为自私自利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来自于历史的沉淀。他说：“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何以迄今如此衰弱?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经元、清两代施以奴隶教育，使一般国民深染着升官发财自私自利的传统的毒”，这些流毒对中国危害极大，是造成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他在对湖北暑期军训学生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更敢说一句大胆的话，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看来，张学良对自私自利这个问题还颇有研究，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就是把自私扩大化就变成了不自私。他说：“人类本是都有自私心的，但是只要能把这个自私心的范围扩大，自利而利他，利他以自利，这样自利，是值得赞美的。……把平日狭义的自私心去掉，拿出广义的自私心来，为我国家，为我民族去吃亏，去吃顶大的亏。”
张学良以身作则，西安事变就是从广义的自私心出发，他自己吃了“顶大的亏”，但内心很愉快，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3)不要有坏习惯。他要求部下一定要除去坏习惯。他说：“嫖赌烟酒，任何一项嗜好，都足以损伤身体，废弛事务，有时因为嗜好太多，用钱的地方也不能不多，一切贪污之风，都是缘此而起。”(23)张学良还勇于自责。他检讨自己过去有坏习惯，给部下以坏的影响，然后坚定地说：“不过往事已矣。……从现在起，要作另一个人，我来领导你们重新作人!”(24)他不仅讲了许多克服坏习惯的话，而且严格要求部下，作了不少具体规定，如“无事不过江”。张对此解释说：“汉口是富有诱惑力的地方，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意志薄弱的人，到了那里，每每不知不觉，会增加生活上浪漫、颓废和堕落的成分。”还规定“避免无谓应酬。彼此应酬，虽为礼尚往来所不可缺，究亦要有节制。”此外，他要求部下不要“钻营”，并说凡是钻营的人都是没有真本领的人，这些思想变化与对于今天来说仍有其现实意义。
概括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的时间，是其思想转折的主要关键时期。此时的思想变化与一年多后发动西安事变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这个看法是否准确，提出来与学者们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市；邮编：430064)
①《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②《张学良文集》(下卷)。
③引自《军事周报》第6—8册。
④引自《军事周报》第6—8册。
⑤转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76页。
⑥《张副司令讲演集》第2辑，第151页。
⑦《张副司令讲演集》第3辑，第80页。
⑧《张副司令讲演集》第2辑，第188页。
⑨《武汉日报》1934年9月18日。
⑩《武汉日报》1934年5月15—23日。
(11)《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第419页。
(12)《武汉日报》1934年12月19日。
(13)《在湖北全省行政会议上的开幕词》，1935年3月4日。
(14)《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15)《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04页。
(16)《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72页。
(17)《扫荡报》1935年7月2、3日。
(18)《扫荡报》1935年7月2、3日。
(19)《扫荡报》1935年7月2、3日。
(20)《武汉日报》1934年12月29日。
(21)《武汉日报》1934年12月29日，《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74页。
(22)《武汉日报》1934年4月23日。
(23)《武汉日报》1934年6月6日—10日。
(24)《武汉日报》1934年6月6日—16日。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